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瑛法師“儒佛會通”思想略述
宗舜
圓瑛法師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大德高僧。他一生愛國愛教，以大智、大悲、大勇的精神濟世度人，受到廣大信衆的衷心愛戴。作爲一位既通宗又通教的大德，圓瑛法師著作宏富，其中的佛學思想多姿多彩，是中國現代佛教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今拈出其“儒佛會通”思想之一斑，以略窺堂奧。
圓瑛法師幼年曾學習儒家經典，《圓瑛法師年譜》記載說：“五歲時椿萱失蔭，稍長業儒，過目成誦，聰穎過人。”對于這段“業儒”經曆，圓瑛法師自己多次提起。在《謝氏宗祠講演》中，他說：“圓瑛生長福州，幼安儒業，冠入佛門，研究教理，二十余年，孜孜不倦。”後來，《佛法之精神》的講演中，他又說：“圓瑛少安儒業，冠入空門，研究教典，垂叁十年。”足見圓瑛法師是很看重這段學習經曆的。事實上，“業儒”給圓瑛法師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最顯著的標志，即是圓瑛法師在各種講經弘法中宣傳的“儒佛會通”觀念。
“儒佛會通”的觀念，當然不是圓瑛法師的發明。佛教傳入中國之初，爲爭取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即有種種比附的說辭。而曆代高僧出家前，不少都曾受過儒家教育的熏陶，援儒入佛、以儒說佛、借儒弘佛可以說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明清以降，“叁教合流”之說，博得了很多士大夫的同情與默許。其中的利與弊，都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研究和反思的。承前人之余續，圓瑛法師的“儒佛會通”思想，既有繼承前人的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一、五戒與五常
圓瑛法師在《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中明確地說：
又佛氏五戒，即儒家之五常，二者相較，若合符節。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酒能迷性，不飲則不迷，不迷自然是智。仁義禮智信五者，舉世所群認綱常之教，倫理之學，實足以輔世導民。
在《佛教與做人》中，他也指出：
此五戒即儒教中五常：不殺生，仁也；不偷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能持五戒即具有道德。能知持戒，可以生善滅惡，即是學問。如是閱曆世情，以驗持戒不持戒之得失，自可深信因果，看殺人之人，結果必遭他人之殺；偷盜之人，必至破案受刑；邪淫之人，必定喪身敗名；妄語之人，必不爲人信用；飲酒之人，必然醉後爲惡受苦。有此閱曆，如是持戒之心益堅，道德學問日見增進，佛之教人持戒，即令人具足做人叁種資格。身戒易持，口意難守，不說殺盜淫妄飲酒之言，不起殺盜邪淫妄語飲酒之念，自屬不易。我們做人，必須時刻留心，常存臨深履薄之心，如是做去，方可算得會做人。
五戒配五常、五經乃至五行，是我國古已有之的說法，也是宣傳儒佛一致的觀念的人最常提起的。如隋·智者大師說、灌頂記之《金光明經文句》卷第一即雲：
又對五常：不殺對仁，不盜對義，不淫對禮，不飲酒對智，不妄語對信。又對五經：不殺對《尚書》，不盜對《春秋》，不淫對《禮》，不妄語對《詩》，不飲酒對《易》。
當然，如果僅僅只是重複這樣的觀點，世間只要有儒學就夠了，何必還需要佛教？圓瑛法師的重點，並不在強調五戒等于五常的“同”之上，而是發明其中之“異”，並借此闡明佛教修學的階次和根本目標。他明確表示，五戒的原則，只是佛教所指明的人乘修學的標准：“如何是佛教人乘？就是佛說五戒爲人道之因，五戒全無，必失人身。”講過人乘的修學標准之後，要進而修學“大乘”，即六度法。圓瑛法師說：“世人若能依佛教以做人，不但可以完全人格，照此六度之法修去，即成佛也是不難。以六度具足萬行，前四度以求福，後二度以求慧，福慧滿足，自能成佛。”最後，他總結說：
今天所講做人道理，先約世間法講，次約佛教人乘講，後約菩薩乘講，講到人能成佛爲止。我們人人具有佛性，人人皆當作佛，迷之則爲衆生，佛性埋沒于五蘊山中，如金埋在礦中，悟之修之，則煩惱斷盡，佛性現前，可以成佛。……深望諸位將今天所講的話，仔細加以研究力行，由做人而求成佛，亦分內事也；況且這個時候，浩劫當前，民生痛苦，我們做人的人，當先依佛教做人，再進一步而求成佛，方能永離痛苦。(《佛教與做人》)
從上可知，圓瑛法師的從人乘入手，從世間法的角度強調儒佛之“同”，再從大乘出世間法的角度，指出人能成佛的道理，引導大家從“做人”到“成佛”，即突出了佛教的本位，又消除了一些人對佛教的誤解和排斥，這樣的做法，可謂充滿了智慧。
二、儒家之戒與佛教之戒
圓瑛法師在《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中指出：
又不獨佛氏與人說戒，孔子于五常之外，亦嘗與人說戒，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孔子授人以平常日用之戒。凡眼耳身口諸根對境時，難免被境所轉，故戒之曰：對于非禮之事，不可視聽言動也。又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授人以終身涉世之戒，其中亦寓佛教斷除貪嗔癡之意。戒色除癡迷，戒鬥除嗔恨，戒得除貪婪，兩者和融。
