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日记
爱的摄受．力的折服 1994.3.16～1994.3.31
三月 十六日 星期三
佛教与音乐似乎有不解之缘。
最早的佛教音乐是从西域和印度传入汉地，经过长期的发展，汉语就与音乐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佛教东来之初，因受到汉字字义所限，难以歌唱。在《高僧传》中记载道：“梵音重覆，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唱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据闻三国时的曹植创造了一种类似“声曲折”的乐谱，成功地记录了不少佛曲，后来梵呗在汉化的演变过程中，涌现了多位擅长音乐的高僧大德，如道照、慧璩、昙宗、道慧、智周、法称、直观等人，可以说个个“唱说之功，独步当世”或者“独善唱导，出语成章”。像梁武帝也是一流的音乐家，他开创了童声演唱梵呗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他还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佛教音乐的制作及传播，提供了许多优越的条件。
到了唐朝，佛教音乐完全汉化，这时也出现了一批才华洋溢的梵呗专家，《宋高僧传》少康偈赞曰：“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唐代贞元年间，段善本与号称“长安第一手”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切磋技艺，段善本以精湛的演奏技术使每一位聆听的围观者为之倾倒，最后连康昆仑也心服口服，拜他为师。在唐朝，佛乐可以说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寺院成了保存和传袭佛教音乐的中心。宋元明清诸代，佛乐虽然还在不断地更新、重整、可惜缺乏了创造性的拓展，变得有点墨守成规了。
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初来台湾，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取了现代化的方式，以唱颂佛教圣歌来宣扬教义。当时，就有人强烈反对，认为佛教会因这种打破传统的作法面临灭亡。
虽然遇到重重挫折与阻挠，我还是坚持下来，直至今天，我终于可以自豪地说：“如果不是提倡佛教音乐，就没有慈惠、慈容等一些佛教青年的精英分子。”佛教经典有云：“要以音声作佛事。”由此可见，梵呗是最美妙动听的音乐。也许有人会想：难道出家人也唱歌？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菩萨天人中欣赏他们轻盈妙曼之舞姿，过去的马鸣菩萨也是以音声来弘扬佛法，至今，韩国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僧舞”。平常大家听歌只是一种耳根的享受，但是为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举办的老歌义唱却深具特殊意义，大家不但可以享受令人回味的老歌，更能获得无边的功德。
今天是老歌义唱的最后一天，内政部长吴伯雄、宜兰县长游锡堃、立法委员潘维刚、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海工会主任程建人、社会司视察王肇发、台北市国乐团团长王正平等贵宾均由百忙中拨冗前来，与大家一起来共襄善举。尤其是宜兰县游锡堃县长，更兴冲冲地赶至会场，向在座所有的听众抒发其内心难掩的兴奋与喜悦。致辞中，游县长说：“佛光大学将是宜兰二百年来的一大盛事，相信将来对宜兰影响最大的也是佛光大学。感谢佛光山照顾宜兰的子弟，在提升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付出了极大贡献，为了宜兰建设和嘉惠莘莘学子，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佛光大学，造就更多的国家栋梁﹗”游县长的一番肺腑之言犹如一针兴奋剂，激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共鸣。随后，吴部长也向大家表达了他对佛光大学的期望：“佛光大学不是佛教大学，它的特色在于学生人格道德方面的提升，星云师父秉着慈悲喜舍的精神，创办如此一所精致的大学，让老师与学生生活在一起，将来对社会作出卓越的贡献。师父将佛理融入生活，将宗教信仰带至家庭，这种无我无私真是感人至深﹗因此，我诚恳地呼吁聪明的孩子来就读佛光大学，热心公益的家长来听老歌义唱，共同来成就佛光大学此一美事。”
国父纪念馆馆长高崇云听了，也忍不住激动地说：“座无虚席的老歌义唱晚会是国父纪念馆成立以来的突破，每次星云大师来此，不只带来法喜，而且创举不断，像佛教梵呗与国乐西乐合聚一堂，更是史无前例。期盼在大家努力之下，佛光大学能早日完成，同时我亦发愿终身护持佛光山，永远追随大师，为佛光大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天的老歌义唱好评如潮，不仅引起了各界的关怀，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喝采，虽然老歌义唱今天已画上了优美的休止符，但是音乐与佛教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将永远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三月 十七日 星期四
晨，于普门中学毕业生手册上题字，勉励大家––
１.对佛教要有不坏的信心
