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传入两千年的几个问题
方广錩
前言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经2000年左右。两千年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摄，其结果，既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佛教自己的形态，从而使外来的异邦宗教，逐渐演变成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中国文化之鼎的三根主要支柱。可以预期，在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佛教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优秀部分一样，必将进一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当前，中国的佛教界与学术界正准备以各种方式纪念佛教传入中国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法音》1998年3月发表了王志远先生的《中国佛教初传史辨述评》(以下简称《王文》)，《王文》介绍了前此中国、日本学者在佛教初传问题上的研究史及种种观点，并作了述评。该文有些叙述尚需辨正。
关于“伊存授经说”
就现有史料看，大月氏使臣伊存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一事，最早见载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其后，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释，《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法琳《辩正论》卷五，《太平御览》的《四夷部》与《人事部》，《史记正义·大宛列传》，《通典》卷一九三，《通志》卷宗九六，《广川画跋》卷二(《王文》引作《广州画跋》，误)等，均有记叙。详情可参见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拙作《浮屠经考》[1]亦有进一步考证，可以参看。
“伊存授经说”，是在中国史籍中出现的关于佛法初传的最早记载。这个说法，虽然在历代的典籍中时有记叙，但在古代，社会上流传更广的却是“永平求法说”。其原因，汤用彤等前贤已有评述，此处不再赘言。
本世纪以来的情况如何呢？《王文》在列举了中日若干学者的有关观点后，这样说：“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从事现代佛教史学研究，关于佛教初传的历史纪年，初期基本引述日本人的说法，自己虽有研究，并不深入。50年代之后，针对古代流传的说法和日本人的观点，中国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伊存授经”的论证最为翔实。”(第6页)无庸讳言，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部分学者在佛教史学的研究方面的确受到日本学者较大的影响。但是，在佛法初传年代的研究史方面，《王文》的上述叙述与历史事实尚有误差。
首先，中国学者中，最早对“伊存授经说”进行翔实考证的，是汤用彤先生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下简称《汤史》)。这一点《王文》也已经提到。但汤用彤先生的该书出版于1938年，并非《王文》所说的50年代。只是该书在50年代曾重印，80年代改版再印而已。还应该说明的是，该书于1938年正式出版之前，汤先生在大学授课时已经阐述了这一观点。因此，中国学者之翔实考证这一问题，不是《王文》所说的50年代，同是在30年代已经完成。此外，周叔迦先生于30年代末所撰的《中国佛学史》也明确地指出“伊存授经说”“言而有徵”[2]。
其次，《王文》提出，在1961年所撰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吕澄先生对大月氏是否信佛尚存疑问”(第4页)。如果大月氏不信佛，则“伊存授经说”自然也无法成立。故《王文》在这里实际是说吕澄先生对“伊存授经说”尚有怀疑。经查，吕澄先生原文是这样说的：
“佛教初传的具体年代，很难确定。后世关于这个问题曾有种种说法，一般采用的，就是见诸记载而事实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认为这就是佛教传入的开始。这一材料出自《三国志》裴注引前人鱼豢《魏书·西戎传》的记载，而《魏略》一书已佚。据现代研究西域历史的学者，如日本白鸟库吉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又在贵霜之前，当时是否已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尤其是授经者是国家的大使身份，说明佛教已成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崇信才有可能，这就更需要研究了。
以后，又有“明帝求法”说，得到人们的普遍相信，对于伊存授经之事倒不重视了。但有文献记载，也不便否定，所以《魏书·释老志》只好说：“中土闻之，未之信也。””[3]
从上述引文可以说明：
第一，吕澄先生认为“伊存授经说”“见诸记载而事实上也有可能的”、“有文献记载，也不便否定”。在同一本书中，吕澄先生曾明确主张“明帝求法说”是后人“编造”的。两相比较，吕澄先生对“伊存授经说”的态度相当明朗，显然是认同这一说法的历史事实的。
