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儒佛会通”思想略述
宗舜
圆瑛法师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大德高僧。他一生爱国爱教，以大智、大悲、大勇的精神济世度人，受到广大信众的衷心爱戴。作为一位既通宗又通教的大德，圆瑛法师著作宏富，其中的佛学思想多姿多彩，是中国现代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拈出其“儒佛会通”思想之一斑，以略窥堂奥。
圆瑛法师幼年曾学习儒家经典，《圆瑛法师年谱》记载说：“五岁时椿萱失荫，稍长业儒，过目成诵，聪颖过人。”对于这段“业儒”经历，圆瑛法师自己多次提起。在《谢氏宗祠讲演》中，他说：“圆瑛生长福州，幼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教理，二十余年，孜孜不倦。”后来，《佛法之精神》的讲演中，他又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空门，研究教典，垂三十年。”足见圆瑛法师是很看重这段学习经历的。事实上，“业儒”给圆瑛法师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最显著的标志，即是圆瑛法师在各种讲经弘法中宣传的“儒佛会通”观念。
“儒佛会通”的观念，当然不是圆瑛法师的发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即有种种比附的说辞。而历代高僧出家前，不少都曾受过儒家教育的熏陶，援儒入佛、以儒说佛、借儒弘佛可以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明清以降，“三教合流”之说，博得了很多士大夫的同情与默许。其中的利与弊，都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和反思的。承前人之余续，圆瑛法师的“儒佛会通”思想，既有继承前人的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五戒与五常
圆瑛法师在《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中明确地说：
又佛氏五戒，即儒家之五常，二者相较，若合符节。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酒能迷性，不饮则不迷，不迷自然是智。仁义礼智信五者，举世所群认纲常之教，伦理之学，实足以辅世导民。
在《佛教与做人》中，他也指出：
此五戒即儒教中五常：不杀生，仁也；不偷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能持五戒即具有道德。能知持戒，可以生善灭恶，即是学问。如是阅历世情，以验持戒不持戒之得失，自可深信因果，看杀人之人，结果必遭他人之杀；偷盗之人，必至破案受刑；邪淫之人，必定丧身败名；妄语之人，必不为人信用；饮酒之人，必然醉后为恶受苦。有此阅历，如是持戒之心益坚，道德学问日见增进，佛之教人持戒，即令人具足做人三种资格。身戒易持，口意难守，不说杀盗淫妄饮酒之言，不起杀盗邪淫妄语饮酒之念，自属不易。我们做人，必须时刻留心，常存临深履薄之心，如是做去，方可算得会做人。
五戒配五常、五经乃至五行，是我国古已有之的说法，也是宣传儒佛一致的观念的人最常提起的。如隋·智者大师说、灌顶记之《金光明经文句》卷第一即云：
又对五常：不杀对仁，不盗对义，不淫对礼，不饮酒对智，不妄语对信。又对五经：不杀对《尚书》，不盗对《春秋》，不淫对《礼》，不妄语对《诗》，不饮酒对《易》。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重复这样的观点，世间只要有儒学就够了，何必还需要佛教？圆瑛法师的重点，并不在强调五戒等于五常的“同”之上，而是发明其中之“异”，并借此阐明佛教修学的阶次和根本目标。他明确表示，五戒的原则，只是佛教所指明的人乘修学的标准：“如何是佛教人乘？就是佛说五戒为人道之因，五戒全无，必失人身。”讲过人乘的修学标准之后，要进而修学“大乘”，即六度法。圆瑛法师说：“世人若能依佛教以做人，不但可以完全人格，照此六度之法修去，即成佛也是不难。以六度具足万行，前四度以求福，后二度以求慧，福慧满足，自能成佛。”最后，他总结说：
今天所讲做人道理，先约世间法讲，次约佛教人乘讲，后约菩萨乘讲，讲到人能成佛为止。我们人人具有佛性，人人皆当作佛，迷之则为众生，佛性埋没于五蕴山中，如金埋在矿中，悟之修之，则烦恼断尽，佛性现前，可以成佛。……深望诸位将今天所讲的话，仔细加以研究力行，由做人而求成佛，亦分内事也；况且这个时候，浩劫当前，民生痛苦，我们做人的人，当先依佛教做人，再进一步而求成佛，方能永离痛苦。(《佛教与做人》)
从上可知，圆瑛法师的从人乘入手，从世间法的角度强调儒佛之“同”，再从大乘出世间法的角度，指出人能成佛的道理，引导大家从“做人”到“成佛”，即突出了佛教的本位，又消除了一些人对佛教的误解和排斥，这样的做法，可谓充满了智慧。
二、儒家之戒与佛教之戒
圆瑛法师在《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中指出：
又不独佛氏与人说戒，孔子于五常之外，亦尝与人说戒，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孔子授人以平常日用之戒。凡眼耳身口诸根对境时，难免被境所转，故戒之曰：对于非礼之事，不可视听言动也。又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授人以终身涉世之戒，其中亦寓佛教断除贪嗔痴之意。戒色除痴迷，戒斗除嗔恨，戒得除贪婪，两者和融。
