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觀點，這是應有的最起碼的尊重。學術觀點不同，自然可以爭論，而且應該爭論，非如此學術不能發展。但像《王文》那樣曲解前輩，以爲己用的態度是我們不能贊同的。

　　關于2000年紀念

　　《王文》的副題是《紀念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文中特別強調，今天爲中國佛教的千年誕辰做一次隆重的紀念時，“關于佛教初傳的曆史紀年，不能簡單地以約定俗成而確認之。”(第6頁)所以文章提出要“重尋一個曆史的真實”(第3頁)。但我認爲上述提法值得考慮。

　　首先應該說明，我贊同把今年定爲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紀念，這也已經是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共同看法。如前所述，學術界、佛教界都計劃在今年展開一系列紀念活動。比如今年4月下旬，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將召開座談會；9月上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又將與臺灣有關單位合作，召開兩岸的學術討論會。主題都與紀念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有關。也就是說，雖然“伊存授經說”不能作爲佛教初傳具體年代的最後定論，但它的確是我們現在掌握的中國史書上關于佛法傳入中國內地的最早記錄，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伊存授經作爲標志，來紀念佛教傳入中國這一重大的曆史事件。就好比各國佛教徒對釋迦牟尼的誕日至今並沒有完全統一的觀點，但並不妨礙大家都采用共同的佛曆一樣。

　　我贊同在今年展開對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紀念，更重要的還在于經過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在這世紀交替之時，中國社會正在經曆著深刻的轉型；經過二十年來的恢複發展，佛教也同樣面臨並開始轉型。也就是說，中國佛教目前正處在關鍵時刻，面臨著一個重大的轉機。這一轉機的成敗、好壞，將直接影響我國佛教將來發展的軌道，這一影響起碼持續數十年，甚至一百年。在這樣重大的轉機面前，我們每一個人與佛教有關的人都應該認真地總結曆史經驗，才能更好地邁開前進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把握正在轉型的中國社會，把握未來。紀念佛教傳入2000年，正好給我們提供一個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的機會。

　　不過，在把“伊存授經說”當作標志進行紀念的同時，我們應該明確如下幾點：

　　第一、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按照佛教的傳統，佛、法、僧叁寶具足，佛教的形態才算真正完備。而“伊存授經說”反映的是一個外國居士向一個中國文人傳授佛經，可見當時叁寶尚未具足，不能說佛教已經傳入。從史籍記載看，在永平八年(65年)的明帝诏書中，首次出現優婆塞、桑門等名稱，則可見當時叁寶已經具足。也就是說，“伊存授經說”是否有資格稱爲佛教傳入中國之始，還值得認真研究。比較而言，把伊存授經稱作“佛法傳入”可能比稱之爲“佛教傳入”更爲確切。

　　第二、根據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佛教大約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傳到龜茲(今新疆庫車)。最遲到公元前74年左右，部派佛教的說一切有部已經傳入于阗(今新疆和田)。佛教傳入喀什(今新疆喀什)的時間與于阗大體相當。[10]也就是說，所謂公元前2年“伊存授經說”，實際也只是“佛法傳到中國內地”的一種記載。佛教傳入中國則要更早。因爲西漢時，現新疆一帶已經納入中國的版圖。

　　第叁、如前所述，佛教傳入中國的具體年代現在還無法作出最後的結論。因此，我們雖然可以把伊存授經作爲標志，來紀念佛教傳入中國這一重大的事件。但這絕不意味著伊存授經就是“中國佛教起點”。實際上，它只能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廉潔奉公。我們應該向有關各界講清楚“伊存授經說”的具體含義及其局限，而不能把人們導向一個錯誤的論斷。

　　綜上所述，我認爲：

　　首先，如果硬把“伊存授經說”當做作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曆史的真實”，當做“中國佛教起點”，並因此來“紀念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似乎不甚妥當，因爲它恰恰相反恰恰違背了曆史的真實。反之，只要我們對“伊存授經說”的具體含義及其局限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把“伊存授經說”看作只是一個標志，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提法，則在今年舉行“紀念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活動，在理論上自然是可以成立的。猶如“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以5月4日以前，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始，5月4日以後，該運動在更大的深度與廣度上進行一樣。

　　第二，如前所述，我們在今年舉行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紀念，主要不是因爲有公元前2年伊存授經這樣一個曆史事實，所以爲了紀念而紀念，甚至爲了別的什麼目的而紀念。而在于處在世紀之交的中國佛教正面臨轉型的關鍵時刻，時代需要我們總結曆史，把握轉型，把握將來。我希望我國佛教界與關心佛教的學術界能夠以紀念2000年爲契機，舉辦一些紮紮實實的活動，認認真真地回顧中國佛教的過去，天空中國佛教的現在，規劃中國佛教的未來，爲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開辟出新的道路，以完成時代的囑托。

　　注 釋：

　　[1]《浮屠經考》，原載于《國際漢學》第一輯，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修訂後載《法音》，1986年第六期。

　　[2]《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中華書局，1991年1月，第4頁。

　　[3]《呂澄佛學論著選集》第五卷，齊魯書社，1991年7月，第2463~2464頁。

　　[4]《梁啓超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第39頁。

　　[5]《佛教常識問答》，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第155頁。

　　[6]《佛教常識問答》，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第155頁~156頁。

　　[7]《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齊魯書社，1986年6月，第37頁~第40頁。

　　[8]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齊魯書社，1986年6月，第38頁。

　　[9]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齊魯書社，1986年6月，第40頁。

　　[10]《新疆宗教》，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31頁~第35頁。

《關于佛教傳入兩千年的幾個問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