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问一位禅师：像你这聪明的人，为什么不做官去做和尚呢？禅师说：如果我下山来了，还轮得到你们做官吗

　　 北宋史王欧阳修在编五代史时，认为五代没有杰出人物。明代永觉元贤禅师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余谓非无人物，乃厄于时也。”并不是没有人物，而是时事出不了人物，或者出了人物又被时事压下去了：“至若隐于山林，如五宗诸哲；则耀古腾今，后世鲜能及者。”南先生非常赞同这句话，指出：“凡禅门大德，足为宗师者，类皆气宇如王，见识学问，人品修养，皆足彪炳千秋。以无意用世，恬退山林，苟时会所际，欲其舍出世之业，入世而成人成物者，必能临危授命，而为忠贞伟烈人物矣。”这段话出自《禅海蠡测》。南先生说，五代的禅师在动乱时代便上山修行，如果让他们下山的话，个个都是栋梁之材。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很多，比如说玄奘法师，当时的帝王三番五次地请他出来做宰相，所以并不是和尚里面没有人物，他们的建设学问都是高于常人，只不过厄于时也。

　　但是，南先生也提到，高明的人跳出世俗，避世到禅门，也无助于救世。他强调宗教只能补充政治之不足，对国家局势并无旋乾转坤的力量，其主要作用是救人的灵魂，在体上让人们去领悟真理，具体要救世还得从事上做起。讲到这里，我正好回答一位同学递上来的纸条，他说佛已悟出了宇宙人生的真理，那么后人做什么呢？难道后人仅仅诵经拜佛，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理上悟了，事上还是头头是道嘛！明海法师在上届夏令营讲，如果我们学会吃饭，就能成佛。悟道以前，我们吃饭千般计较、百般思量; 悟道以后，我们照样吃饭，但已不同原来了。我们说，悟道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修到一定阶段，见山非山，见水非水；悟了以后，山是山，水还是水，但跟原来的山水不一样了。所以理上悟了以后，世上的事照样还要去做嘛！悟了道以后正是干事的大好时光，佛教不仅需要禅师，还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建筑家、律师、工程师，如果离开了岗位，对佛教反而是一种损失。所以南先生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进入国运转盛的新时期，一切有志者应为国家民族效力，而不要沉湎于仙佛之道。1991年2月初，南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强调:“我常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希望多出几个英雄，不是多出几个仙佛。况且成仙成佛还做不到，开悟了又怎么样

　　!出几个英雄，把这个社会搞安定，把天下搞太平，然后再搞仙佛之道。”

　　不变之经与必变之史

　　无论是出世做宗师，还是入世当英雄，关键都在于把握时节。这是南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时节未至，鸣不当时，是无智；时节若至，不应时度众，是谓无悲。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是讲变的史观。总之，事无巨细，学无古今，人无老少，一切都在求变、待变、必变的巨变过程中，关键是怎么处理这个变。他讲有三等人：

　　“懂了真正的变，就晓得如何“适变”，不等到“变”来了以后才变，而要先领导变。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创造机会，领导了变;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把握了机会，如何去应变;第三等人失去了机会，被动受变，随物化去了。”

　　讲到这里，我非常感叹、钦佩柏林寺的净慧大和尚他领导了变，在中国首创了生活神夏令营这个弘法形式，然后会有一大批人(第二等人)跟上来应变，那么第三等人就连应变的智慧都没有，只好随物化去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在“变”的世态中，也有一种“不变”的东西，这就是永远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道德和善恶意识。我们说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缘必须要有个不变的东西，否则就随物化去了，所以在佛法这个体的指导下，有各种不同的时节因缘，就有不同的做事方式，因为时有常、变，势有顺、逆，事有经、权。南怀瑾有句名言叫“经史合参”，据我的理解，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狭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他整个的历史观。经即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事物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也是理、是真。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社会中、在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经史必须合参，理事必须兼容，真俗必须不二，这些都是一致的，正如前面袁焕仙先生所讲的：“非离真而有妄，实藉妄以诠真。”真与妄、体与用、经与史，都是一体二面、二而不二的统一体。南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三教九流基本都谈到过，但是他有个原则，也就是“经史合参”的原则，他有个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佛法。他以佛法为原则、为指导，所以能圆融无碍地出入经史诸子百家，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治作为治事与立身、立国的中心。同时，又以《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作为权变、应变、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但谋略之术若离开佛法为原则的大前提，那就成了阴谋家，他常引用仰山禅师的话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也是正法；邪人行正法，正法也是邪法。”这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地去用谋略学。近年来有一类书很畅销，就是教你如何去升官发财的，其中有一本《厚黑学》，“厚黑学”本来应该是愤世嫉俗的东西，现在反而教你怎么去拍马屁，怎么去吹牛皮，怎么厚脸皮了。所以，南先生说：“倘能以德为基，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于入世之事业，因时顺易，功德岂可限量哉!”

