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說幾分話。現在固然可以，而且應該宣傳年代更早、記載更明確的“伊存授經說”，但如果因此而否認“感夢求法說”的曆史真實性，把“感夢求法說”硬說成是由佛教界之外加給佛教的，則未免有點輕率。
本世紀20年代，梁啓超曾經撰文稱：“以吾之武斷，直謂漢明求法事，全屬虛構。其源蓋起于晉後釋、道阋爭。道家捏造謊言，欲證成佛教之晚出；釋家旋采彼說，展轉附會，謀張吾君。兩造皆鄉曲不學之人，肓肓相引，其先後塗附之迹，曆然可尋。”[4]梁啓超知道自己上述推測並無證據，故以“武斷”自稱。70余年佛學研究的進展，也證明了梁啓超上述論斷的確失于武斷。今人不應該再拾梁啓超唾馀，宣傳這類沒有證據的、武斷的說法了。
《王文》稱永平求法發生在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實，在最早談到這件事的《四十二章經序》與《牟子理惑論》中，都只說此事發生在漢明帝時期，沒有講具體年代，後來才出現永平叁年、永平七年、永平十年等各種說法。無論哪一種說法，都沒有確鑿的史實依據。《王文》的作者其實應該知道關于永平求法說的年代有著不同說法，但不知爲什麼未能像呂澄先生那樣，將不同說法也羅列出來。
佛教初傳的具體年代
上面提到，呂澄先生贊同“伊存授經說”，同時他又認爲“佛教初傳的具體年代，很難確定”，兩者其實並不矛盾。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其他類似的論述就可以明白。
比如，上面提到，趙樸初先生明確肯定“伊存授經說”爲“中國史書上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記錄”。但在同一篇文章中，趙樸初先生也提出：“佛教傳入中國的具體時代和年代，現在很難考訂。”[5]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理解，趙樸初先生的意思是：伊存授經這一曆史事實是可信的。但是，我們現在能不能絕對地說在伊存授經之前，佛教就沒有傳入過中國呢？恐怕不能，最近與王亞榮先生就此事交換意見，王亞榮先生義爲，大月氏使臣向西漢博士弟子授經，這已經是一種官方行爲。很難設想西漢王朝會在對佛教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讓一個博士弟子去接受外國人傳授外邦宗教。因此邏輯的推論應該是，當時佛教已經通過民間傳入，官方對此也已經有所了解。我認爲王亞榮先生的意見是值得重視與進一步探討的。
我注意到趙樸初先生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還提出這樣一個推論：“我們可以推測，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漢武帝開辟西域交通的原因，當時由印度傳播到中亞細亞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過行旅往來而向東方漸進。”[6]趙樸初先生的這一推論，似乎可以包含這麼二層意思：第一，早在50年代末，趙樸初先生就已經有了如同前述王亞榮先生大體相同的想法，亦即在伊存授經之前，佛教可能已經爲中國人所知；第二，佛教初傳，不能完全以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爲依據，還要考慮佛教在中國邊緣地區，比如新疆地區的流傳情況。
當然，上面只是我對趙樸初先生文章的分析。但無論如何，上文的文字清楚地表明，趙樸初先生一方面贊同“伊存授經說”，一方面又認爲不能把“伊存授經說”看成是已經鐵定不變的成說，提醒還要注意到會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他說“佛教傳入中國的具體時代和年代，現在很難考訂”，這是一種極其謹慎與負責的態度。而呂澄先生的上述說法，基本意思也是這樣。
另一方面，學術界不少先生一方面贊同“伊存授經說”，一方面又稱“佛教約于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內地”，這又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因爲學術界有“孤證不立”的說法。“伊存授經說”雖然見于《叁國志》的引注，但除了這條引注之外，沒有別的材料可以證明佛教確在西漢末年傳入，此時叁寶尚未具足，所以也不能算是佛教傳入。考慮到楚王英奉佛正式見于正史之東漢永平八年(公元65年)，此時叁寶已經具足。所以學者一方面承認“伊存授經說”，一方面暫且將佛教初傳內地定在兩漢之際，以等待新的材料的發現或新的研究的推進。這同樣是一種極其謹慎與負責的態度。
所以，在沒有新材料的發現與新研究成果的推出之前，佛教初傳中國內地的具體時間，至今的確無法作出確切的結論。
關于文風
應該指出的是，《王文》在論述中，還常常曲解別人的原意，以爲己用，甚至以此指責學術前輩，這種文風不值得提倡。
