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問一位禅師：像你這聰明的人，爲什麼不做官去做和尚呢？禅師說：如果我下山來了，還輪得到你們做官嗎

　　 北宋史王歐陽修在編五代史時，認爲五代沒有傑出人物。明代永覺元賢禅師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余謂非無人物，乃厄于時也。”並不是沒有人物，而是時事出不了人物，或者出了人物又被時事壓下去了：“至若隱于山林，如五宗諸哲；則耀古騰今，後世鮮能及者。”南先生非常贊同這句話，指出：“凡禅門大德，足爲宗師者，類皆氣宇如王，見識學問，人品修養，皆足彪炳千秋。以無意用世，恬退山林，苟時會所際，欲其舍出世之業，入世而成人成物者，必能臨危授命，而爲忠貞偉烈人物矣。”這段話出自《禅海蠡測》。南先生說，五代的禅師在動亂時代便上山修行，如果讓他們下山的話，個個都是棟梁之材。曆史上這樣的人物很多，比如說玄奘法師，當時的帝王叁番五次地請他出來做宰相，所以並不是和尚裏面沒有人物，他們的建設學問都是高于常人，只不過厄于時也。

　　但是，南先生也提到，高明的人跳出世俗，避世到禅門，也無助于救世。他強調宗教只能補充政治之不足，對國家局勢並無旋乾轉坤的力量，其主要作用是救人的靈魂，在體上讓人們去領悟真理，具體要救世還得從事上做起。講到這裏，我正好回答一位同學遞上來的紙條，他說佛已悟出了宇宙人生的真理，那麼後人做什麼呢？難道後人僅僅誦經拜佛，其實這個問題不用回答了，理上悟了，事上還是頭頭是道嘛！明海法師在上屆夏令營講，如果我們學會吃飯，就能成佛。悟道以前，我們吃飯千般計較、百般思量; 悟道以後，我們照樣吃飯，但已不同原來了。我們說，悟道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修到一定階段，見山非山，見水非水；悟了以後，山是山，水還是水，但跟原來的山水不一樣了。所以理上悟了以後，世上的事照樣還要去做嘛！悟了道以後正是幹事的大好時光，佛教不僅需要禅師，還需要大量的科學家、建築家、律師、工程師，如果離開了崗位，對佛教反而是一種損失。所以南先生認爲，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進入國運轉盛的新時期，一切有志者應爲國家民族效力，而不要沈湎于仙佛之道。1991年2月初，南先生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又強調:“我常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希望多出幾個英雄，不是多出幾個仙佛。況且成仙成佛還做不到，開悟了又怎麼樣

　　!出幾個英雄，把這個社會搞安定，把天下搞太平，然後再搞仙佛之道。”

　　不變之經與必變之史

　　無論是出世做宗師，還是入世當英雄，關鍵都在于把握時節。這是南先生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他說，時節未至，鳴不當時，是無智；時節若至，不應時度衆，是謂無悲。中國文化的曆史哲學，是講變的史觀。總之，事無巨細，學無古今，人無老少，一切都在求變、待變、必變的巨變過程中，關鍵是怎麼處理這個變。他講有叁等人：

　　“懂了真正的變，就曉得如何“適變”，不等到“變”來了以後才變，而要先領導變。我常說第一等人是自己創造機會，領導了變;第二等人機會來的時候，把握了機會，如何去應變;第叁等人失去了機會，被動受變，隨物化去了。”

　　講到這裏，我非常感歎、欽佩柏林寺的淨慧大和尚他領導了變，在中國首創了生活神夏令營這個弘法形式，然後會有一大批人(第二等人)跟上來應變，那麼第叁等人就連應變的智慧都沒有，只好隨物化去了，成爲時代的落伍者。

　　在“變”的世態中，也有一種“不變”的東西，這就是永遠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道德和善惡意識。我們說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隨緣必須要有個不變的東西，否則就隨物化去了，所以在佛法這個體的指導下，有各種不同的時節因緣，就有不同的做事方式，因爲時有常、變，勢有順、逆，事有經、權。南懷瑾有句名言叫“經史合參”，據我的理解，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狹義的曆史研究方法，實際上是他整個的曆史觀。經即常道，就是永恒不變的大原則，事物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稱爲“經”，也是理、是真。而史是記載這個原則之下的時代的變動、社會的變遷，我們也可以把它理解爲在社會中、在生活中的各種現象。經史必須合參，理事必須兼容，真俗必須不二，這些都是一致的，正如前面袁煥仙先生所講的：“非離真而有妄，實藉妄以诠真。”真與妄、體與用、經與史，都是一體二面、二而不二的統一體。南先生的學問非常廣博，叁教九流基本都談到過，但是他有個原則，也就是“經史合參”的原則，他有個不變的東西，這就是佛法。他以佛法爲原則、爲指導，所以能圓融無礙地出入經史諸子百家，以孔孟之學的王道德政治作爲治事與立身、立國的中心。同時，又以《戰國策》、《孫子兵法》等作爲權變、應變、撥亂反正的運用之學。但謀略之術若離開佛法爲原則的大前提，那就成了陰謀家，他常引用仰山禅師的話說:“正人行邪法，邪法也是正法；邪人行正法，正法也是邪法。”這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並不是說我們可以隨隨便便地去用謀略學。近年來有一類書很暢銷，就是教你如何去升官發財的，其中有一本《厚黑學》，“厚黑學”本來應該是憤世嫉俗的東西，現在反而教你怎麼去拍馬屁，怎麼去吹牛皮，怎麼厚臉皮了。所以，南先生說：“倘能以德爲基，具出塵之胸襟而致力于入世之事業，因時順易，功德豈可限量哉!”