第二，关于大月氏当时是否信佛，吕澄先生仅客观地介绍了白鸟库吉的观点，但对白鸟的观点未加任何评论。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请教曾经跟从吕澄先生学习佛教多年的杜继文先生：“吕澄先生对大月氏信奉佛教的问题，是否曾有怀疑？”杜继文先生明确回答：“吕澄先生人没有对此有过怀疑。他介绍白鸟库吉的观点，只是聊备一说。”杜继文先生还强调说：“吕澄先生主张中国佛教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而是从西域传入。如果说大月氏不信佛教，则中国佛教的传入就无源了。”
吕澄先生对白鸟库吉的观点采取聊备一说的方法，表明了吕澄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而绝不是说他赞同白鸟库吉的观点，更不是说他否认伊存传经说。所以，《王文》对吕澄先生研究的引述，与吕澄先生的原意是有出入的。
有的先生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吕澄先生赞同“伊存授经说”，那么，在上述引文中，他为什么又要说“佛教初传的具体年代，很难确定”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赞同“伊存授经说”与主张佛教初传的具体年代难以确定这两者并不矛盾，这一点将在下文叙述。
再次，由于吕先生赞同“伊存授经说”，也没有怀疑过大月氏信佛，所以《王文》紧接着说的，“曾亲自聆听过吕先生这段论述”的杜继文先生，在“参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书量，回答了老师的提问”云云的说法也就变得非常奇怪了。因为：
第一，如上所述，吕先生既无疑问，也就不可能存在杜先生“回答了老师的提问”之事。
第二，杜继文先生虽是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但有关伊存授经这一部分，恰恰不是由杜先生执笔。《王文》在引述《中国佛教史》的有关论述时，引文方法完全违反了学术界惯例，想当然地把不是杜继文先生说的话挂在杜继文先生头上，这也是很奇怪的。
其实，在《汤史》中，对大月氏是否信佛早就作了论述。可见《汤史》第四章第一节《开辟西域与佛教》。在这一节中，汤用彤先生已经从各个角度论证，最迟在西汉中叶，大月氏已经信奉佛教。
总之，“伊存授经说”本来就在史籍中记载着，虽然不如永平求法说著名，但从古到今，不断被人们引述，不是什么新观点。自从1938年《汤史》对“伊存授经说”作了详尽考证以后，这个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并逐步为各界接受。50年代末赵朴初先生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提到此事，称：“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1981年出版的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也把此事作为信史叙述，并作了进一步的背景考证。不仅中国的佛教界、学术界，海外也有很多人都采用这一说法。因此，如果有人说什么“伊存传经说”这一历史真实直到今天还需要重新录找，那未免不符合事实。
关于“永平求法说”
《王文》提出：“永平求法说，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流传。其实，此说法当初并非佛教界自身所认定。据汤用彤、任继愈、杜继文等学者考证，“汉明感梦”的说法，首见于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石虎(西元334年)之奏议。”(第3页)
《王文》的上述说法是不对的。
第一，现知最早提出“汉明感梦说”的是佚名的《四十二章经序》。该序现在收录在《出三藏记集》卷六，根据《出三藏记集》的编排次序，毫无疑问，编者认为它是东汉的著作。即使对这编序的产生年代有怀疑，则现知第二个提及此事的是《牟子理惑论》。该文收在《弘明集》中。关于《牟子理惑论》真伪及其年代，本世纪以来学术界曾反反复复地讨论，但现在已基本统一意见，认为是三国早期的著作。个别研究者仍然保留不同意见，但因拿不出有力证据，所以不为学术界所接受。
第二，翻遍汤用彤、任继愈、杜继文等先生的著作，也都说“汉明感梦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与《牟子理惑论》。找不到《王文》所谓的上述诸位学者主张““汉明感梦”的说法，首见于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石虎(西元334年)之奏议”之类的文字。不知《王文》那样讲的依据何在？
第三，《王文》认为永平求法说“并非佛教界自身所认定”(第3页)。理由是该说首见于王度奏议，而佛教方面仅仅因为当时的一些具体原因，接受了这一说法(第三页)。但我认为，由于《四十二章经序》与《牟子理惑论》都是佛教徒自己的著作，又都早于王度奏议，所以“汉明感梦说”最早的确是佛教界自己认定的，不能说它是由别人外加给佛教的。
第四，由于“感梦求法说”在流传过程中歧说百出，所以至今为止，一直有人认为它只是一个神话，并非历史的真实。现在《王文》主张永平求法说“并非佛教界自身所认定”，不知能否也包含着否定“感梦求法说”历史真实性的意思。但是，正如汤用彤、任继愈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当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所以，从各种情况分析，完全有可能发生“感梦求法”这亲的事。起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否认这个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学术研究，只能是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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