“孔子于五常之外，亦嘗與人說戒”的提法，是很富有新意的。當然，佛教的戒，乃是歸依佛教者所應遵守的規範，指防非止惡的戒法，包括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其複雜而豐富的程度，當然不是孔子這些作爲“教誡”的話能夠比擬的，圓瑛法師又是在用隨順世間法的方便，拉近與普通聽衆的距離。他的要說明的核心，在緊接著的下一段：
雖然如是，究竟佛氏之戒，重在攝心，此心字，指第六意識，分別妄心，大凡犯戒，都緣第六意識，分別好醜，而起愛憎，自作諸業。攝心者，則收攝妄心，不容分別。分別不起，愛憎自無，種種惡業，何自而生？故《楞嚴經》亦雲：“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當知“攝心”二字，具足戒定慧叁無漏學，斷除貪嗔癡叁不善根。此二字，即能挽救人心，維持世道，故我敢大聲疾呼曰：“有欲挽救人心，必以提倡佛教，爲惟一方法。”
“佛氏之戒，重在攝心”這八個字，可謂全篇點睛之處。從聲聞乘律儀角度說，考察是否違犯戒律，雖然首先是論“迹”而非“心”，但其護戒的根本，還是在于“攝心”——落實起來，就是阿含類經典裏常說的“守護根門”，如《雜阿含經》卷十一所雲：“善關閉根門，正念攝心住。”所以，圓瑛法師所說之“佛氏之戒，重在攝心”，乃通于聲聞乘戒律和菩薩乘戒律，並非專指菩薩戒而言。只要做到了收攝妄心，即可消除種種人我分別。消除種種人我分別，即可泯滅種種貪愛憎恨。泯滅種種貪愛憎恨，自然不再有對所愛的執著和對所憎的損惱，也就斷除了各種惡業。盡管儒家之戒“其中亦寓佛教斷除貪嗔癡之意”，也有一些方面與佛教“兩者和融”，但是由于儒家之戒缺乏“攝心”這個根本，所以，圓瑛法師認爲，“有欲挽救人心，必以提倡佛教，爲惟一方法。”這樣，從儒家之戒說到佛教之戒，進一步確立了佛教作爲唯一挽回世道人心方法的崇高地位，又一次突出了佛教本位。
叁、忠恕恻隱與戒殺護生
圓瑛法師對于戒殺護生不僅身體力行，而且廣爲提倡。他曾多次發起成立放生會，提倡放生、吃素。在這個問題上，他將佛教的戒殺護生，與儒家的忠恕恻隱聯系在一起進行宣傳。在《放生會演說》中，他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曆說：
圓瑛在孩童時，見煮鼈魚，而鼈魚奮命，將鍋蓋頂起欲逃之慘狀。又見雞被殺前，兩眼皆突出，含冤怒視，似懷報複，遂感動于心，以後即不敢食肉。出家以來，每年力行放生。
爲了提倡戒殺護生，他強調：
至論護生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節。我佛以大慈大悲而爲救世之本，大慈者，與一切衆生之樂；大悲者，拔一切衆生之苦：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形骸雖異，知覺本同，莫不貪生愛命，豈肯心甘爲食者乎？吾人當學佛之大慈大悲，實行戒殺放生，方是學佛之行。是以學佛者，不僅持律戒殺，亦當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
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廣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孔子贊《易》以生生。吾人應體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殺放生。且孟子雲：“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細究其義，前二句即勸人戒殺放生，後二句即勸人持齋茹素。既見其生，非特不忍自殺而見其死，並不忍其爲他人所殺死，故必舍己資財，贖其身命而放之。聞屠門被殺哀號之聲，非特不忍食此衆生之肉，更不忍食一切衆生之肉，必終身茹素也。孟子又雲：“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恻隱之心，非人也。”凡讀孟子者，亦皆所深知。倘見衆生蒙難而不救，且更啖其肉者，則全無恻隱之心矣。故吾人應當愛物存仁，提倡護生，實與佛儒之宗旨相合，望各力行宣傳，則幸甚矣。(《放生會演說》)
提倡戒殺、吃素這一漢傳佛教的優良傳統，在學佛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世俗人多目爲“齋公齋婆”的行爲，常常嗤之以鼻。如果僅從佛教的慈悲心角度強調戒殺護生的利益，往往不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共鳴。圓瑛法師在這裏結合儒家的貴生、忠恕的思想加以闡發，就顯得比較容易接受。尤其是他解釋孟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認爲“前二句即勸人戒殺放生，後二句即勸人持齋茹素”，既別出心裁，又切中肯綮。戒殺護生，是貫徹佛教慈悲精神的一個重要方法，對于學佛人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五戒之首即戒殺，菩薩戒之饒益有情、密乘戒之不損惱有情，強調的都是以大悲水滋潤菩提心這個成佛的種子。理解了這一點，就會理解爲什麼圓瑛法師作如此的發揮和強調。與圓瑛法師同時代的豐子恺在《護生畫集》的序言中，把戒殺護生的要義通俗明了地指明了：
護生者，護心也(初集馬一浮先生序文中語，去除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後…
《圓瑛法師“儒佛會通”思想略述》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