..续本文上一页进程具有特殊价值，建议给予更大的关注。太史文通过对榆林窟、四川大足石窟中的生死轮图像和律部文献的研究，揭示了生死轮在佛教宇宙学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亚洲的传播，讨论了艺术家、僧人、俗众以及供养人在宣传生死轮中的参与，生死轮俗讲中的听众问题，并对唐代、长安、洛阳、敦煌寺院何处绘有生死轮作了一些推测。荣新江、童丕、胡素馨都是试图通过具体而微的考察，来展示中古寺院物质文化五彩斑斓的画卷，同时揭示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物质文化在宗教信仰中的功能等重大问题。巫鸿通过对一个历史实例的分析，建立一种称为“建筑和图像程序”的新研究范式。彭金章以大量图片、幻灯公布了发掘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最新发现。日本池田温介绍了20件日本古代寺院的流记资财账，并和敦煌、吐鲁番寺院文书作了比较，为整体研究东亚寺院财富的来源与使用形态开辟了一条新的途经，也为敦煌吐鲁番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严耀中研究了佛教对司法的反作用问题，这是宗教史与法制史交汇研究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本次研讨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论题的多学科性和前沿性，涉及到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制史、文化交流史诸多层面，而一些新的方法和论题，更充分显示了与会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水准，这将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带来极大启发。

　　“大乘佛教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9月5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共有40余名学者参会。中日佛教学者宣读了6篇论文。中国学者杜继文说，佛教的生命力，就是对人真诚不懈的关怀，而且善于随着时间、地点的特异性，选择那些威胁和危害人类最大的问题以及最需要关怀的人群，确定自己的关怀重点。这就是菩萨行。21世纪佛教充分发掘和发扬自己固有的大乘精神，有可能做出其他社会利益集团难以比拟的贡献来。大乘精神就是呵护众生，利益有情。佛陀示范的菩萨行，就是纯粹、完全和彻底的利他主义，无微不至地关怀生类，让每一个生命的生活有保障，而且生活得更好。大乘佛教要求对于每个生命个体，都取慈悲有加的态度，将这种精神扩大到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全人类免受战争和暴力的涂炭，应该是大乘精神的当然之义。大乘佛教的社会学特点，是把入世和出世统一起来。它必须是入世的，而入世的目的，又全在它能够超越世俗私利，超越政治对立，主持公道，平等地联系社会各种不同集团，协调人际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交流、理解和友好。魏道儒说，华严宗性起学说发端于智俨，完成于法藏，并为以后的华严宗人所认同。其采用的主要资料来自《华严经》中的禅定境界描述和神话描述，但它所表达的思想又与原经相关部分完全不同；性起学说侧重论述世界的产生及其存在方式，但无论其具体思想还是思维模式，都有别于以往佛教有关世界和人生起源的各种缘起理论；性起学说特别提出了解脱依据和修行内容，但它又在新的理论框架中容摄了《华严经》有关菩萨修行的一切言行规范。性起说与以往缘起说在方法论上的关键区别，是性起说把本体与现象完全重合为一，在这个前提下论述世界、人生和一切现象的起源。性起学说所描述的世界，既是现象界又是本体界，既是轮回世界又是解脱世界，既是现实世界又是理想世界。解脱世界所具有的神圣、圆满、合理等一切特征，都被赋予轮回世界。人们热爱前者即是热爱后者。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广修万行”，就是解脱的表现。这是性起学说鼓励依《华严经》修行的号召。何劲松说作为一种精神，中道总是体现为扬弃、圆融，或者说是对立统一。没有这种精神，佛教无法发展壮大起来，更无法成为世界性宗教。人的行为是受其意识支配的。人们对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不同，肯定会影响到所采取的相关行动。如果真如美国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文明之间本质上就是对立的，那么文明与文明只能是与邻为壑，甚至是翦灭对方，唯我独存。然而，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即不同文明之间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冲突和摩擦，但本质上是可以互补的。因此，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交流。整个佛教史就是一个不断同异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张总认为菩萨自利利他精神在古代社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各民族、地域的观音信仰有自己的特色，有汉地观音信仰中不具备的内容。因而，重视与加强对这些学术工作的梳理与整合，对于了解观音信仰的广泛性很有意义。现代社会以工业化经济为基础，并发展到更重科技的后工业化阶段。精神教化与伦理道德作用仍然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构成与稳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层次。在精神教化终极关怀方面, 佛教作为古老传统的宗教, 有着悠久丰富的财富精神蕴藏。在社会伦理范围方面，佛教大乘菩萨行普及于社会的入世精神, 有很高层次, 观音与地藏的慈悲与悲愿精神, 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现代社会经济发达造成的负面影响, 告诉我们大乘佛教的菩萨行, 仍有大力提倡的必要。