例如，《王文》在敘述了湯用彤先生稱“伊存授經說”“確切有據”，介紹了呂澄先生等其他學者的有關觀點之後，引用了郭朋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一書中的一段話：“大體可以認爲，佛教的傳入，當在兩漢之際。……至于佛教傳入的具體的確鑿年月，則因文獻不足，難下定論。”(第4頁)按照本文上面的分析，應該說郭朋先生的這些話本來沒有什麼毛病。但《王文》卻就此诘問說：“郭朋先生認爲“文獻不足”，與湯用彤先生所說的“確然有據”恰恰相反，不知湯先生引用之文獻郭先生如何看。”(第4頁)從上下文看，這一诘問大約有如下兩層意思：或是批評郭朋先生不贊同已經“確切有據”的“伊存授經說”；或是批評郭朋先生未能看到與引證如此重要的“伊存授經說”資料；或是兩者兼有。
但是，事實是郭朋先生在同書中已經引證並認同伊存授經這一曆史事實。這裏把郭朋先生的原文摘引如下：
“大體可以認爲，佛教的傳入，當在兩漢之際。(郭朋先生在下面敘述“伊存授經說”，文長不具錄。——方按。)按照《魏略·西戎傳》的這一記載(這一記載，不見于《漢書·哀帝傳》。——原注)，說明西漢哀帝時，佛教已經開始傳入中國。《魏略》的作者魚豢，系叁國時魏人，他的記載，想來該不會是毫無所據的。所以，雖然學術界對于這一記載尚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據當時的曆史情況，這一記載的可信性是存在的。(郭朋先生在下面敘述永明求法說及楚王英奉事，文長不具錄。——方按。)……至于佛教傳入的具體的確鑿年月，則因文獻不足，難下定論。”[7]
由上文可知，郭朋先生與趙樸初先生、呂澄先生以及學術界的其他很多先生一樣，將“伊存授經說”與“佛教初傳中國”看做是相互關聯的兩個問題。他對伊存授經這一事實是認同的；但對佛教初傳的確鑿年代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認爲還需要再研究。郭朋不僅在文章中引述並明確認同伊存授經這一事實，還在同節的注釋中引述了湯用彤先生的有關論述[8]。但《王文》在引用郭文時，只引頭尾兩句，而把中間郭朋先生引證與認同伊存授經的有關論述全部刪掉，也完全無視郭朋先生在注釋中已經引述了湯用彤的觀點，硬說什麼“郭朋先生認爲“文獻不足”，與湯用彤先生所說的“確然有據”恰恰相反，不知湯先生引用之文獻郭先生如何看”。上文湯用彤先生講“確切有據”，指的是伊存授經的曆史真實性，這一點郭朋先生並沒有反對。郭朋先生講“文獻不足”是指“佛教初傳中國”的確鑿年代，這本來就是事實。但《王文》將湯、郭兩位的從不同側面的作出的並不矛盾論述扯到一起，硬把它們對立起來，以不顧事實地對郭先生進行指責。這樣很不好。
又如，《王文》在曲解郭朋先生原意並予以上述诘問後，緊接著如此行文：
“但郭先生卻特意將蔣維喬在1929年編寫的《中國佛教史》中的論點視爲“一家之言”。蔣維喬認爲；
至明帝時，天竺人來華，朝廷尊重之……實則中國佛教史，當以安世高、支婁迦谶來時(按：時維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桓帝末年、公元167年)爲始也。
此說其實並非“一家之言”。無獨有偶，與蔣先生遙相呼應的，則有黃忏華先生所言：
實際，中國佛教史……始于永平十年後約八九十年，東漢末桓、靈二帝時代。”(第4頁)
《王文》這段話想要表達的意思，雖然沒有明言，但是十分清楚。然而，查郭朋先生原書，他是在論述伊存授經時，以注釋的形式，提到蔣維喬的觀點：
“民國時代的《中國佛教史》著作家蔣維喬氏認爲：“要之，我國知有佛教，應在武帝通西域後。至明帝時，天竺人來華，朝廷尊重之，遂視爲異聞，而傳播于後世。實則中國佛教史，當以安世高、支婁迦谶來時爲始也。”(見蔣著《中國佛教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九年版，上冊頁叁~四)蔣氏此說，自當視爲“一家之言”。”[9]
由此可知：
第一，蔣、黃兩位先生都知道東漢末桓、靈二帝之前佛教已經傳入中國，但兩位先生在此論述的是“中國佛教史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寫起”這樣一種學術觀點。無論現在看來這種觀點多麼不合道理(所以郭朋先生才會將這種觀點列爲一家之言)，如何受日本學者影響，它與佛教初傳這一曆史事實的考證都沒有關系，《王文》把它們生扯到一起又是一種曲解。
第二，蔣文原文稱：“要之，我國知有佛教，應在武帝通西域後。至明帝時，天竺人來華，朝廷尊重之，遂視爲異聞，而傳播于後世。實則中國佛教史，當以安世高、支婁迦谶來時爲始也。”《王文》爲了將這段話與自己的論述目的相適應，特意將“我國知有佛教，應在武帝通西域後”一句刪去，改造成“至明帝時，天竺人來華，朝廷尊重之……實則中國佛教史，當以安世高、支婁迦谶來時(按：時維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桓帝末年、公元167年)爲始也”。一個嚴肅的學者，不應如此爲了自己的需要，任意剪裁前輩學者的觀點。
第叁，郭朋贊同“伊存授經說”，他的中國佛教史著作將伊存授經作爲中國佛教之始。但他在注釋中介紹了蔣維喬的觀點，稱之爲“一家之言”。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讀者，都會明白郭朋先生實際上並不贊同蔣氏的“中國佛教史，當以安世高、支婁迦谶來時爲始”的說法。郭朋之介紹蔣維喬的觀點，猶如前述之呂澄介紹白鳥庫吉的觀點一樣，是一個學者嚴謹學風的反映。但《王文》用“卻特意”叁字巧妙行文，誤導讀者。其深文周納，用功不淺。
學術後輩如實看待與評價學術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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