　　南先生還很強調世功、強調經濟、強調科學，這也是在這個大前提下指出來的。他說，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商人被列爲士農工商之末，輕視貨利，所以中國的工商業曆來不發達，科學不進步，這樣就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相反，偏愛黃老道家思想的司馬遷，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史記》中專門有一章叫“貨殖列傳”，他所推祟的經濟專家，第一位是姜太公，第二位是範蠡，第叁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他們在經濟上都有他們獨特的一面。司馬遷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意思就是要放手讓人民去發展工商事業，要因勢利導，老百姓富了國家才會富，最等而下的是與老百姓去爭權奪利。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提出了這麼有高度的經濟思想，現在市場經濟體製的改變也就是這個思想，要因勢利導、長富于民。南先生在引出這些話後指出：從“待農而食之”的農業經濟，發展到“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經濟形態，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自然演變出來的生活方式。所以，最高明的爲政方法，是順著老百姓的本質和禀賦，在立法和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導到好的方向。只有等而下之者，才會與老百姓對立起來。

　　由此，南懷瑾揭示了每一個朝代共同的秘訣，即“內用黃老，外示儒術”，每一個朝代真正的領導思想是黃老之學，就是順應自然，而在外面宣傳教育上，所標榜的則是孔孟的思想。他多次提出：“我們看中國曆史，漢、唐、宋、元、明、清。開基立業的鼎盛時期，都是由叁玄之學出來用世。而且在中國曆史文化上，有一個不易的法則，每當時代變亂到極點，無可救藥時，出來“撥亂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所以雖然儒家和道家都是救世的良醫，而老子可謂是“醫生的醫生”，這就是強調要因應自然，對症下藥。他還說，在把握了所有學問的基礎上，“全部融會貫通，方能達“變”，方能洞燭機先，隨時知變、適變、應變。知道變，而能應變，那還屬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變之先，而先天下將變時先變。”所以，真正的智者，就在于洞穿世事聚散無常而因應自然規律，把握進退存亡之機。這個“機”，可以“功遂，身退，天之道”的七字真言概括之。範蠡幫助越王勾踐滅吳複國之後，他知道越王生性殘忍，只能同患難不能共富貴，于是帶著西施抽身遠退，但文仲以爲自己是複國功臣。越王將大大賞賜，留著不走，結果就被殺了。看來，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恐怕是曆代專製帝王的一項專利。範蠡出來用世，是一種悲心，大功告成又潇灑地走了，再不走將大禍臨門，這是最上品的境界。

　　下面我引用了南先生的一首詩，從中可見南先生對儒釋道叁教的總體把握。

　　“一念難將願力空，但憑赤手辟鴻蒙。

　　慧光照耀叁千界，心海交流七佛同。

　　知命尼山非自了，微明李耳得圜中。

　　平懷動靜希夷境，舉步截流是大雄。”

　　(《臘月在東西協會辦事處講易學有感》)

　　自唐宋以後，儒釋道叁家爲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學問偏重入世，從倫理人手，然後進人形而上道。佛家的學問偏重出世，從心理人手，然後進入形而上道。道家的學問，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等無所不包，介于出世入世之間。南先生講：“道家如良醫診疾，談兵與謀略，亦其處方去病之藥劑，故世當衰變，撥亂反正，舍之不爲功。儒者如農之種植，春耕秋割，時播百谷而務期滋養生息，故止戈而後修齊以致治平，舍此而莫由。”(《<正統謀略學彙編初輯>前言》)這些話講得非常到位。南先生對中國文化的大體把握，是以佛家出世的思想爲本，再把儒道的思想，以及其他的學說統統納入到修菩薩道的方法之中來使用，所以這裏邊有一個主次、本末的關系。剛才休息的時候，有位同學和我討論，能不能把儒釋道叁家打成一片，創造出一個新的東西來呢

　　 不能，體用、本末的關系不能顛倒。中國哲學有一個原則就是合而不同，這是指各種思想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但有主次、深淺不同，千萬不能同成一片。

