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曰“护生者，护心也。”详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言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普劝世间读此书者，切勿拘泥字面。

　　 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了解到，圆瑛法师的戒杀护生思想，并不仅仅拘泥于“戒杀”这个字面，一味作东郭先生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积极投身救国存亡的事业中，将“杀敌”与“护生”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在对军人进行的《国民应尽天职》讲演中，他指出：

　　 天职者，天然之职任也。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人，不负这种责任。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必定有爱国心，方才可算得有国民资格，若无爱国心，则失国民资格。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份子，所以当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当民国光复以后，国基未曾巩固，政权不能统一，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乃作一联云：“爱国每垂忧国泪，感时深抱救时心。”然我既然为僧，没有甚么能力，到底如何救国？如何救时呢？所以反覆三思，民者，国之本也，民心既日积而日漓，则国势当愈趋而愈下。若欲挽回国运，先当纠正人心；欲正民心，必本佛教心理革命之学说，革除种种弊恶之心，复归谆善之心。民心正，天心顺，国家自有和平希望。所以奔走各方，宣传佛教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之主义，使人人感觉可以促进和平之实现，此即圆瑛站在僧界地位，欲尽卫教爱国之天职。

　　 圆瑛法师宣传的“三大精神”——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精神的落脚点，即在“卫教爱国”上。针对提倡五戒之戒杀，必然引发的“军人杀敌是否杀生”的疑惑，圆瑛法师解释说：

　　 杀生之事，本是伤慈。然立身军界，为除暴安良，保民护国，奉有军令，而与私意杀害者有别。若对私人份内，一定不可行。杀人为因，必招人杀之果，如无故杀人，以强凌弱，则处以军法，岂非等同自杀耶！(《国民应尽天职》)

　　 从声闻乘律仪的角度说，杀人即为违犯杀戒。但是，从菩萨戒的角度说，杀少数人而活多数人，正是菩萨的慈悲，不仅不违犯菩萨戒，而且有极大的功德。《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一指出：

　　 如菩萨见劫盗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或复欲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或复欲造多无间业，见是事已，发心思惟：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落迦，如其不断无间业成，当受大苦。我宁杀彼，堕那落迦，终不令其受无间苦。如是菩萨意乐思惟，于彼众生或以善心，或无记心，知此事已，为当来故深生惭愧，以怜愍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

　　 可见，圆瑛法师的观点，不仅符合菩萨戒的精神，而且解决了学佛与杀敌的矛盾，为广大的佛教信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他倡导的“爱教就是爱国、杀敌就是护生”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结合圆瑛法师出任全国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僧界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创办难民收容所，并赴南洋募集经费援助抗战等事迹来看，他确实是一位身先士卒的楷模！

　　 圆瑛法师的“儒佛会通”思想中，还有许多富有创见的闪光点。比如，他将佛陀的觉他事业，用孟子的话来说明：“佛成道后，即以自觉之道，普觉一切众生，犹儒教所云：“使先觉觉后觉，是天民之先觉者也。”(《佛儒教理同归一辙》)他还从修养工夫、到家消息等方面，阐发儒佛契合之理：“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性”，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山名)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类似之处，散见于各种文稿之中，尚待我们进一步发现和研究。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圆瑛法师的儒佛会通观念，继承了明末几位大师的思想精髓——借儒弘佛，儒末佛本。古德虽从一些特殊因缘出发，说了些调和三教的话，但并没有将其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莲池大师在“答桐城孙镜吾居士广寓”的信中指出：“三教一家，不可谓不同。虽云一家，然一家之中，有祖孙父子，亦不能谓尽同。必欲约而同之，使无毫发之异，则坏世相，为害不浅矣。如一株树然，有根有枝有叶，终不可以枝叶而认作根也。”(见《云栖法汇》“遗稿二”书)这里的“一家之中，有祖孙父子”的比喻，实在形象。而作为佛教信仰者，大概谁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孙子”辈的吧！莲池大师所谓“不可谓不同”，即从世俗谛而言，亦即共道的人天乘。而其所谓“不能谓尽同”，即从胜义谛而言，亦即不共道的解脱乘。如果不别根本枝叶，硬要说完全相同，确实“为害不浅”！憨山大师在《观老庄影响论》中也说：“孔子为人乘之圣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为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入天；声闻缘觉，超人天之圣也(后略)；菩萨，超二乘之圣也(后略)；佛则超凡圣之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且夫能圣能凡者，岂圣凡所能哉！”(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五)这些见解与我们现在的一些近似“乡愿”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研究圆瑛法师的儒佛会通思想，把握“借儒弘佛，儒末佛本”的核心，对解决今天佛教中存在的个别思想混乱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颇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会通”观念，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重新宣传儒家之纲常伦理，认为学佛必须从学儒入手。甚至有的大量引用印光大师、太虚大师对此问题的论述来作证明。其实，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能教条地照钞大德们的开示，而必须顾及到时代的特点。清末、民国年间，儒学作为主体社会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弘扬佛教，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只能因势利导。且不谈弘扬佛法，仅从争取生存空间的角度看，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尤其是大陆地区，儒学传统可谓荡然无存。今天，再谈援儒入佛，未免法不对机、药不对证了。而今天倘若居然还要说要补上儒学这一课，然后再学佛，就未免迂阔不堪了。

　　 二是泛多元文化论的流布。从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社会和睦、人民幸福的角度来说，多元文化的提法，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多元文化的核心，在于文化的多样性。所谓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将多元文化解释成你即是我，我即是你，彼此不分，内外无别，则未免流于庸俗，这就是泛多元文化论。即如，在海外，有的法师去宣讲天主教的《玫瑰经》，说：

