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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台山与日本朝鲜佛教
佛教天台宗远播日本始于唐代。鉴真(687—763)大师，曾从天台宗五祖章安灌顶的弟子弘景律师学习戒律和天台教义，是灌顶的再传弟子。天宝十三年(754)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他在日本传播律宗的同时，也大力弘扬天台教义。其弟子台州高僧思托随师东渡日本，在招提寺内宣讲天台教义，兼弘律宗，扩大了天台山佛教在日本的影响。日本僧人最澄(767—822)研习鉴真等人东渡时带去的天台宗教典，并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带弟子义真西渡入唐至天台山，先后从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及行满学习天台教义，后又从天台山禅林寺僧然习牛头禅。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最澄学成归国，临行，唐台州剌史陆淳及台州司马吴顗等都以诗话别。台州剌史陆淳《送最澄梨还日本》诗云：“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归来香风满衣械，讲堂日出映朝霞。”最澄回国后创日本天台宗。公元822年最澄圆寂，嵯峨天皇批准在比睿山建立天台宗太乘戒坛。最澄弟子圆仁、圆载等也先后入唐求法，发展了日本天台宗。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日本天台宗寂照率徒7人前来，得到宋真宗接见。至天台山谒天台宗十七祖知礼，代其师源信提出27个问题，知礼遂作《问目二十七条答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天台宗高僧多次前来朝拜祖庭，于国清寺大雄宝殿东侧建祖师碑亭，内竖智者、行满、最澄三座丰碑。1988年又在天台山佛陇真觉寺建“般若心经塔”，日中佛教界关系越益密切。天台山佛教禅宗正式弘传日本当在南宋及元代。日本高僧荣西(1141—1215)两次至天台山从万年寺住持虚庵怀敬习黄龙派禅法。归国后建圣福寺，弘扬临济禅法。宋嘉定十二年(1223)日僧道元入宋求法，师事曹洞宗十三祖如净，得芙蓉道楷所传之信衣、嗣书及《宝镜三昧》、《五位显诀》等回国，创兴圣宝林禅寺，后又创永平寺，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日本临济宗、曹洞宗此后不断有人入宋、元求法寻根，禅宗在日本日益兴盛。
天台山佛教传播朝鲜要早于日本。南朝时前来中国求法的朝鲜僧人已经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玄光。他曾从天台宗三祖，得其密授“法华安乐行门”，归国后于熊州翁山结茅弘法，门生“譬如众鸟附须弥山，皆同一色”。南岳衡山和天台山国清寺祖堂内，图画28人，“光居一焉”。开皇十六年(596)，高句丽僧人波若至天台佛陇从智者学法，在天台山华顶修道16年未曾下山，后坐化于国清寺。天台八祖左溪玄朗门下弟子中，有新罗僧法融、理应、纯英。唐景福元年(892)，新罗僧道育来天台山求法，住平田寺(万年寺)，修道40余年，晋天福三年(938)坐化于此。天台宗典籍经战乱及会昌法难损失严重。宋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亻叔在天台十五祖羲寂要求下，遗使以50种宝向高丽求取。高丽王派高僧谛观奉教典前来，并嘱道：“於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谛观往谒羲寂，“一见心服，遂礼为师”，而且在螺溪一住10年，直至坐化。与他同时代的天台宗十六祖义通(9 07—988)也是高丽人。晋天福年间来游中国，至天台先后师事德韶及羲寂。宋太祖赐所居寺额为宝云寺，义通被称为“宝云大师”。他在此弘扬教观20年，升堂受业者不可胜计，天台宗十七祖知礼即出其门下。端拱元年(988)坐化于宝云寺。真正把天台宗传入朝鲜的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义天。义天(1009—1101)，俗名王煦。宋元丰八年(1085)来华求法，从天竺寺慈辨习天台教义，后游天台佛陇，礼智者大师塔。元元年(1086)携教典经书3000余卷回高丽，于高丽肃宗二年(1096)创高丽天台宗。编、著有《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圆宗文类》)并《释苑词林》等，依《总录》刊行教藏章疏4740卷，后人称之为《义天续藏经》。后人编其遗文为《大觉国师文集》。到过天台山的朝鲜僧还有竞让等禅僧。新罗僧人集中居住，乃至于在国清寺内形成“新罗院”。这些都说明，朝鲜佛教与天台山佛教自古以来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往来关系。四、文化名山
我国自古富有崇尚自然的传统，名山成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崇拜的对象。天台山可谓有山皆奇，无水不秀，无比秀丽的山川自古吸引无数文人雅士前来游览、讲道或隐居，在这里留下无数优美的诗、画和文章。特别是道教、佛教传入，大量的寺庙、道观建成，宗教文化和名山融为一体，使这里具有更加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一座文化名山。
