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　　 圣凯法师则认为，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有许多交叉的地方，所以近年来佛教界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口号，以丛林教育补充学院教育的不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二者的区别，尤其在丛林道风日下的今天，二者的差别更是明显。应该说，一座道风优良的丛林是最好的学校，一个能够安心见性的禅堂是最好的教室，一位三学增上的师父是最好的老师。丛林教育是师徒相授为基本，以丛林道风与大众的摄受力，其影响与教育是无形的、深远的。对于一名初出家者来说，对佛法信心的培养、威仪及日常行持的训练都是不可代替的。但是，明清以来，许多禅宗祖庭大都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服务等方面，已经失去了其教育的一方面。一些年轻人刚出家，便淹没在“叮叮当当”的佛事中，根本没有时间学习与修行，就谈不上什么培养与教育了。

　　 学院教育本身是受西方学校教育的影响，重于知识的传授，而中国佛教的学院教育从建立发展到今天，一直命运多蹇，缺少正常健康的发展机会。但是，学院教育的优点非常明显，多元化的知识训练，系统的学习，视野与心胸比较开阔，对于改善知识结构与提高素质等方面有明显的成效。但是，学院教育本身注重知识的传授，同学的团体生活缺少上座大德的摄受，学院式的开放生活对于一些自觉性较差的出家人来说缺乏摄受力，所以对于信仰的提升与修行的进步又会带来一些影响。

　　 因此，如何解决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的矛盾，是我们新世纪发展佛教教育的重要课题。虽然佛教界提出“学院丛林化”的口号，但是本身的可操作性比较困难，因为学院教育本身时间很短，目的性很强，不可能将丛林生活全部引入学院生活。所以，对于每一位出家人来说，至少有三年以上的丛林寺院生活经历，接受丛林道风的熏陶，首先成为象模象样的出家人，然后再进佛学院学习。而现在许多佛学院招生时，都是要求出家一年以上，甚至许多是刚出家没有几天。佛学院保持基本的丛林生活如早晚课、过堂、诵戒等，让学生拥有更高的时间用来学习。佛学院毕业后，毕业生回到丛林中，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丛林生活中，这样修学便能相得益彰。(《二十一世纪僧教育构想》)

　　 华方田先生指出：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所产生的不同的教育体制，从丛林式教育向学院式教育的转变，是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是大势所趋。这两种教育形式因为时势的不同而具有各自显著的特点，因此，我们决不能不顾客观的历史环境，简单类比，就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但是，由于针对近些年来佛学院教育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学修两极化、戒律松驰、佛教学术化倾向的出现、信仰淡化等等，关于丛林教育和学院教育的反省与比较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实际上，对比这两种教育体制，应当说各有利弊。传统的师徒授受是建立在师徒间长期的、单纯的、特殊的关系之上的，这种形式使师徒间容易达成默契和心灵的沟通，因为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从而有利于戒律的奉守和禅定的修持，以及僧格的培养和正见的确立。另一方面，在社会急剧变动、信息交流如此快捷频繁的当今社会，在许多寺庙正奔走于重建庙堂、发展旅游的时候，传统的丛林显然已不再“传统”，很难担负起现代佛教教育的重任。

　　 而近现代的学院式佛教教育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有着传统教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批量化的人才培养，规范化的教学体制，多元化、系统化的学科设置，低、中、高循序渐进的学院建构，等等，这些优势都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学院教育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如世俗化的倾向，对知识的偏重，修行的问题，修证次第的缺乏，正信的建立和威仪的培育等问题。必须明确的是，现代佛教教育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完全是学院教育本身所造成的，其中既有受到社会大环境影响的因素，又有学制的不完善和人为操作失误的因素。因此，当我们痛心疾首地批评学院教育的弊病时，当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缅怀传统师徒教育的独特和纯正品质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我们不可能乘上时间的列车回到古代，也不可能无视业已存在的现实，更不会无端地否定学院式教育的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在发挥学院式教育优势的同时，适当地保持传统丛林的修行风格，将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条适合现代僧才成长的新路子。实际上，这条路也是中国佛教界一直在摸索探求的，学修一体化和学院管理丛林化口号的提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也正是佛法“中道”理念在现代僧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另外，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和倡导的兴办佛教特色教育学院，也是培养现代僧才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印顺法师在《论僧才之培养》一文中，就系统地解说了建立律学中心、禅学中心和教学中心对培养现代僧才的重要性。接下来的任务是，怎样把学修一体化和学院管理丛林化等口号或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并把它制度化，规范化，这需要全社会关心佛教教育的人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寻求。(《中道理念与现代佛教教育》)