　　佛家的教学，它的宗旨是“离苦得乐”，我们从《玫瑰经》上也看到这个意思。第二段痛苦奥迹里面是教我们“离苦”，荣福奥迹里面是教我们“得乐”，跟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宗旨完全相同，在短短这些经文里面全部都包含了。(见净空法师所讲《玫瑰经——欢喜的来源》，以下凡涉及此问题所引之资料均来源于此，不另一一注明。)

　　他还说：

　　所以现在宗教教育是比什么都重要，宗教必须突破自己宗教的框架，要容纳所有的宗教，知道所有宗教的神圣跟我们自己崇奉的神明完全相同，决定没有差别。

　　并说：

　　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这个话说起来就太长了。这是因为过去科技没有发明，每一个族群居住的地方彼此不相往来，造成一个闭塞的局面，那就是佛法里面所谓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如果我们懂这个原理原则就晓得，佛教讲的诸佛如来，其他宗教讲的上帝、上主、神圣，我们肯定是一个人的化身；在不同的地区，他用不同的身分，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导众生，虽然形式不相同、方法不相同，他的指标决定相同，方向决定相同，目的决定相同。这是我们在许多宗教经典里面细心去读过发现的，我们这样才真正认识神，作神的子女、作神的学生。

　　但是，在那位法师讲了这么一大通圆融论之后，人家并不领情，讲座的主持人特丽莎修女仍然明确地说，《玫瑰经》乃是“因为一般人不阅读圣经，因此《玫瑰经》帮助他们了解玛利亚与耶稣的生活。因此当人们在唱诵《玫瑰经》时，不仅是祷告而已，同时也明了耶稣的一生和祂与玛利亚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这是藉着《玫瑰经》来祷告，来表达我们对天主和耶稣的信仰。”并且在总结中，仅仅肯定“法师则在对欢喜三端的演述中，建议我们身为一个信徒，如何以圣母与耶稣以及古圣先贤为学习的榜样，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基本上，这就是法师所阐述的。”而对其再三强调的所谓佛教与天主教等的一致，根本不加回应。落脚点还是在天主教之本位上：“我们的天主选择传道做为他的志业，我们应该想想，身为一位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应该如何来过生活？”可见硬要把佛教往天主教上努力去靠，多少有点自作多情的意味。且不论其两者(或者多者)完全相同论在学理上的悖谬，仅从实际效用来看，就不免大打折扣。作为佛教信仰者，归依的根本，即体认三宝为唯一的尊崇对象。学佛人不仅要自利，还要利他。这个利他，包含着向不信者宣传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工作，亦即我们常说的弘法。而现在，佛教信仰者讲《玫瑰经》发明所谓“所有宗教的神圣跟我们自己崇奉的神明完全相同，决定没有差别”、“天主教跟佛教是一不是二，所有宗教都是一不是二”的“玄义”，在信仰天主教的人看来，可以认为既然佛教的东西和天主教一致，那么当然不必去学佛法。而在首施两端的人看来，同样可以认为，既然佛教的东西和天主教一致，那么去学天主教即等同学佛教，不学佛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信佛的人，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去做礼拜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所有宗教的神圣跟我们自己崇奉的神明完全相同，决定没有差别”嘛。这样一来，佛教作为解脱道的不共性完全被抹煞，其结果必然是佛教主体地位的丧失。尤其是这样的下劣见还用所谓“华严境界”来包装，就更显得叫人哭笑不得。

　　 同观音菩萨的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说法一样，《维摩诘经》中也有一句话是常常被引为证明的，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见“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其实，现在动辄说某个宗教的神是某个佛、菩萨的化身，乃是对“化身”的庸俗化。作为化身，他们体现出的不仅有“同”之一面——即随顺世俗。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体现出的还有“异”的一面——即超越世俗。“欲钩牵”是手段，是方便，“入佛智”才是目的，是真实。观音菩萨的应化，落脚点还是在“度”字上，即以佛法令众生得度(这才是根本落脚点)。假如某个所谓的“化身”表现出来的教化只有“欲钩牵”而没有“入佛智”，那他是不是真的“化身”，就值得推敲了。如《圣经》所说的“十诫”，有些人仅仅从名目上看，就武断地说，与佛教十善业道相同。但是，“十诫”之首即明确要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1)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见《圣经》“出　20：3－17”。)这就从根本上与佛教了划清界限。如果承认“十诫”，必然与《瑜伽师地论》所说的“更不说有馀大师”这个原则相违背。二者如何能“同”？又怎么可能“天主教跟佛教是一不是二，所有宗教都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不同的正信的宗教(简别邪教)在化民导俗方面的相似的积极作用，但不能从信仰角度去强为捏合。在宗教之间的交流中，我们可以多谈宗教与宗教的“同”的方面，彼此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平共存。但在宗教内部，还得多谈宗教与宗教“异”的方面，以体现自己宗教的殊胜性，坚定自己的信仰。假如自己对自己所信仰的内容都缺少自信心，还要比附其他东西来成立，从佛教角度说，归依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这种“泛多元文化论”，也是破失归依的一个隐因！这样的“会通”，只会导致佛教主体地位的丧失，如果不加以简别，为害非轻。

　　 圆瑛法师的佛学思想极为丰富，涉及的世出世间法的方方面面，值得深入研究探讨，乃至发扬光大。在圆瑛法师生西五十周年的时候，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圆瑛法师的深切缅怀。

　　2003年9月26日于苏州

《圆瑛法师“儒佛会通”思想略述》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