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清净自他身心，令人天闻皆欢喜的效果呢？梁朝慧皎法师云：“夫音乐感动，自古而然。……故击石拊石，则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则凤凰来仪。鸟献且犹致感，况乃人神者哉？”(见《高僧传》卷十三)这是肯定梵呗足以化导人天，感应天地的道理。然而如何方能致此？法师接着有一段很精彩的说明：“但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故经言：『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斯谓也(以上明根本)。而顷世学者，裁得首尾余声，便言擅名当世，经文起尽曾不措怀。或破句以合声，或分文以足韵，岂唯声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诠。听者唯增恍惚，闻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曜，百味淳乳不浇而自薄，哀哉！(以上诫过失)若能精达经旨，泂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弄；动韵则流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谅足以起畅微言、怡养神性，故听声可以娱耳、聆语可以开襟。若然，可谓梵音深妙，令人乐闻者也”(以上明相貌)。由此可知，梵呗看似与修道无关，实则诚如赞宁法师云：“入道之要，三慧(闻、思、修)为门，若取闻持，勿(无)过读诵者矣。何则？始惟据本，本立则道生。……须令广览多闻，复次背文高唱。……故(法华)经云：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法修行是也。”(见《宋高僧传》卷二十六)事实上，梵呗正是闻慧所依，正与修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望有心行者，不以其通俗而轻视之。
中国梵呗之起源与发展
梵呗虽起源于印度，但由于中国文字以象形为主，音短而促，印度文字则以并音为主，音长而繁，两种语文的差异，以至古来“译文者众，传声盖寡”(《高僧传》卷十三)。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慧皎法师亦曾言：“良田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经文)有译，梵响无授。”(见前引)这种情形，尤其是负责翻译经文的古来大德，感触最为深刻。鸠摩罗什大师在对门弟子僧叡，论及西方辞体商略同异时，即曾感叹：“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见前引卷二)因此，翻译既然无法达到梵呗的效果，中国佛教欲使用梵呗，除了参考印度佛教之方式外，自行发展适合汉语使用的梵呗，则是必然之道。
关于汉地自行发展梵呗之始，相传起源于曹魏陈思王曹植游鱼山(山东省东阿县境)时，闻空中有梵天之赞，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深受感应，遂摹其音律，撰文制音，写为梵呗。然依《法苑珠林》卷三十六记载，约于此同时，亦有康居国人康僧会法师入吴越，从事译经并亦善于梵呗，文云：“传泥洹呗，声制哀雅，擅美当世，音声之学咸取则焉。”故知梵呗之中国化，应有印度音韵之影响在。此后，中国化之梵呗，亦逐渐盛行于南方(植为北方人)：齐梁时，南方佛教兴盛，金陵文宣王萧子良更于永明七年(公元 489 年)“集京师善声沙门”于一处，专门研讨并创作佛教呗赞音乐，从此确立了以哀婉为主要特征的“南方梵呗”风格。到了梁武帝时，由于武帝的崇敬佛法，更利用裁定梁朝雅乐的机会，大量地引入佛教梵乐于其中，将佛教音呗与中国商、周以来之传统音乐的融合，做了最有力的推动，同时也促成了梵呗的“中国化”转型。而这些佛法色彩浓厚的梁朝雅乐，到了隋朝统一天下后，就顺理成章地被继续延用，而成了中国统一政府的“华夏正声”了。此一事实，给予中国后来历代的清商乐与宫廷音乐，有了很深远的影响！直至唐朝时，随着俗讲风气的大盛，以及梁武帝时所创建，而一直延续下来的“无遮大会”、“盂兰盆法会”等大型佛教仪式，早已为当时的佛教，提供了许多新的梵呗使用及弘扬的机会。因此，不但在宫廷中，来自西域佛国的佛教梵乐，成了当时上流社会的“流行音乐”，同时透过“唱导师”(化俗法师)的深入民间布教，更使得民间亦有了佛教呗乐的流传，梵呗也因此渐盛于民间。此外，当时的政府，甚至更将梵呗，立为译经道场九种职位之一，其受官方之重视可见一斑。
