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治，才能斩断欲望之根。他们选择的苦行多半是折磨色身——或在烈日下曝晒，或在河水中浸泡，或像牛和狗那样生活，等等，以为这样就能将欲望驱出体外。佛陀出家后，也曾经历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麦，最后身体羸弱，形同枯木。但他发现，这种修道方式并不究竟，并不能将人导向解脱。所以放弃了那些无益苦行，接受牧女供养的乳糜，待身体恢复后，在菩提树下入定七日，终成正觉。
那么，佛教是否就不提倡苦行了呢？其实不然。佛陀所反对的，只是想当然的、没有意义的自苦其身。与此同时，始终提倡简朴而少欲知足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样才有助于解脱。僧团成立之初，佛陀命弟子按四依生活，即常乞食、树下坐、粪扫衣、腐烂药，又称头陀行。但这种清苦生活毕竟不是多数人有毅力坚持的，所以又制定三衣，允许出家人接受施主供养的衣服。其后再开许百一物，同意弟子们拥有一些生活用品，但每种只能有一样。也就是说，任何物品都是拿来使用而不是积蓄的，以此避免对物质的贪著。
此外，佛陀还规定出家后不要定居一处。佛世时，僧人除三个月安居外，其他时间都在云游四方，居无定所。弘一法师对这点就实践得很好，先后住过很多地方。为什么要经常更换住处呢？也是因为长期居留某地后，很容易对住处产生贪著，并且会因定居发展出很多人际关系。这种贪著和人际关系，又会引发种种凡夫心。
或许有人觉得，这些规定和我们隔着遥远的时空，未必适合此时、此地的僧团。但我们要知道，毗尼虽然是因缘所显，有它特定的地域特征和时代背景，但所有规范都是佛陀根据人性的弱点而设定。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些戒规去理解佛陀的苦心，理解条文背后的精神。凡夫不能解脱的主要原因，就是贪著。而贪著和拥有相关，拥有得越多，由此建立的贪著也就越多。而每一种贪著，都会成为障碍解脱的阻力，成为捆绑我们的绳索。
佛世时，僧团也会接受居士供养的田地、精舍等财物，作为团体可以很富有，但具体到每个出家人，依然是简朴而清贫的。戒律中，对很多生活细节都有明确规定，如三衣和百一物等。除此以外的多余衣物，就属于长物，可于规定时限(七日、十日、一月)保存，之后便应舍给他人，否则就犯舍堕。
因为出家人是以追求解脱为目标，以传播真理为使命。如果也去贪著物欲、经营生活，显然是一种堕落——是从追求真理堕落到追求现实，从追求解脱堕落到追求轮回。我们要记住，每种拥有都可能成为贪著，成为潜在的解脱障碍。有个公案说，金碧峰禅师修行功夫很深，但因为特别在乎自己的钵，在定中仍放心不下，险些被小鬼抓到。他察觉后，立刻将钵摔得粉碎，从此了却牵挂，无迹可寻。律典中，也有很多类似记载，有些比丘因为担心死后衣服被人拿走，结果投胎变成蛇虫鬼魅来守护生前所用物品，何其颠倒，何其可怜。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拥有越多，就需要在生活上耗费越多时间，相应的，用于修行的时间也就随之减少。为了让弟子们排除干扰，一心修道，佛陀特别针对出家人的衣、食、住及人际关系，建立了一套和解脱相应的制度，那就是戒律。所以，戒律并不是常人所以为的束缚，恰恰相反，它是代表了一种清净庄严的生活方式，是对修行者全方位的保护。
2．民主的管理
佛陀入灭时，没有把僧团交付给某个弟子，而是建立了一套民主议会制。在印度传统的僧团中，虽以上座、维那、寺主三纲为核心管理层，但僧团大事都是由僧众共同表决，根据大众意见做出决定。这种僧事僧断的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佛教特有的哲学思想上，也是对无我、平等的具体实践。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偏向人治，强调方丈的权威性。但在以往的传统丛林中，方丈负责的主要是领众修行和道德教化，具体事务则由监院和班首组成的行政系统执行，彼此能够分担并相互监督。发展至今，方丈已开始出现极权制的倾向。在一个寺院中，经常事无巨细都要方丈拍板定夺。这样的话，无论对个人修行还是僧团发展都已形成一定弊端。有些人一生都在管庙，几十年下来，不知不觉中就会对此形成串习，把人生价值安置在这些角色之上，把修行目标建立在这些地位之上。到最后，不管已经不再适应，甚至会因此产生失落感，就像社会上的退休综合症那样，严重干扰内心的平衡和平静。
因为角色很容易成为凡夫心的支撑点——认定我是方丈，我是法师——然后把这些身份执以为我，不断加以关注，加以重视，最后形成贪著，走到哪里都会有牵挂，都会放不下。本来，参与管理也是发菩提心、自利利他的修行功课，但若定位不准，反而会使这个身份成为解脱的巨大障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某个身份的认定和执著，也容易使之成为追逐目标，从而引发纷争，引发贪嗔之心。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当今教界屡见不鲜。其结果，就是把修行变成修“我”，把道场染污为名利场。所以，出家人不宜长期固定于某个身份或职位，而要定期轮换，一方面可以减少对身份的执著，另一方面，则能保障定期静修的时间。
我们发心解脱，就必须配合与之相应的生活。否则，可能每天都在制造贪著——对身份的贪著，对地位的贪著，对住处的贪著，对人际关系的贪著。所有这些贪著，正是凡夫不得解脱的根源所在。