　　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

　　前面提到二十世紀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西方的思想傳進來了，我們傳統的思想失落了，很多人無所適從。南先生指出，目前這個亂象紛陳的一切景象，乃是曆史趨勢中自然的現象，文化思想在變動的時代中必起波瀾，也是人類曆史分段生命中當然的病態。變亂並不可怕，古已有之，重要的是找出變亂的根源，去對治它，去迎接人類曆史的新氣運。

　　在中國春秋戰國、南北朝、五代、金元、滿清等曆次變亂時代中，都伴隨著文化政治上的大變動。南北朝是社會大動蕩的時代，也是佛教文化長驅直入、快速發展的階段，在思想文化上經過較長的時期的融化之後，便産生了盛唐一代的燦爛光明。五代與金元時期，雖然沒有南北朝那樣大的變化，但歐亞文化交流的迹象卻曆曆可尋。從清末至今百余年間，西洋文化伴隨著武力而東來，激起我們文化政治上的一連串的變革。在陳述了曆史經驗之後，南先生指出，變亂不可怕，我們以往經曆了這麼大的變亂，但每一次變亂都導致了更鼎盛、更輝煌的文明的産生，經過二十世紀文化的變亂以後，“我們固有的文化，在和西洋文化互相沖突後，由沖突而交流，由交流而互相融化，繼之而來的一定是另一種照耀世界的新氣象。”南先生對我們中華民族充滿信心，他曾說，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兩個民族，猶太民族亡國叁千年，至今還能形成這麼強大的勢力，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他們的猶太教文化，才凝聚起這麼一個偉大的民族。他還說到了下個世紀，我們中華民族必將創造出非常燦爛的文明，他很有信心。我想，我們也很有信心。

　　爲了迎接這個時代，南先生說，知識分子在這個曆史變局中，既不應隨波逐流，更不要畏懼踟趄，必須認清方向，把穩船舵，無論在邊緣或在核心，都應各安本位，謹慎明敏地各盡其能，整理固有文化，以配合新時代的要求。但這項工作是很清苦的，所以他說:“那是任重道遠的，要能耐得淒涼，甘于寂寞，在默默無聞中，散播無形的種子。耕耘不向收獲，成功不必在我。必須要有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的精神，不辭辛苦地做去。”

　　1976年冬，南先生在出定後作了兩首偈子，收在《金栗軒紀年詩初集》，這本書我們還沒有出版。我們知道，南先生的成名作是《禅海蠡測》和《楞伽大義今釋》，但最真實地反映他的思想的，還是《金栗軒紀年詩初集》中收集的他的偈語、詩詞、對聯。比如，1979年的《記夢中與虛雲老和尚答話》：“獅頭山色夢依稀(抗日後期曾在重慶南岸獅頭山親近虛老七天)，攜杖同登歸淨居。叁界不安如火宅，留形我在豈多余。

　　這真切地表明了他的出離心，表明了追求佛法解脫的第一義谛是他的立足點。79年冬，他出定後所作的兩首偈子中，有一首是：“憂患千千結，山河寸寸心。謀國與謀身，誰識此時情。”謀身是個人的修行——得道，謀國是入世的悲心，這兩者該選哪一種呢？我覺得，唯有高高山頂立的智慧，才有洞徹世情的冷峻目光；也唯有深深海底行的悲願，才有民胞物與的火熱情懷。所以，“入山”還是“入世”，對真正的智者而言，這二者並不矛盾，生活與禅也並不對立，兩者的界限其實本來就不存在。

　　我在文章的最後又引了南先生的一首詩，從中可以透出這位老先生的一絲消息。有一天午夜，他在回複各地書信十余封後。已是淩晨叁、四點了，這時想起了他幼年的啓蒙師朱味淵先生及好友程滄波先生，于是作辘轳體律詩五首。我引了第五首作爲文章的結頌：

　　“多情未必道情違，爭奈春回情境微。

　　答問恐遲勞筆墨，送迎不忍掩柴扉。

　　事求妥貼心常苦，人盡平安願總非，

　　入世入山皆昨夢，鬓絲禅榻日相依”

　　入世的修行並不那麼方便，事事處處要做到位很難。比方說我這麼個小人物，有時候別人給我寫的信都回不了。因爲這個緣故，雖然我認識南先生很早，但有五、六年時間和他沒有任何聯系，一是怕打擾他，另外自己知道應該怎麼去做，你就在你的當下、在你的位裏上不辭勞苦地做去就是了，萬行門中，不舍一法，入世較之出世更難。也正因此，我很少與淨慧法師通信，我寫信，法師每次給我回信都是恭恭敬敬的，每個字都寫得端端正正，這多浪費他的時間啊！想到這一點，我們年輕人在世上應該非常嚴肅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因爲老前輩以他們的身教，給我們樹立了無言的榜樣，我們從每一件小事上，都可以看到他們嚴謹的精神風範。

《四屆：高高山頂立 深深海底行(王雷泉)》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