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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理性(恒毓)▪P2

  ..续本文上一页究时所用的方法,从而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果。在佛学研究中,要想真正有所收获,就必须对佛法和理性的关系有很好的把握和处理。

  在佛法的体系中,认知方法可以有三种,即现量、比量和圣教量。在佛教看来,现量是所有认识和行为的基础,亲证现量之境是修行的关键所在,但作为认识基础的现量和作为修行目标的现量又存在着质的不同,所谓今非昔比;比量是建立在现量上的正确思维,是理论层面的东西,如果同实际情况不符,它将走向反面,成为非量;圣教量是诸佛言教,是教化所依。在三量中,学佛者一般是交叉使用,以圣教量为依据,以比量为前提,以现量为目标,从而将解与行有机地统一到一起;而研究人员则主要使用比量,圣教量仅供参考,现量几乎没有。从人们对三量的态度上已不难发现佛教界与佛学界的根本区别所在,那就是关于现量的问题。在佛法中,现量是一切法的根本,也是修行的目的;而在佛学研究中,现量则通常被忽视。现量被忽视的直接后果,是致使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纯粹的理论思维之上,从而使研究结论同佛教的实际相脱节,甚至闹出毫不相干的笑话。比如,当你从调查中得知所有参加禅修的人所产生的境界都不相同时,你很可能会认为:“佛法不过如此,连学佛者自己都说不清楚,有什么可靠性可言呢?”如果是这样,你就错了!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你过于肯定自己理论的正确而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忽视了一切事物自身的非言性。就像谁也无法对甜作出确切的描述一样,谁也无法对佛法境界进行描述,最多,你可以用一个“不可思议”或“离言自性”来代表,这便是语言的局限!很自然,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的理论能不能不折不扣地揭示事物的真相是不言而喻的。在佛法看来,要向你说明甜的问题,理论的东西根本不必要,因为这个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你只要吃上一口蜂蜜,自然就知道什么是甜了;反之,即使我说上一百年,你也不可能知道甜的滋味!我们从这个感性的角度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纯理性的思维是行不通的,只有以佛教自身的方法作为把握佛法的基本方法并适当地配以其它的理性思维手段才是佛学研究的最佳方式。

  是佛法的实践性打破了纯理性思维的绝对性,佛法的直觉性决定了纯理性思维的失落。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认清了应当如何来面对研究对象,才能有效地进行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才不致于贻笑大方。当今佛学界同佛教界之所以会发生误会,不正是由于涩槟榔现象的普遍存在吗?

  我们东方人一贯重视直觉,强调亲身感受,而西方人则强调理性,讲究从理性上去揭示事物的来龙去脉,注重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种种问题。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不错,都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不过,佛学研究中的涩槟榔现象决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或纯粹的西方文化,而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其中的人云亦云的成分来自于东方文化不求甚解的作风,而唯理是从的成分则是将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的精神绝对化的结果。必须看到,这两种倾向的极端发展实际上都是人类文化的糟粕所在,是应当抛弃的东西,而有些人却视之若瑰宝,岂不是人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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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1] 作者恒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哲学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般若琐谈》、《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著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并多次在国际佛学论文比赛中获奖。电子信箱:hy@whpq.org

  [2] 本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此次出版时,作者对其作了部分改动。

  [3]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自序品第一》记载:“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据《五灯会元·五祖法演禅师》记载,西天外道尝难比丘曰:“既不分能证、所证,却以何为证?”无能对者。外道贬之,令不鸣钟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师至彼,救此义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难。

  [4] 在《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艾曰:“吾军到此,已行了七百余里,过此便是江油,岂可复退?”乃唤诸军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与汝等来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贵共之。”众皆应曰:“愿从将军之命。”毛泽东《实践论》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5]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帮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详见《论语·学而第一》。

  [6] 有关儒家的内圣外王,本人在《〈周易〉的圣人观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本人认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缺乏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中国能否繁荣富强,这同是否提倡“内圣外王”毫不相干,因为圣人与政治家完全是两回事,硬要将其拉扯到一块只是理论家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12月号《〈周易〉的圣人观与儒家的内圣外王》,国际网址:http://www.whpq.org/。

  [7] 儒家创始人孔子曾有“当仁不让于师”的说法,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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