天台山既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又是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故有“佛窟仙源”美称。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宗旨，这里成为他们理想的修炼之地。道教传入天台的时间，也在三国吴赤乌元年(238)，时著名的道家葛玄曾在桐柏山炼丹。传说华顶有葛玄茶圃，桐柏有葛玄丹灶。其后道教在天台山缓慢发展，直至明万历后，呈衰退趋势。天台山道人中最为著名的有葛洪，陶弘景和司马承祯等人。
葛洪(284—364)，东晋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曾在天台赤城、桐柏炼丹。著《抱朴子》，其思想基本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对道教理论有一定的发展。还著有《金匮药方》及《神仙传》等。
陶弘景(456—536)，南朝齐梁时道士和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曾任齐朝左卫殿中将军，梁代隐居句曲山，后遍游名山。齐武帝永明九年(491)，住天台山炼丹。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并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著作有《真诰》、《登真隐诀》、《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还整理《神农本草经》，著《本草经集注》。他为天台山道教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司马承祯(647—735)，唐代道士，天台山道藏的创建者。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属河南)人。21岁入道，后隐天台桐柏，自号天台白云子。主张“收心去欲”。同唐王朝关系密切，曾先后被武则天、睿宗、玄宗召入宫，备受礼遇。睿宗还为他在天台山建桐柏观，并置有藏经殿。著有《修真秘旨》、《坐忘论》、《上清天宫地府图经》、《上清含象剑鉴图》、《道体论》等。这些著作及整理的其他经文皆置藏经殿中，“桐柏道藏”初步形成。
道教在天台山最主要的道场要数桐柏观了。桐柏观在卧龙、玉女、紫霄等九峰回环中，道家称“金庭洞天”。吴赤乌元年，葛玄炼丹于此，建*轮院。唐睿宗于景云二年为司马承祯在此复置观，名桐柏观，规模宏大，为天台第一道观、道家东南祖庭。此地环境清幽，历代碑刻、吟咏甚多。唐代诗人孟浩然至此不愿离去，他在《宿桐柏观》诗中表示“愿言解缨绶，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回壁，元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江，云涛空浩浩”。
天台山除宗教文化蔚然发展外，儒家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理学在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大师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十年(1183)，三至台州，从释、道二教汲取营养，丰富了理学内容。同时朱熹在此地广收弟子，使台州理学勃兴，车若水、方教儒等著名学者辈出。另外，许多儒士以同释、道交游为时尚，而许多僧人、道士本身就出身于儒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天台山的诗僧寒山子就是一位较典型的人物。他生活在唐代，其诗内容丰富，而且包含禅机。一些诗飘逸优美超凡脱俗，而一些诗则能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故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流传至今。他的诗“一例书岩石”，寄情于山水之间。后人集之成卷，名《寒山子诗集》，共收诗300余首。
释、道、儒长期并存互相融溶，成为天台山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唐宋之际，“三教”相互影响加深，其代表人物都先后表示出宽容的态度。宋孝宗曾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主张。宋初天台宗十七祖知礼提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
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明确表示出向儒学的靠拢。释道二教也相互吸收，日趋融合。《佛祖统纪》中记载：“天台张平叔，少得混元之道。……道成，著《悟真篇》传于世，尝遍参禅门，大有省发。”说明北宋初年已有道士参禅的风气。其实早在唐代，司马承祯已引佛入道，创立三戒、五渐、七阶炼养理论，被称为“佛道双修”学说。三教融合还基于共同的认识，即都重内在的修养——“修心”。另外“三教”的互补性也是它们长期共存的重要条件。“儒”作为经世之学，注重调节人与人的关系，“道”重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释”则重在调节人与“天”的关系。人们同时需要“三教”，而三教也因此长期依存。
《三、法华圣地天台山》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