　　南先生还很强调世功、强调经济、强调科学，这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指出来的。他说，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之末，轻视货利，所以中国的工商业历来不发达，科学不进步，这样就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相反，偏爱黄老道家思想的司马迁，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史记》中专门有一章叫“货殖列传”，他所推祟的经济专家，第一位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他们在经济上都有他们独特的一面。司马迁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就是要放手让人民去发展工商事业，要因势利导，老百姓富了国家才会富，最等而下的是与老百姓去争权夺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这么有高度的经济思想，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也就是这个思想，要因势利导、长富于民。南先生在引出这些话后指出：从“待农而食之”的农业经济，发展到“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经济形态，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自然演变出来的生活方式。所以，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顺着老百姓的本质和禀赋，在立法和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导到好的方向。只有等而下之者，才会与老百姓对立起来。

　　由此，南怀瑾揭示了每一个朝代共同的秘诀，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每一个朝代真正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就是顺应自然，而在外面宣传教育上，所标榜的则是孔孟的思想。他多次提出：“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所以虽然儒家和道家都是救世的良医，而老子可谓是“医生的医生”，这就是强调要因应自然，对症下药。他还说，在把握了所有学问的基础上，“全部融会贯通，方能达“变”，方能洞烛机先，随时知变、适变、应变。知道变，而能应变，那还属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变之先，而先天下将变时先变。”所以，真正的智者，就在于洞穿世事聚散无常而因应自然规律，把握进退存亡之机。这个“机”，可以“功遂，身退，天之道”的七字真言概括之。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他知道越王生性残忍，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于是带着西施抽身远退，但文仲以为自己是复国功臣。越王将大大赏赐，留着不走，结果就被杀了。看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恐怕是历代专制帝王的一项专利。范蠡出来用世，是一种悲心，大功告成又潇洒地走了，再不走将大祸临门，这是最上品的境界。

　　下面我引用了南先生的一首诗，从中可见南先生对儒释道三教的总体把握。

　　“一念难将愿力空，但凭赤手辟鸿蒙。

　　慧光照耀三千界，心海交流七佛同。

　　知命尼山非自了，微明李耳得圜中。

　　平怀动静希夷境，举步截流是大雄。”

　　(《腊月在东西协会办事处讲易学有感》)

　　自唐宋以后，儒释道三家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学问偏重入世，从伦理人手，然后进人形而上道。佛家的学问偏重出世，从心理人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道家的学问，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介于出世入世之间。南先生讲：“道家如良医诊疾，谈兵与谋略，亦其处方去病之药剂，故世当衰变，拨乱反正，舍之不为功。儒者如农之种植，春耕秋割，时播百谷而务期滋养生息，故止戈而后修齐以致治平，舍此而莫由。”(《<正统谋略学汇编初辑>前言》)这些话讲得非常到位。南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大体把握，是以佛家出世的思想为本，再把儒道的思想，以及其他的学说统统纳入到修菩萨道的方法之中来使用，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主次、本末的关系。刚才休息的时候，有位同学和我讨论，能不能把儒释道三家打成一片，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呢

　　 不能，体用、本末的关系不能颠倒。中国哲学有一个原则就是合而不同，这是指各种思想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但有主次、深浅不同，千万不能同成一片。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前面提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西方的思想传进来了，我们传统的思想失落了，很多人无所适从。南先生指出，目前这个乱象纷陈的一切景象，乃是历史趋势中自然的现象，文化思想在变动的时代中必起波澜，也是人类历史分段生命中当然的病态。变乱并不可怕，古已有之，重要的是找出变乱的根源，去对治它，去迎接人类历史的新气运。