所以，我们必须领会佛陀制戒的精神，依律建立一种如法的生活，清净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被戒定慧改造过，不论出家多少年，也不论在教界是什么身份，其实还是标准的俗人。因为你的内在仍是凡夫心，你的生命品质还是依然故我。虽然显现的是出家形象，参与的是佛教事业，那只能说明在你的生活增加了一点佛教色彩，或者说，增加了一点佛教的包装。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五、闻思正见——迈向解脱的关键
解脱的核心，就是正见和止观。其中，又以正见为眼目，为指引，为调整心行的标准。其作用是帮助我们看清，轮回是怎样制造出来，又该怎样予以解除。进而，通过止观将正见落实到心行，成为解脱力量。
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悟到，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所谓无明，就是不明了，首先看不清自己，然后看不清世界。因为看不清，就开始对自己产生错误设定，此为我执；然后对世界产生错误设定，此为法执。因为我法二执，众生就开始起惑造业，流转生死，这就是惑业苦的过程。
无明中的众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寻找，去追逐。今天需要什么，就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必须占为己有的。就像孩子需要游戏，成人需要名利，其实都是迷妄心理在产生作用，是虚幻而荒谬的。但我们因为看不清，就会跟着它跑，在追求过程中，我们也会得到少许快乐。这种快乐让我们恋恋不舍，就像尝到一口甜头之后没了，然后心心念念地想着，想着有机会再尝一口。就这样，被惑业牵引着疲于奔命。惟有认识到这点甜头所包裹的痛苦本质，我们才不会被轮回制造的种种假象所迷惑，才不会对此怀有期待。
其实，轮回并非佛教特有的思想，而是印度各宗教共同关心的问题，只是在怎样轮回、怎样解脱等方面存在分歧。他们或以生天为解脱，或以四禅八定为解脱。佛陀在求法过程中，也参访过印度最负盛名的一些外道，修习四禅、四空定等，但他发现这些都不是究竟的解脱之道。最终，佛陀通过对缘起的观察，认识到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自我解脱的能力。所以说，解脱并不是让生命进入另一个时空，不是死亡后才能抵达的境界，一旦开启生命内在的觉悟本体，当下就是解脱。
佛陀告诉我们：轮回的真相就是苦、空、无常、无我，所谓有漏皆苦。也就是说，建立在惑业基础上的生命，不论在什么状态下都是痛苦的、无常的、变化不定的。这个轮回中建立起来的自我，其实不是你，只是无明的产物。生命就在这样一堆混乱情绪和错误想法中延续，其中并没有什么主宰力量。如果我们把现前的人格当做是“我”，就是禅宗所说的认贼为子。所以，禅宗要我们参“本来面目”，是要超越当下的念头去证得，而不是从现有人格去寻找。惟有突破这个迷妄的系统，才能拨云见日，彻见本来。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道理后，首先，可以不再有意地制造轮回；其次，不再认同以往建立的错误观念；第三，不再跟着错误观念培养的串习走。这几点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无始以来建立的串习和错误观念早已成为我们的主人。这就需要通过正见和禅修，使生命内在的观照力产生作用，从而将心从扭曲状态调整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思维非常重要。闻思修的思是思维，八正道的第二是思维，四法行的如理作意是思维，《道次第》所说的观察修也是运用思维来修行。当然，这些都是依佛法正见所作的如理思维，而非通常的胡思乱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正见得到确定，进而由文字般若进入观照般若，乃至实相般若。
六、结束语
作为出家人来说，不仅要以成就解脱为目标，还担负着住持佛法、化世导俗、利益众生的责任。怎样才能完成这些使命？真正的利益，就是传播解脱经验。这不仅是众生的需要，也是自身修行的重要助缘。当我们一心想着利益众生时，我执就会随之弱化。所以，利他行也是和解脱相应的。
佛法有声闻乘和菩萨乘之分。从声闻乘的修行来说，要求出家人少事少业。而从菩萨道的修行来说，则要求我们多事多业，凡是利益众生的事都要努力去做。但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超然的心态，多事多业往往会使人陷入事务，甚至一头栽入惯性轨道，将原有的凡夫心调动起来，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警惕的。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还是少事少业来得稳妥，何必自找麻烦？但我们要知道，作为菩萨道行者，这种自修自了的定位是有违大乘精神的。所以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具有出世情怀，培养解脱能力；一方面，具有慈悲精神，长养利他能力。像佛陀那样，智不住三有，悲不住涅槃。因为智慧，所以超越轮回，解脱自在；因为慈悲，所以积极入世，度化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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