　　 除了上述的意见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因为受学历起点的限制(一般佛学院为高中)，目前大陆的佛学院校进行的其实是“双补”教育：一是补文化基础课，二是补佛学基础课。而且，经过数年的佛学院教育，毕业生的文化素质与社会高等教育有相当的差距。从这一点来看，在佛学院传授的基本知识技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院校教育不能弱化，相反需要强化。否者，会距离社会教育水平越来越远。我们应该把学院模式看作是“共道”部分，丛林模式看作是“不共”部分，遵循一定的次第和中道原则，善巧地将二者配合起来，以期达成根本的教育目的。

　　 其次，丛林教育虽然有着独特的魅力，但是却需要诸多条件辅助和配合。过去，丛林的方丈不仅仅是管理者，同时也是实证者和教育者，肩负着用身教(实修实证)和言教(佛学素养)教化大众的责任。大众在丛林的这个大熔炉里，才能得到有益的陶冶。但是，今天的明眼善知识已不可多得，能管理者不一定是实证者，而实证者更不一定是通达教育者。“文革”之后，大陆的佛教界虽然号称建立“十方丛林”，但多数沿袭的仍然是封建家长制的管理方式，丛林早已名存实亡。片面强调用丛林教育取代学院教育，是一种典型的理想主义。

　　三、佛教教育未来的瞻望

　　对于大陆佛教教育如何进一步改进的问题，大家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宋立道先生认为，现时的僧教育，除了知识与文化的教育，除了对于经典和宗派理论的研究讲习，还应该兼顾以下几个方面：1、要注重对于学僧的世俗学问和技能的培养；2、更重要的是培养学僧的僧格。也就是注重僧人的精神境界的熏习和养育；3、僧教育应该能够造成僧人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关心社会，关心现实。有是非观，和基于是非观的政治观、法制观；还应该有适应现代全球化社会的思想观念，例如对环境保护、生命伦理、人权和尊严都有如法如理的清醒认识；4、佛教的僧伽教育应该特别强调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了解和适应。这包括了政治上的适应，更包含有对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认识和适应。(《关于僧伽教育》)

　　 对办学模式问题，邓子美先生认为，丛林模式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事实上，恢复传统丛林教育已不可能。主要因为其师徒制的授学方式规模太小，效率太低，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大量需求。而佛学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兼有两者的优点。研究生教育一般采用导师制，而导师制已经吸取了师徒制的优点，如启发式教学、因才施教也只是在研究生阶段能做到，由于教师精力也有限，上大课是很难兼顾许多要求的。太虚当年办武院、闽院都有失误，但武院与闽院培养的研究生乃其最成功之处，这点还很少论著指出并加以重点研究。可以说，在太虚当年的研究生教学中，丛林教育的主要优点皆已具在。中国佛教目前最缺乏的正是研究所能够培养的高层次人才，研究所和导师制的做法在目前有必要推广。(《抓龙头、重法制――论佛教教育多样化与规范化的关系》)

　　 杨曾文先生对改进佛教院校佛学讲授课程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增设原始佛教基本教义和经典的课程；二是引导学僧自主地独立地学习佛法和各种专业知识；三是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的工作；四是创造条件，建立佛教大学。(《新世纪的佛教教育》)

　　 在课题研究方面，净因法师指出：结合当今教界、学界以及社会之实际需要，有如下三方面的课题急需研究。(一)编写古今藏外佛教图书目录，建立最具权威性的佛教图书馆。(二)中国僧制史——建立现代化的寺院管理模式。(三)编写适合当今社会的佛教教科书。(《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

　　 在师资问题方面，圣凯法师认为：应该将最优秀的学生留下来，给予专业上的继续培养，同时还要加强教育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使他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同时，佛教界应该建立教师晋升制，社会学校有等级晋升制度激励年轻的教师继续努力，而佛教界并没有在待遇、称号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尊重。如果一位在家老师在佛学院任教，他有可能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并且在待遇方面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而出家的法师则永远享受“法师”称号带给他的“殊荣”，一生为法师，其待遇则变化不大。所以，建立教师晋升制以激励年轻法师从事教育事业，是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的重要举措。

　　 在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上，陈星桥先生认为，计算机运用及其网络的建立，对于寺院管理、佛学研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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