　　在中国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金元、满清等历次变乱时代中，都伴随着文化政治上的大变动。南北朝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也是佛教文化长驱直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思想文化上经过较长的时期的融化之后，便产生了盛唐一代的灿烂光明。五代与金元时期，虽然没有南北朝那样大的变化，但欧亚文化交流的迹象却历历可寻。从清末至今百余年间，西洋文化伴随着武力而东来，激起我们文化政治上的一连串的变革。在陈述了历史经验之后，南先生指出，变乱不可怕，我们以往经历了这么大的变乱，但每一次变乱都导致了更鼎盛、更辉煌的文明的产生，经过二十世纪文化的变乱以后，“我们固有的文化，在和西洋文化互相冲突后，由冲突而交流，由交流而互相融化，继之而来的一定是另一种照耀世界的新气象。”南先生对我们中华民族充满信心，他曾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民族，犹太民族亡国三千年，至今还能形成这么强大的势力，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他们的犹太教文化，才凝聚起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他还说到了下个世纪，我们中华民族必将创造出非常灿烂的文明，他很有信心。我想，我们也很有信心。

　　为了迎接这个时代，南先生说，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变局中，既不应随波逐流，更不要畏惧踟趄，必须认清方向，把稳船舵，无论在边缘或在核心，都应各安本位，谨慎明敏地各尽其能，整理固有文化，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但这项工作是很清苦的，所以他说:“那是任重道远的，要能耐得凄凉，甘于寂寞，在默默无闻中，散播无形的种子。耕耘不向收获，成功不必在我。必须要有香象渡河，截流而过的精神，不辞辛苦地做去。”

　　1976年冬，南先生在出定后作了两首偈子，收在《金栗轩纪年诗初集》，这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我们知道，南先生的成名作是《禅海蠡测》和《楞伽大义今释》，但最真实地反映他的思想的，还是《金栗轩纪年诗初集》中收集的他的偈语、诗词、对联。比如，1979年的《记梦中与虚云老和尚答话》：“狮头山色梦依稀(抗日后期曾在重庆南岸狮头山亲近虚老七天)，携杖同登归净居。三界不安如火宅，留形我在岂多余。

　　这真切地表明了他的出离心，表明了追求佛法解脱的第一义谛是他的立足点。79年冬，他出定后所作的两首偈子中，有一首是：“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国与谋身，谁识此时情。”谋身是个人的修行——得道，谋国是入世的悲心，这两者该选哪一种呢？我觉得，唯有高高山顶立的智慧，才有洞彻世情的冷峻目光；也唯有深深海底行的悲愿，才有民胞物与的火热情怀。所以，“入山”还是“入世”，对真正的智者而言，这二者并不矛盾，生活与禅也并不对立，两者的界限其实本来就不存在。

　　我在文章的最后又引了南先生的一首诗，从中可以透出这位老先生的一丝消息。有一天午夜，他在回复各地书信十余封后。已是凌晨三、四点了，这时想起了他幼年的启蒙师朱味渊先生及好友程沧波先生，于是作辘轳体律诗五首。我引了第五首作为文章的结颂：

　　“多情未必道情违，争奈春回情境微。

　　答问恐迟劳笔墨，送迎不忍掩柴扉。

　　事求妥贴心常苦，人尽平安愿总非，

　　入世入山皆昨梦，鬓丝禅榻日相依”

　　入世的修行并不那么方便，事事处处要做到位很难。比方说我这么个小人物，有时候别人给我写的信都回不了。因为这个缘故，虽然我认识南先生很早，但有五、六年时间和他没有任何联系，一是怕打扰他，另外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你就在你的当下、在你的位里上不辞劳苦地做去就是了，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入世较之出世更难。也正因此，我很少与净慧法师通信，我写信，法师每次给我回信都是恭恭敬敬的，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这多浪费他的时间啊！想到这一点，我们年轻人在世上应该非常严肃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因为老前辈以他们的身教，给我们树立了无言的榜样，我们从每一件小事上，都可以看到他们严谨的精神风范。

《四届：高高山顶立 深深海底行(王雷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