宋、元以后，由于梵呗及佛教音乐已有了明显的分化(此一“分化”始于唐朝唱导师的推动)，使得脱离修道内涵的“佛教音乐”，已正式的出现在民间艺术当中。同时由于此一艺术表现的深入民间，从而也反过来促成佛教音乐本身，有了进一步“通俗化”的倾向(然而纯正的“梵呗”则大体未变，以其纯由寺院法会所使用及传承故)。甚至亦藉此分化与通俗化之便，佛教音乐在当时，正从各个方面，全面地影响着中国的说唱音乐、乐器演奏及宋词、元曲的词、曲牌之发展。例如词牌中的《菩萨蛮》、曲牌中的《双调五供养》，乃至七弦琴乐中的《普庵咒》等，皆是明显的例子。再者，继唐代“俗讲”而起的，是宋代的“写卷”，并一直绵延至明、清，这对于近世多种的戏曲及曲艺音乐，也起了很大的影响。至于纯正的“梵呗”，则在元代，由于“瑜伽施食”的再兴(起于唐代)，并配合着藏密的引入，更使得此类正统梵呗(非佛教音乐)，又有了另一层新的发展。相对于此的，宋代则是因为天台忏法大兴之故，有关修忏方面的梵呗，亦得到不少的发展和应用。
到了明朝，佛教音乐已更加明显地分化为佛教乐曲(包括歌曲及音乐、套曲等)及传统梵呗两个部份。而属于化俗导众的佛教乐曲，更是受到了当时政府的大力推广，例如明成祖便于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 )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之多，通令全国佛子习唱，而其中亦有大量当时流行的南北民间曲调在内(这是佛乐通俗化的又一明证)。此后的清朝两、三百年间，则大抵延着：梵呗继续保存；佛教乐曲则走向进一步与民间融合(吸纳民曲入佛教仪式中，或输出佛曲入民间乐团里)的两个路线发展。大体上此时的梵呗是倾向衰微，而佛乐则进一步地倾向“异质化”。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一千六百多年来，梵呗在中国发展的大概：由三国时期的草创与独创，到南北朝时期有选择性地融合，到唐、宋时期的定型、繁盛与对外发挥影响力，再到元、明、清以来的极度通俗化，并逐渐地失去创造力、传承力与保护力，而步向受世俗乐曲混入与异质化的衰微阶段。
为了正本清源，同时也为了避免未来佛教梵呗的衰化和流俗，进而失去佛法自利利他的本意，因此对于“梵呗”已在历史的演变中，分化出佛教音乐“傍支”的事实，今日之佛子实当有所考察与了解。一方面藉此，得以更正确地把握纯正梵呗的精神与传承，另一方面亦能明白地辨别“梵呗”与“佛教音乐”间的确实分野，从而才能建立起面对梵呗及佛教音乐时应有的态度。这样的工作，应是处在这个“现代佛教音乐”正方兴未艾，而传统佛教梵呗却有失传及滥用现象的今日僧伽，所当努力承担的。(以上参考《佛光大辞典》梵呗条，及《天宁寺唱诵》音带(一)所附“前言”，上海音象公司出品)
梵呗不如法运用之过失
我门从历代之高僧传当中，皆列有“读诵”一科的事实来看，可以知道梵呗在中国佛教当中，流传的久远与重要性。然而梵呗虽为佛陀所开，且亦为古来中印大德所延用和开发，但必须如法从事，方能达到梵音深远，歌赞佛德，令人天生善、欢喜的目的。如若不能“声文两得”，讽诵得法，而令闻者清净、增上，则不如法的梵呗从事，反而是有过失的。例如《毘尼母经》即云：“不得作半呗，(若作)得突吉罗罪！”。然而《法苑珠林》卷三十六云：“汉地流行，好为删略，所以处众作呗，多为半偈。”这是中国梵呗有不如法处的明显例证，今后佛子实当注意避免。此外，由于梵呗已在中国产生并流传一千六、七百年，在这漫长的时空流传中，不免受到江湖应院门庭的经忏佛事影响。不但使得庄严、深妙之音声佛事，逐渐成为只求声韵富丽、哗众，而不求佛法理解、熏修内涵的表面化仪式。而且对某些错用心的佛弟子而言，更将此清净的音声佛事，视为应付信徒，换取名闻、财利的工具，徒令有识之士不屑，教内教外增生诽谤，殊为可惜。尤有进者，影响所及，更使天台一实相之忏法，亦被误解为不过是“接引众生”的通俗经忏法会罢了，至使天台忏法在元代以来，一直未被重视与适当弘扬。梵声微妙之庄严佛法，沦落至此，思之，实有甚深之痛！
另外，《四分行事钞资持记》中，亦引《四分律》云：“诸比丘欲歌咏声说法，佛言听。后有一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佛闻已告曰：汝莫如是说法。乃至过差歌咏声说法，有五过失：一、自生贪着音声，二、令闻者贪着音声，三、令闻者习学，四、俗人生慢心、不恭敬，五、静处思惟，但缘音声以乱禅思。故知本宗(指四分律宗)亦不全许。”(见〈说戒正义篇十〉)，而《资持记》夹注更言：“今时诵者引弄音声，文句不显，人不乐闻，反生轻悔，何啻五过？”由此可知，若无因缘，乃至过差(过度地)以歌咏声说法，尚且有过，何况心不念道，声文不合，但求绮丽取宠，奇声怪唱，益求利养？则其罪愆弥大矣，望我同道慎之。
梵呗与佛教音乐的分野与把握
然而，上节所说的不如法，乃是针对“梵呗”本身的使用因地与方式等之不当而说的。但是梵呗所存在的如法、不如法问题，事实上并不如此单纯。过差歌咏，既然有令自、他生贪着及坏乱禅修等，如上节所说的诸种过失，因此，在适当梵呗的施用之外，佛陀对于僧伽的歌唱乃至演奏乐器等，都是有明文禁止的。例如沙弥戒中，第七条即制：“不歌舞倡妓，不往观听”，乃至《梵网经菩萨戒》四十八轻中的观听作恶戒第三十三亦制：“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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