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说几分话。现在固然可以，而且应该宣传年代更早、记载更明确的“伊存授经说”，但如果因此而否认“感梦求法说”的历史真实性，把“感梦求法说”硬说成是由佛教界之外加给佛教的，则未免有点轻率。
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经撰文称：“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谎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肓肓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4]梁启超知道自己上述推测并无证据，故以“武断”自称。70余年佛学研究的进展，也证明了梁启超上述论断的确失于武断。今人不应该再拾梁启超唾馀，宣传这类没有证据的、武断的说法了。
《王文》称永平求法发生在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实，在最早谈到这件事的《四十二章经序》与《牟子理惑论》中，都只说此事发生在汉明帝时期，没有讲具体年代，后来才出现永平三年、永平七年、永平十年等各种说法。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史实依据。《王文》的作者其实应该知道关于永平求法说的年代有着不同说法，但不知为什么未能像吕澄先生那样，将不同说法也罗列出来。
佛教初传的具体年代
上面提到，吕澄先生赞同“伊存授经说”，同时他又认为“佛教初传的具体年代，很难确定”，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其他类似的论述就可以明白。
比如，上面提到，赵朴初先生明确肯定“伊存授经说”为“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但在同一篇文章中，赵朴初先生也提出：“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代和年代，现在很难考订。”[5]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赵朴初先生的意思是：伊存授经这一历史事实是可信的。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绝对地说在伊存授经之前，佛教就没有传入过中国呢？恐怕不能，最近与王亚荣先生就此事交换意见，王亚荣先生义为，大月氏使臣向西汉博士弟子授经，这已经是一种官方行为。很难设想西汉王朝会在对佛教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让一个博士弟子去接受外国人传授外邦宗教。因此逻辑的推论应该是，当时佛教已经通过民间传入，官方对此也已经有所了解。我认为王亚荣先生的意见是值得重视与进一步探讨的。
我注意到赵朴初先生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出这样一个推论：“我们可以推测，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原因，当时由印度传播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6]赵朴初先生的这一推论，似乎可以包含这么二层意思：第一，早在50年代末，赵朴初先生就已经有了如同前述王亚荣先生大体相同的想法，亦即在伊存授经之前，佛教可能已经为中国人所知；第二，佛教初传，不能完全以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为依据，还要考虑佛教在中国边缘地区，比如新疆地区的流传情况。
当然，上面只是我对赵朴初先生文章的分析。但无论如何，上文的文字清楚地表明，赵朴初先生一方面赞同“伊存授经说”，一方面又认为不能把“伊存授经说”看成是已经铁定不变的成说，提醒还要注意到会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代和年代，现在很难考订”，这是一种极其谨慎与负责的态度。而吕澄先生的上述说法，基本意思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学术界不少先生一方面赞同“伊存授经说”，一方面又称“佛教约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学术界有“孤证不立”的说法。“伊存授经说”虽然见于《三国志》的引注，但除了这条引注之外，没有别的材料可以证明佛教确在西汉末年传入，此时三宝尚未具足，所以也不能算是佛教传入。考虑到楚王英奉佛正式见于正史之东汉永平八年(公元65年)，此时三宝已经具足。所以学者一方面承认“伊存授经说”，一方面暂且将佛教初传内地定在两汉之际，以等待新的材料的发现或新的研究的推进。这同样是一种极其谨慎与负责的态度。
所以，在没有新材料的发现与新研究成果的推出之前，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具体时间，至今的确无法作出确切的结论。
关于文风
应该指出的是，《王文》在论述中，还常常曲解别人的原意，以为己用，甚至以此指责学术前辈，这种文风不值得提倡。
例如，《王文》在叙述了汤用彤先生称“伊存授经说”“确切有据”，介绍了吕澄先生等其他学者的有关观点之后，引用了郭朋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一书中的一段话：“大体可以认为，佛教的传入，当在两汉之际。……至于佛教传入的具体的确凿年月，则因文献不足，难下定论。”(第4页)按照本文上面的分析，应该说郭朋先生的这些话本来没有什么毛病。但《王文》却就此诘问说：“郭朋先生认为“文献不足”，与汤用彤先生所说的“确然有据”恰恰相反，不知汤先生引用之文献郭先生如何看。”(第4页)从上下文看，这一诘问大约有如下两层意思：或是批评郭朋先生不赞同已经“确切有据”的“伊存授经说”；或是批评郭朋先生未能看到与引证如此重要的“伊存授经说”资料；或是两者兼有。
