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清淨自他身心，令人天聞皆歡喜的效果呢？梁朝慧皎法師雲：“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獻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見《高僧傳》卷十叁)這是肯定梵呗足以化導人天，感應天地的道理。然而如何方能致此？法師接著有一段很精彩的說明：“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謂也(以上明根本)。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余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诠。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以上誡過失)若能精達經旨，泂曉音律，叁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蕩舉，平折放殺，遊飛卻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以上明相貌)。由此可知，梵呗看似與修道無關，實則誠如贊甯法師雲：“入道之要，叁慧(聞、思、修)爲門，若取聞持，勿(無)過讀誦者矣。何則？始惟據本，本立則道生。……須令廣覽多聞，複次背文高唱。……故(法華)經雲：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法修行是也。”(見《宋高僧傳》卷二十六)事實上，梵呗正是聞慧所依，正與修持有著密切的關系，望有心行者，不以其通俗而輕視之。
中國梵呗之起源與發展
梵呗雖起源于印度，但由于中國文字以象形爲主，音短而促，印度文字則以並音爲主，音長而繁，兩種語文的差異，以至古來“譯文者衆，傳聲蓋寡”(《高僧傳》卷十叁)。之所以有這種情況，慧皎法師亦曾言：“良田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經文)有譯，梵響無授。”(見前引)這種情形，尤其是負責翻譯經文的古來大德，感觸最爲深刻。鸠摩羅什大師在對門弟子僧叡，論及西方辭體商略同異時，即曾感歎：“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哕也。”(見前引卷二)因此，翻譯既然無法達到梵呗的效果，中國佛教欲使用梵呗，除了參考印度佛教之方式外，自行發展適合漢語使用的梵呗，則是必然之道。
關于漢地自行發展梵呗之始，相傳起源于曹魏陳思王曹植遊魚山(山東省東阿縣境)時，聞空中有梵天之贊，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深受感應，遂摹其音律，撰文製音，寫爲梵呗。然依《法苑珠林》卷叁十六記載，約于此同時，亦有康居國人康僧會法師入吳越，從事譯經並亦善于梵呗，文雲：“傳泥洹呗，聲製哀雅，擅美當世，音聲之學鹹取則焉。”故知梵呗之中國化，應有印度音韻之影響在。此後，中國化之梵呗，亦逐漸盛行于南方(植爲北方人)：齊梁時，南方佛教興盛，金陵文宣王蕭子良更于永明七年(公元 489 年)“集京師善聲沙門”于一處，專門研討並創作佛教呗贊音樂，從此確立了以哀婉爲主要特征的“南方梵呗”風格。到了梁武帝時，由于武帝的崇敬佛法，更利用裁定梁朝雅樂的機會，大量地引入佛教梵樂于其中，將佛教音呗與中國商、周以來之傳統音樂的融合，做了最有力的推動，同時也促成了梵呗的“中國化”轉型。而這些佛法色彩濃厚的梁朝雅樂，到了隋朝統一天下後，就順理成章地被繼續延用，而成了中國統一政府的“華夏正聲”了。此一事實，給予中國後來曆代的清商樂與宮廷音樂，有了很深遠的影響！直至唐朝時，隨著俗講風氣的大盛，以及梁武帝時所創建，而一直延續下來的“無遮大會”、“盂蘭盆法會”等大型佛教儀式，早已爲當時的佛教，提供了許多新的梵呗使用及弘揚的機會。因此，不但在宮廷中，來自西域佛國的佛教梵樂，成了當時上流社會的“流行音樂”，同時透過“唱導師”(化俗法師)的深入民間布教，更使得民間亦有了佛教呗樂的流傳，梵呗也因此漸盛于民間。此外，當時的政府，甚至更將梵呗，立爲譯經道場九種職位之一，其受官方之重視可見一斑。
