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佛教傳入兩千年的幾個問題
方廣錩
前言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已經2000年左右。兩千年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融攝，其結果，既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面貌，也極大地改變了佛教自己的形態，從而使外來的異邦宗教，逐漸演變成中國佛教，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並與儒、道兩教一起，成爲支撐中國文化之鼎的叁根主要支柱。可以預期，在中國人民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佛教文化中的優秀部分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其他優秀部分一樣，必將進一步發揮其積極的作用。當前，中國的佛教界與學術界正准備以各種方式紀念佛教傳入中國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法音》1998年3月發表了王志遠先生的《中國佛教初傳史辨述評》(以下簡稱《王文》)，《王文》介紹了前此中國、日本學者在佛教初傳問題上的研究史及種種觀點，並作了述評。該文有些敘述尚需辨正。
關于“伊存授經說”
就現有史料看，大月氏使臣伊存于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一事，最早見載于《叁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叁十》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其後，在《世說新語·文學篇》注釋，《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法琳《辯正論》卷五，《太平禦覽》的《四夷部》與《人事部》，《史記正義·大宛列傳》，《通典》卷一九叁，《通志》卷宗九六，《廣川畫跋》卷二(《王文》引作《廣州畫跋》，誤)等，均有記敘。詳情可參見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拙作《浮屠經考》[1]亦有進一步考證，可以參看。
“伊存授經說”，是在中國史籍中出現的關于佛法初傳的最早記載。這個說法，雖然在曆代的典籍中時有記敘，但在古代，社會上流傳更廣的卻是“永平求法說”。其原因，湯用彤等前賢已有評述，此處不再贅言。
本世紀以來的情況如何呢？《王文》在列舉了中日若幹學者的有關觀點後，這樣說：“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才開始從事現代佛教史學研究，關于佛教初傳的曆史紀年，初期基本引述日本人的說法，自己雖有研究，並不深入。50年代之後，針對古代流傳的說法和日本人的觀點，中國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中“伊存授經”的論證最爲翔實。”(第6頁)無庸諱言，本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部分學者在佛教史學的研究方面的確受到日本學者較大的影響。但是，在佛法初傳年代的研究史方面，《王文》的上述敘述與曆史事實尚有誤差。
首先，中國學者中，最早對“伊存授經說”進行翔實考證的，是湯用彤先生的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以下簡稱《湯史》)。這一點《王文》也已經提到。但湯用彤先生的該書出版于1938年，並非《王文》所說的50年代。只是該書在50年代曾重印，80年代改版再印而已。還應該說明的是，該書于1938年正式出版之前，湯先生在大學授課時已經闡述了這一觀點。因此，中國學者之翔實考證這一問題，不是《王文》所說的50年代，同是在30年代已經完成。此外，周叔迦先生于30年代末所撰的《中國佛學史》也明確地指出“伊存授經說”“言而有徵”[2]。
其次，《王文》提出，在1961年所撰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呂澄先生對大月氏是否信佛尚存疑問”(第4頁)。如果大月氏不信佛，則“伊存授經說”自然也無法成立。故《王文》在這裏實際是說呂澄先生對“伊存授經說”尚有懷疑。經查，呂澄先生原文是這樣說的：
“佛教初傳的具體年代，很難確定。後世關于這個問題曾有種種說法，一般采用的，就是見諸記載而事實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佛經的材料。認爲這就是佛教傳入的開始。這一材料出自《叁國志》裴注引前人魚豢《魏書·西戎傳》的記載，而《魏略》一書已佚。據現代研究西域曆史的學者，如日本白鳥庫吉認爲，貴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又在貴霜之前，當時是否已有佛教流傳，還值得研究；尤其是授經者是國家的大使身份，說明佛教已成爲當時統治階級所崇信才有可能，這就更需要研究了。
以後，又有“明帝求法”說，得到人們的普遍相信，對于伊存授經之事倒不重視了。但有文獻記載，也不便否定，所以《魏書·釋老志》只好說：“中土聞之，未之信也。””[3]
從上述引文可以說明：