但是，事实是郭朋先生在同书中已经引证并认同伊存授经这一历史事实。这里把郭朋先生的原文摘引如下：
“大体可以认为，佛教的传入，当在两汉之际。(郭朋先生在下面叙述“伊存授经说”，文长不具录。——方按。)按照《魏略·西戎传》的这一记载(这一记载，不见于《汉书·哀帝传》。——原注)，说明西汉哀帝时，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魏略》的作者鱼豢，系三国时魏人，他的记载，想来该不会是毫无所据的。所以，虽然学术界对于这一记载尚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这一记载的可信性是存在的。(郭朋先生在下面叙述永明求法说及楚王英奉事，文长不具录。——方按。)……至于佛教传入的具体的确凿年月，则因文献不足，难下定论。”[7]
由上文可知，郭朋先生与赵朴初先生、吕澄先生以及学术界的其他很多先生一样，将“伊存授经说”与“佛教初传中国”看做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他对伊存授经这一事实是认同的；但对佛教初传的确凿年代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还需要再研究。郭朋不仅在文章中引述并明确认同伊存授经这一事实，还在同节的注释中引述了汤用彤先生的有关论述[8]。但《王文》在引用郭文时，只引头尾两句，而把中间郭朋先生引证与认同伊存授经的有关论述全部删掉，也完全无视郭朋先生在注释中已经引述了汤用彤的观点，硬说什么“郭朋先生认为“文献不足”，与汤用彤先生所说的“确然有据”恰恰相反，不知汤先生引用之文献郭先生如何看”。上文汤用彤先生讲“确切有据”，指的是伊存授经的历史真实性，这一点郭朋先生并没有反对。郭朋先生讲“文献不足”是指“佛教初传中国”的确凿年代，这本来就是事实。但《王文》将汤、郭两位的从不同侧面的作出的并不矛盾论述扯到一起，硬把它们对立起来，以不顾事实地对郭先生进行指责。这样很不好。
又如，《王文》在曲解郭朋先生原意并予以上述诘问后，紧接着如此行文：
“但郭先生却特意将蒋维乔在1929年编写的《中国佛教史》中的论点视为“一家之言”。蒋维乔认为；
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重之……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按：时维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为始也。
此说其实并非“一家之言”。无独有偶，与蒋先生遥相呼应的，则有黄忏华先生所言：
实际，中国佛教史……始于永平十年后约八九十年，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代。”(第4页)
《王文》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虽然没有明言，但是十分清楚。然而，查郭朋先生原书，他是在论述伊存授经时，以注释的形式，提到蒋维乔的观点：
“民国时代的《中国佛教史》著作家蒋维乔氏认为：“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重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见蒋著《中国佛教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版，上册页三~四)蒋氏此说，自当视为“一家之言”。”[9]
由此可知：
第一，蒋、黄两位先生都知道东汉末桓、灵二帝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但两位先生在此论述的是“中国佛教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起”这样一种学术观点。无论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多么不合道理(所以郭朋先生才会将这种观点列为一家之言)，如何受日本学者影响，它与佛教初传这一历史事实的考证都没有关系，《王文》把它们生扯到一起又是一种曲解。
第二，蒋文原文称：“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重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王文》为了将这段话与自己的论述目的相适应，特意将“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一句删去，改造成“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重之……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按：时维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为始也”。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如此为了自己的需要，任意剪裁前辈学者的观点。
第三，郭朋赞同“伊存授经说”，他的中国佛教史著作将伊存授经作为中国佛教之始。但他在注释中介绍了蒋维乔的观点，称之为“一家之言”。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都会明白郭朋先生实际上并不赞同蒋氏的“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的说法。郭朋之介绍蒋维乔的观点，犹如前述之吕澄介绍白鸟库吉的观点一样，是一个学者严谨学风的反映。但《王文》用“却特意”三字巧妙行文，误导读者。其深文周纳，用功不浅。
学术后辈如实看待与评价学术前辈…
《关于佛教传入两千年的几个问题》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