宋、元以後，由于梵呗及佛教音樂已有了明顯的分化(此一“分化”始于唐朝唱導師的推動)，使得脫離修道內涵的“佛教音樂”，已正式的出現在民間藝術當中。同時由于此一藝術表現的深入民間，從而也反過來促成佛教音樂本身，有了進一步“通俗化”的傾向(然而純正的“梵呗”則大體未變，以其純由寺院法會所使用及傳承故)。甚至亦藉此分化與通俗化之便，佛教音樂在當時，正從各個方面，全面地影響著中國的說唱音樂、樂器演奏及宋詞、元曲的詞、曲牌之發展。例如詞牌中的《菩薩蠻》、曲牌中的《雙調五供養》，乃至七弦琴樂中的《普庵咒》等，皆是明顯的例子。再者，繼唐代“俗講”而起的，是宋代的“寫卷”，並一直綿延至明、清，這對于近世多種的戲曲及曲藝音樂，也起了很大的影響。至于純正的“梵呗”，則在元代，由于“瑜伽施食”的再興(起于唐代)，並配合著藏密的引入，更使得此類正統梵呗(非佛教音樂)，又有了另一層新的發展。相對于此的，宋代則是因爲天臺忏法大興之故，有關修忏方面的梵呗，亦得到不少的發展和應用。
到了明朝，佛教音樂已更加明顯地分化爲佛教樂曲(包括歌曲及音樂、套曲等)及傳統梵呗兩個部份。而屬于化俗導衆的佛教樂曲，更是受到了當時政府的大力推廣，例如明成祖便于永樂十五年(公元 1417 )頒布禦製《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卷之多，通令全國佛子習唱，而其中亦有大量當時流行的南北民間曲調在內(這是佛樂通俗化的又一明證)。此後的清朝兩、叁百年間，則大抵延著：梵呗繼續保存；佛教樂曲則走向進一步與民間融合(吸納民曲入佛教儀式中，或輸出佛曲入民間樂團裏)的兩個路線發展。大體上此時的梵呗是傾向衰微，而佛樂則進一步地傾向“異質化”。至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千六百多年來，梵呗在中國發展的大概：由叁國時期的草創與獨創，到南北朝時期有選擇性地融合，到唐、宋時期的定型、繁盛與對外發揮影響力，再到元、明、清以來的極度通俗化，並逐漸地失去創造力、傳承力與保護力，而步向受世俗樂曲混入與異質化的衰微階段。
爲了正本清源，同時也爲了避免未來佛教梵呗的衰化和流俗，進而失去佛法自利利他的本意，因此對于“梵呗”已在曆史的演變中，分化出佛教音樂“傍支”的事實，今日之佛子實當有所考察與了解。一方面藉此，得以更正確地把握純正梵呗的精神與傳承，另一方面亦能明白地辨別“梵呗”與“佛教音樂”間的確實分野，從而才能建立起面對梵呗及佛教音樂時應有的態度。這樣的工作，應是處在這個“現代佛教音樂”正方興未艾，而傳統佛教梵呗卻有失傳及濫用現象的今日僧伽，所當努力承擔的。(以上參考《佛光大辭典》梵呗條，及《天甯寺唱誦》音帶(一)所附“前言”，上海音象公司出品)
梵呗不如法運用之過失
我門從曆代之高僧傳當中，皆列有“讀誦”一科的事實來看，可以知道梵呗在中國佛教當中，流傳的久遠與重要性。然而梵呗雖爲佛陀所開，且亦爲古來中印大德所延用和開發，但必須如法從事，方能達到梵音深遠，歌贊佛德，令人天生善、歡喜的目的。如若不能“聲文兩得”，諷誦得法，而令聞者清淨、增上，則不如法的梵呗從事，反而是有過失的。例如《毘尼母經》即雲：“不得作半呗，(若作)得突吉羅罪！”。然而《法苑珠林》卷叁十六雲：“漢地流行，好爲刪略，所以處衆作呗，多爲半偈。”這是中國梵呗有不如法處的明顯例證，今後佛子實當注意避免。此外，由于梵呗已在中國産生並流傳一千六、七百年，在這漫長的時空流傳中，不免受到江湖應院門庭的經忏佛事影響。不但使得莊嚴、深妙之音聲佛事，逐漸成爲只求聲韻富麗、嘩衆，而不求佛法理解、熏修內涵的表面化儀式。而且對某些錯用心的佛弟子而言，更將此清淨的音聲佛事，視爲應付信徒，換取名聞、財利的工具，徒令有識之士不屑，教內教外增生誹謗，殊爲可惜。尤有進者，影響所及，更使天臺一實相之忏法，亦被誤解爲不過是“接引衆生”的通俗經忏法會罷了，至使天臺忏法在元代以來，一直未被重視與適當弘揚。梵聲微妙之莊嚴佛法，淪落至此，思之，實有甚深之痛！
另外，《四分行事鈔資持記》中，亦引《四分律》雲：“諸比丘欲歌詠聲說法，佛言聽。後有一比丘過差歌詠聲說法，佛聞已告曰：汝莫如是說法。乃至過差歌詠聲說法，有五過失：一、自生貪著音聲，二、令聞者貪著音聲，叁、令聞者習學，四、俗人生慢心、不恭敬，五、靜處思惟，但緣音聲以亂禅思。故知本宗(指四分律宗)亦不全許。”(見〈說戒正義篇十〉)，而《資持記》夾注更言：“今時誦者引弄音聲，文句不顯，人不樂聞，反生輕悔，何啻五過？”由此可知，若無因緣，乃至過差(過度地)以歌詠聲說法，尚且有過，何況心不念道，聲文不合，但求绮麗取寵，奇聲怪唱，益求利養？則其罪愆彌大矣，望我同道慎之。
梵呗與佛教音樂的分野與把握
然而，上節所說的不如法，乃是針對“梵呗”本身的使用因地與方式等之不當而說的。但是梵呗所存在的如法、不如法問題，事實上並不如此單純。過差歌詠，既然有令自、他生貪著及壞亂禅修等，如上節所說的諸種過失，因此，在適當梵呗的施用之外，佛陀對于僧伽的歌唱乃至演奏樂器等，都是有明文禁止的。例如沙彌戒中，第七條即製：“不歌舞倡妓，不往觀聽”，乃至《梵網經菩薩戒》四十八輕中的觀聽作惡戒第叁十叁亦製：“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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