２.对社会要有不退的热心
３.对众生要有不变的悲心
４.对自己要有不减的道心
上午十时，勾峰来访，谈起拍摄佛教影片一事，我建议他协助国际佛光会拍摄“玄奘”，他兴趣很高。
自从佛光缘的书画精品义卖举办之后，每天均有络绎不绝的人潮至台北道场十一楼参观书画展览，为满足大众的要求以及提升书画的品质，我打算四月中旬将第二梯次的书画运至台中，五月一日起展出何山的敦煌作品，六月分再换陈学明提供的珍贵古玩，然后将十一楼全层规画为佛光缘美术馆，陆续展出明清年代的书画、佛像、瓷器等古董珍藏。
下午三时，由台北起程回山。
晚上，集合本山学士一级和清净士六级之职事百余人于*轮堂，跟大家谈谈最近在台北的种种活动––
对于第一次举办的书画义卖，我非常慎重，记得那天从泰国回来，晚上九时下飞机，我就立即赶至台北道场，在空荡荡的墙壁上一直挂画，直到隔天凌晨四时全部完成为止。当各画廊专家们看到每一幅画的高低、距离、间隔皆符合标准时，终于说道：“他们已经会了。”我听了不禁感触良多：像在佛门里的早晚课、敲法器、告别式、甚至走路，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度数、模式。建造房子我没有看过，室内装潢布置我更没有学过，但是我有心，觉得非要把它做好不可。因此也希望弟子们要用心、肯勤劳，因为只要我们肯发心、勤能补拙、事情一定无有不成。
我一生不喜欢听唱歌，但是我为了佛光大学举办了老歌义唱的活动，如果要问我心中什么歌最好听，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说：不唱歌的时候最好听。我常常想：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人，所以做任何事我都要抱着一颗欢喜的心，虽然这件事我不喜欢，我也没兴趣，但是只要我一参加，大家的喜欢就会成了我的爱好，众人的兴趣也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给人欢喜、给人方便我做到了。自从开办了“素斋谈禅”，我在参禅时得到一个觉悟：我发现我几十年来的弘法工作并不圆满，无论走到哪里里讲经弘法，度化的都是信徒。但是素斋谈禅却让新闻界、企业界、艺文、歌坛各方面的有缘人士都集聚一起，认识佛教，享受佛法的喜悦。因此，素斋谈禅扩大了度众的范围，提升了信众的层次。
一连四十九天“生命的活水––佛教与我”系列讲座邀请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与我们畅谈学佛的心路历程和体悟，其中有天主教台北总主教罗光、光启社副社长丁松筠神父、道教总会副秘书长张柽和信奉回教的《中央日报》社长石永贵。此外，十方名嘴如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中央大学教授曾昭旭、王邦雄、《天下》杂志创办人高希均、节目主持人高信谭、赵宁、政大教授郑石岩、诗人画家蒋勋、作家司马中原、黄永武，还有政坛名人监察院长陈履安、司法院长林洋港、内政部长吴伯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锺荣吉、监察委员康宁祥、立法委员沈智能、洪冬桂、潘维刚及林正杰等人。讲者的舌灿莲花、讲题的包罗万象以及各教人士的共同拥护，除了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感受佛法的融和欢喜之外，在人们的心中，更树立了佛教包容的伟大形象。
座谈中，我不仅让大家了解外面的动态，亦希望徒众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所检讨，因此我提出了四个问题––
我们的升级制度公平吗？
我们的生活有缺点吗？
各单位主管有不当吗？
你能推荐住持的人才吗？
最后，我告诉大家：读书和修持风气的培养必须有赖道心，平时要注意爱护常住资源，推崇和提倡人与人之间的赞美，适应不同的生活去根除习气，以辛苦努力的汗水来写自己的历史。
三月 十八日 星期五
中午接到昭慧法师的电话，他说明天将与林正杰立委到七号公园旁“绝食静坐”。这是自上个月十九日明光法师等人发起“观音不要走”活动之后，佛教徒持续为留住七号公园观音圣像所作的请愿活动。
这尊引发佛教徒挺身护教的七号公园观音圣像，为国际知名艺术家杨英风先生所雕塑，于民国七十四年由大雄精舍创办人邱慧君居士所发起恭立。当时土地所有权人板桥林家后代林宗贤先生慨然允诺无条件提供土地，于是观音就此安坐现址。
多年来，经附近居民用心经营，把原本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开垦成今日茂林修竹、绿意盎然的“竹林禅意区”，民众早晚到此礼拜观音、瞻仰圣容，乃至静坐沉思、运动散步等，已然和他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民国八十一年台北市政府计画闢建公园时，大雄精舍住持明光法师乃代表民众向市府陈情，希望能保留此一观音圣像。经过市长黄大洲裁示，于八十二年九月三日发文给明光法师，文中明确指出：“有关本案大安七号公园用地内的观世音像乙尊，经查系名雕塑家杨英风教授作品，经本府深入研析结果，为维护艺术、文化气息，在捐给本府维护管理原则下，准予保留……。”
同年九月十五日，市府工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也发函给明光法师，同样作了“准予保留”的回覆。
岂料到了今年元月十八日，公园管理处重新发函给明光法师，希望他在三月底公园竣工开放前，自行迁走观音圣像，理由是：“因部分市民不断陈情拆迁，以符公平原则，经本府一再综合各方意见结果，咸认为避免引发宗教界彼此无谓争议，仍请将观音像另觅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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