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观点，这是应有的最起码的尊重。学术观点不同，自然可以争论，而且应该争论，非如此学术不能发展。但像《王文》那样曲解前辈，以为己用的态度是我们不能赞同的。

　　关于2000年纪念

　　《王文》的副题是《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文中特别强调，今天为中国佛教的千年诞辰做一次隆重的纪念时，“关于佛教初传的历史纪年，不能简单地以约定俗成而确认之。”(第6页)所以文章提出要“重寻一个历史的真实”(第3页)。但我认为上述提法值得考虑。

　　首先应该说明，我赞同把今年定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纪念，这也已经是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共同看法。如前所述，学术界、佛教界都计划在今年展开一系列纪念活动。比如今年4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将召开座谈会；9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又将与台湾有关单位合作，召开两岸的学术讨论会。主题都与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有关。也就是说，虽然“伊存授经说”不能作为佛教初传具体年代的最后定论，但它的确是我们现在掌握的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法传入中国内地的最早记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伊存授经作为标志，来纪念佛教传入中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好比各国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诞日至今并没有完全统一的观点，但并不妨碍大家都采用共同的佛历一样。

　　我赞同在今年展开对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更重要的还在于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这世纪交替之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经过二十年来的恢复发展，佛教也同样面临并开始转型。也就是说，中国佛教目前正处在关键时刻，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机。这一转机的成败、好坏，将直接影响我国佛教将来发展的轨道，这一影响起码持续数十年，甚至一百年。在这样重大的转机面前，我们每一个人与佛教有关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迈开前进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把握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把握未来。纪念佛教传入2000年，正好给我们提供一个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机会。

　　不过，在把“伊存授经说”当作标志进行纪念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确如下几点：

　　第一、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按照佛教的传统，佛、法、僧三宝具足，佛教的形态才算真正完备。而“伊存授经说”反映的是一个外国居士向一个中国文人传授佛经，可见当时三宝尚未具足，不能说佛教已经传入。从史籍记载看，在永平八年(65年)的明帝诏书中，首次出现优婆塞、桑门等名称，则可见当时三宝已经具足。也就是说，“伊存授经说”是否有资格称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还值得认真研究。比较而言，把伊存授经称作“佛法传入”可能比称之为“佛教传入”更为确切。

　　第二、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00年左右传到龟兹(今新疆库车)。最迟到公元前74年左右，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已经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佛教传入喀什(今新疆喀什)的时间与于阗大体相当。[10]也就是说，所谓公元前2年“伊存授经说”，实际也只是“佛法传到中国内地”的一种记载。佛教传入中国则要更早。因为西汉时，现新疆一带已经纳入中国的版图。

　　第三、如前所述，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年代现在还无法作出最后的结论。因此，我们虽然可以把伊存授经作为标志，来纪念佛教传入中国这一重大的事件。但这绝不意味着伊存授经就是“中国佛教起点”。实际上，它只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廉洁奉公。我们应该向有关各界讲清楚“伊存授经说”的具体含义及其局限，而不能把人们导向一个错误的论断。

　　综上所述，我认为：

　　首先，如果硬把“伊存授经说”当做作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历史的真实”，当做“中国佛教起点”，并因此来“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似乎不甚妥当，因为它恰恰相反恰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反之，只要我们对“伊存授经说”的具体含义及其局限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把“伊存授经说”看作只是一个标志，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提法，则在今年举行“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活动，在理论上自然是可以成立的。犹如“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以5月4日以前，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5月4日以后，该运动在更大的深度与广度上进行一样。

　　第二，如前所述，我们在今年举行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主要不是因为有公元前2年伊存授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为了纪念而纪念，甚至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纪念。而在于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佛教正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时代需要我们总结历史，把握转型，把握将来。我希望我国佛教界与关心佛教的学术界能够以纪念2000年为契机，举办一些扎扎实实的活动，认认真真地回顾中国佛教的过去，天空中国佛教的现在，规划中国佛教的未来，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开辟出新的道路，以完成时代的嘱托。

　　注 释：

　　[1]《浮屠经考》，原载于《国际汉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修订后载《法音》，1986年第六期。

　　[2]《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中华书局，1991年1月，第4页。

　　[3]《吕澄佛学论著选集》第五卷，齐鲁书社，1991年7月，第2463~2464页。

　　[4]《梁启超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39页。

　　[5]《佛教常识问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第155页。

　　[6]《佛教常识问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第155页~156页。

　　[7]《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6月，第37页~第40页。

　　[8]参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6月，第38页。

　　[9]参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6月，第40页。

　　[10]《新疆宗教》，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31页~第35页。

《关于佛教传入两千年的几个问题》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