佛教关心一切有情，从人类到动物等生命的愿心，仍切中现代社会的弊病。观音与地藏的慈悲悯愿，在现代社会种种事件及环境中, 对人类心灵的慰藉、提升与净化, 确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菅野博史说在中国和日本，常不轻菩萨的“礼拜行”广为人知。指出常不轻菩萨的礼拜行同《法华经》没有直接的关系。常不轻菩萨的礼拜行展示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实现这种最大程度地尊敬他人的思想和实践是一项最为困难的事业，然而作为解决现代各种问题的基础，我们应当要确立对所有人的尊敬这一常不轻菩萨的思想和实践。山本修一说佛教一方面在理论上以一切生命的平等性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在价值上认为人的生命高于其他生物的生命，所以佛教倡导的是基于理论上生命平等性的人类优先主义。如果从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角度作进一步扩充解释， 持戒与智慧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伦理规范提供了重要的视点。在遏止人们被欲望驱使而蛮干，以戒的意识来控制自己行为方面有很大意义。如果按照以中道智慧为基础的中道伦理，把杀生、捕捉生物控制在不破坏生态体系恢复能力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允许的。佛教的中道伦理既不否定当地人们的利益，也不肯定破坏生态体系的行为，在保障当地人们利益的同时，不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这样的伦理正是佛教的伦理。佛教否定的是被欲望所驱使、受欲望所支配的生活方式。

　　“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 9月17至18日在苏州东山国宾馆召开，由中国佛教协会、越南佛教协会主办，苏州西园寺承办。来自中国各地和越南的僧俗两界，以及佛学界的代表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是“二十一世纪僧人的培养”。收到论文18篇。会上越南代表介绍当前越南寺院佛教教育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戒定慧三学系统，通过它来培养人生的智慧，让众生解脱痛苦。1981年，越南佛教会开始复兴，接着成立了三大佛学院，一所在北方河内，一所在南方胡志明市，一所在中部顺化省。佛学院教育按闻思修顺序进行，这样能使学生对佛教有一个透彻的理解。这种教育原则是佛教的传统教育——既科学又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又符合被教育的对象。中国代表认为，佛教教育应包括两类：即面向佛教内部的僧伽教育和面向外部社会大众的普及教育。其中僧伽教育是佛教教育的核心，在佛教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两种教育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僧伽教育的核心力量应该是比丘、比丘尼以及沙弥、沙弥尼，应该首先着眼于提高他们的素质。佛教教育是完善人格的教育，是改造生命的的教育，是解脱烦恼、解脱生死、是成佛作祖的教育。以契理契机为原则，重视对机设教，依据戒律建立教育的次序，通过如法的生活达到教育的效果，由如法的生活养成高尚的僧格，由如法的生活生定发慧，由如法的生活为人天树立德行的典范。学者指出，当前佛教教育的误区有四：一、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二、；团契精神淡漠，凝聚不起必要的教育资源；三、教育范围狭窄，学制管理失序；四、评价权威缺位，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机制。由此提出四大对策，化解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境：一、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上“开源分流”；二、在办学力量和院校体制上“公私兼顾”；三、在教学内容的办学形式上“因材施教”；四、在教学评估和人才使用上“名实相符”。基于契理契机两大原则，21世纪僧教育应该是：一是僧格的提升与人格完成，僧教育的重心应该是培养出家人自信、自尊、自重、超尘脱俗的僧格；二是如何解决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的矛盾，是我们新世纪发展佛教教育的重要课题；三是成立禅学院，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培养与教育；四是着重培养弘法教学人才与学术研究人才。扶持年轻法师的成长才是真正的弘法，才是未来发展的希望。掌握相当的世间学问，才能真正契理契机地弘扬佛法。建立教师晋升制以激励年轻法师从事教育事业。改变目前佛教界的学术研究薄弱的状态，必须理清三个观点：第一，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的区别；第二，学术研究对佛教的价值；第三，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意义。现时的僧教育，还应该兼顾以下几个方面：一、首先要注重学僧的世俗学问和技能的培养。二、实际也是更重要的是培养学僧的僧格。三、僧教育应该能够造成僧人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关心社会，关心现实，有是非观和基于是非观的政治观、法制观；还应该有适应现代全球化社会的思想观念，例如对环境保护、生命伦理、人权和尊严都有如法如理的清醒认识。四、佛教的僧伽教育应该特别强调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了解与适应。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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