第一，呂澄先生認爲“伊存授經說”“見諸記載而事實上也有可能的”、“有文獻記載，也不便否定”。在同一本書中，呂澄先生曾明確主張“明帝求法說”是後人“編造”的。兩相比較，呂澄先生對“伊存授經說”的態度相當明朗，顯然是認同這一說法的曆史事實的。
第二，關于大月氏當時是否信佛，呂澄先生僅客觀地介紹了白鳥庫吉的觀點，但對白鳥的觀點未加任何評論。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特意請教曾經跟從呂澄先生學習佛教多年的杜繼文先生：“呂澄先生對大月氏信奉佛教的問題，是否曾有懷疑？”杜繼文先生明確回答：“呂澄先生人沒有對此有過懷疑。他介紹白鳥庫吉的觀點，只是聊備一說。”杜繼文先生還強調說：“呂澄先生主張中國佛教最初不是直接從印度傳入，而是從西域傳入。如果說大月氏不信佛教，則中國佛教的傳入就無源了。”
呂澄先生對白鳥庫吉的觀點采取聊備一說的方法，表明了呂澄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而絕不是說他贊同白鳥庫吉的觀點，更不是說他否認伊存傳經說。所以，《王文》對呂澄先生研究的引述，與呂澄先生的原意是有出入的。
有的先生或許會有這樣的疑問：既然呂澄先生贊同“伊存授經說”，那麼，在上述引文中，他爲什麼又要說“佛教初傳的具體年代，很難確定”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其實，贊同“伊存授經說”與主張佛教初傳的具體年代難以確定這兩者並不矛盾，這一點將在下文敘述。
再次，由于呂先生贊同“伊存授經說”，也沒有懷疑過大月氏信佛，所以《王文》緊接著說的，“曾親自聆聽過呂先生這段論述”的杜繼文先生，在“參與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一書量，回答了老師的提問”雲雲的說法也就變得非常奇怪了。因爲：
第一，如上所述，呂先生既無疑問，也就不可能存在杜先生“回答了老師的提問”之事。
第二，杜繼文先生雖是任繼愈先生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但有關伊存授經這一部分，恰恰不是由杜先生執筆。《王文》在引述《中國佛教史》的有關論述時，引文方法完全違反了學術界慣例，想當然地把不是杜繼文先生說的話挂在杜繼文先生頭上，這也是很奇怪的。
其實，在《湯史》中，對大月氏是否信佛早就作了論述。可見《湯史》第四章第一節《開辟西域與佛教》。在這一節中，湯用彤先生已經從各個角度論證，最遲在西漢中葉，大月氏已經信奉佛教。
總之，“伊存授經說”本來就在史籍中記載著，雖然不如永平求法說著名，但從古到今，不斷被人們引述，不是什麼新觀點。自從1938年《湯史》對“伊存授經說”作了詳盡考證以後，這個事件的曆史真實性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並逐步爲各界接受。50年代末趙樸初先生撰寫的《佛教常識答問》提到此事，稱：“這是中國史書上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記錄。”1981年出版的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卷也把此事作爲信史敘述，並作了進一步的背景考證。不僅中國的佛教界、學術界，海外也有很多人都采用這一說法。因此，如果有人說什麼“伊存傳經說”這一曆史真實直到今天還需要重新錄找，那未免不符合事實。
關于“永平求法說”
《王文》提出：“永平求法說，在中國曆史上長期流傳。其實，此說法當初並非佛教界自身所認定。據湯用彤、任繼愈、杜繼文等學者考證，“漢明感夢”的說法，首見于後趙著作郎王度上石虎(西元334年)之奏議。”(第3頁)
《王文》的上述說法是不對的。
第一，現知最早提出“漢明感夢說”的是佚名的《四十二章經序》。該序現在收錄在《出叁藏記集》卷六，根據《出叁藏記集》的編排次序，毫無疑問，編者認爲它是東漢的著作。即使對這編序的産生年代有懷疑，則現知第二個提及此事的是《牟子理惑論》。該文收在《弘明集》中。關于《牟子理惑論》真僞及其年代，本世紀以來學術界曾反反複複地討論，但現在已基本統一意見，認爲是叁國早期的著作。個別研究者仍然保留不同意見，但因拿不出有力證據，所以不爲學術界所接受。
第二，翻遍湯用彤、任繼愈、杜繼文等先生的著作，也都說“漢明感夢說”最早見于《四十二章經序》與《牟子理惑論》。找不到《王文》所謂的上述諸位學者主張““漢明感夢”的說法，首見于後趙著作郎王度上石虎(西元334年)之奏議”之類的文字。不知《王文》那樣講的依據何在？
第叁，《王文》認爲永平求法說“並非佛教界自身所認定”(第3頁)。理由是該說首見于王度奏議，而佛教方面僅僅因爲當時的一些具體原因，接受了這一說法(第叁頁)。但我認爲，由于《四十二章經序》與《牟子理惑論》都是佛教徒自己的著作，又都早于王度奏議，所以“漢明感夢說”最早的確是佛教界自己認定的，不能說它是由別人外加給佛教的。
第四，由于“感夢求法說”在流傳過程中歧說百出，所以至今爲止，一直有人認爲它只是一個神話，並非曆史的真實。現在《王文》主張永平求法說“並非佛教界自身所認定”，不知能否也包含著否定“感夢求法說”曆史真實性的意思。但是，正如湯用彤、任繼愈先生所指出的，由于當時佛教已經傳入中國，所以，從各種情況分析，完全有可能發生“感夢求法”這親的事。起碼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資料來否認這個事件的曆史真實性。學術研究，只能是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有幾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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