“孔子于五常之外，亦尝与人说戒”的提法，是很富有新意的。当然，佛教的戒，乃是归依佛教者所应遵守的规范，指防非止恶的戒法，包括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其复杂而丰富的程度，当然不是孔子这些作为“教诫”的话能够比拟的，圆瑛法师又是在用随顺世间法的方便，拉近与普通听众的距离。他的要说明的核心，在紧接着的下一段：
虽然如是，究竟佛氏之戒，重在摄心，此心字，指第六意识，分别妄心，大凡犯戒，都缘第六意识，分别好丑，而起爱憎，自作诸业。摄心者，则收摄妄心，不容分别。分别不起，爱憎自无，种种恶业，何自而生？故《楞严经》亦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当知“摄心”二字，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断除贪嗔痴三不善根。此二字，即能挽救人心，维持世道，故我敢大声疾呼曰：“有欲挽救人心，必以提倡佛教，为惟一方法。”
“佛氏之戒，重在摄心”这八个字，可谓全篇点睛之处。从声闻乘律仪角度说，考察是否违犯戒律，虽然首先是论“迹”而非“心”，但其护戒的根本，还是在于“摄心”——落实起来，就是阿含类经典里常说的“守护根门”，如《杂阿含经》卷十一所云：“善关闭根门，正念摄心住。”所以，圆瑛法师所说之“佛氏之戒，重在摄心”，乃通于声闻乘戒律和菩萨乘戒律，并非专指菩萨戒而言。只要做到了收摄妄心，即可消除种种人我分别。消除种种人我分别，即可泯灭种种贪爱憎恨。泯灭种种贪爱憎恨，自然不再有对所爱的执着和对所憎的损恼，也就断除了各种恶业。尽管儒家之戒“其中亦寓佛教断除贪嗔痴之意”，也有一些方面与佛教“两者和融”，但是由于儒家之戒缺乏“摄心”这个根本，所以，圆瑛法师认为，“有欲挽救人心，必以提倡佛教，为惟一方法。”这样，从儒家之戒说到佛教之戒，进一步确立了佛教作为唯一挽回世道人心方法的崇高地位，又一次突出了佛教本位。
三、忠恕恻隐与戒杀护生
圆瑛法师对于戒杀护生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广为提倡。他曾多次发起成立放生会，提倡放生、吃素。在这个问题上，他将佛教的戒杀护生，与儒家的忠恕恻隐联系在一起进行宣传。在《放生会演说》中，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说：
圆瑛在孩童时，见煮鳖鱼，而鳖鱼奋命，将锅盖顶起欲逃之惨状。又见鸡被杀前，两眼皆突出，含冤怒视，似怀报复，遂感动于心，以后即不敢食肉。出家以来，每年力行放生。
为了提倡戒杀护生，他强调：
至论护生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节。我佛以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之本，大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大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形骸虽异，知觉本同，莫不贪生爱命，岂肯心甘为食者乎？吾人当学佛之大慈大悲，实行戒杀放生，方是学佛之行。是以学佛者，不仅持律戒杀，亦当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
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孔子赞《易》以生生。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且孟子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细究其义，前二句即劝人戒杀放生，后二句即劝人持斋茹素。既见其生，非特不忍自杀而见其死，并不忍其为他人所杀死，故必舍己资财，赎其身命而放之。闻屠门被杀哀号之声，非特不忍食此众生之肉，更不忍食一切众生之肉，必终身茹素也。孟子又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凡读孟子者，亦皆所深知。倘见众生蒙难而不救，且更啖其肉者，则全无恻隐之心矣。故吾人应当爱物存仁，提倡护生，实与佛儒之宗旨相合，望各力行宣传，则幸甚矣。(《放生会演说》)
提倡戒杀、吃素这一汉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在学佛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世俗人多目为“斋公斋婆”的行为，常常嗤之以鼻。如果仅从佛教的慈悲心角度强调戒杀护生的利益，往往不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共鸣。圆瑛法师在这里结合儒家的贵生、忠恕的思想加以阐发，就显得比较容易接受。尤其是他解释孟子“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认为“前二句即劝人戒杀放生，后二句即劝人持斋茹素”，既别出心裁，又切中肯綮。戒杀护生，是贯彻佛教慈悲精神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于学佛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五戒之首即戒杀，菩萨戒之饶益有情、密乘戒之不损恼有情，强调的都是以大悲水滋润菩提心这个成佛的种子。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圆瑛法师作如此的发挥和强调。与圆瑛法师同时代的丰子恺在《护生画集》的序言中，把戒杀护生的要义通俗明了地指明了：
护生者，护心也(初集马一浮先生序文中语，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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