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九一八年驱刘之役，一九二○年熊刘对川滇黔联军之役，战火遍及全川，人民酷受祸害，一般野心军人不惜残民以逞，唯事扩充实力，谋取高位。刘湘也在这几次混战中，由营长而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而军长，以至川军前敌总司令，因之大肆延纳速成同学以巩固其建军的基础；而刘存厚则两次失败，被逐到陕西境内。龚缉熙也于这段时间转到了刘湘部内。他既信佛法，不愿再当带兵官，遂任了幕僚职务。刘湘因他有折冲尊俎之才，就派他以该部顾问名义为代表，去到北京与各方周旋。龚于是经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并且还去过日本一趟。(据他以后对“仁定”说：他在日本生疮很痛苦，半年多都医不好，乃决心回国治疗。到北京后，不旬日即痊愈。他认为是水土的关系。)每到一处他总是竭诚访求名师，研习佛法，尤其是在北京时，经常诚恳地向当时的北京佛学大师张克诚先生(四川广汉狸神庙，即今复兴乡人，在京以行医为业)。专学“唯识”。一九二一年以后，龚缉熙辞去外务，专在成都少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春正月，他就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剃度师是当时的文殊院方丈禅安老和尚(代表佛源法师)，取法名“能海”，引领师是法光老和尚(以后接禅安任方丈)；传戒和尚却是新都宝光寺的贯一老和尚，所以他剃度后跟即到宝光寺去，接受贯一老和尚传给他的戒律。住在那里两三个月，一面学习戒律，一面准备赴藏学法事宜。以后就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住了大约三年，潜心学习藏文藏语。学好后即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礼物十几驮，进藏学法。(佛法上讲究积集资粮，一种是福德资粮，一种是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如不具备，何能侈言智慧资粮！所以到西藏学法，必须具备厚礼，表明有了福德资粮才行。能海法师因为有大军阀刘湘给他当护法，筹备这十来万元的礼物，自然不在话下。)到拉萨后，即拜在著名大喇嘛降样清丕康萨仁波晴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约十年之久，康萨仁波晴对他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尤其对他的戒行精进，更为赞赏。当时西藏僧众，无论地位如何，对于肉食，都很随便；而能海法师却坚持绝不食肉。当地僧众都惊叹说：“能海法师对肉一点不吃，简直是个活佛了！”康萨因此种种便对能海法师由衷器重，把他的衣、和许多重要、珍贵经典全部交给能海法师，这说明康萨已经认为能海法师是继承他法统的承传弟子了。
能海法师于一九三六年离藏，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回国，借便瞻礼尼、印两国古刹圣迹，访问善知识(佛教大师)，因此回到四川已是一九三七年了。回川后，即就成都石羊场附近的近慈寺加以培修、辉煌，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僧人闻风前来学习者极为众多，弟子中最著者为普超(曾任峨嵋山报国寺方丈，四川省政协委员，一九八
三年病故)、妙轮(曾任山西省政协委员，新都宝光寺方丈，已病故，系广汉金轮寺人)、仁修(俗名叶德生，德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在川大任过教，教历史)、隆莲(女僧，四川大学毕业，曾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现住持成都爱道堂，通数国外语，又从海公上师学藏语，并擅速记术，海公所讲大都由她记录)。当时的军政人员，作为在家居士，前来听讲经说法者亦为数不少，如夏斗寅、稽祖佑、张斯可、侯少煊等。能海法师在近慈寺讲经时，最初用《宗喀巴大师显密修行次第科颂》(亦称《菩提道次第科颂》)来讲解，并在初习止观中以《三皈依观》来修习；进一步才用《大威德怖畏金刚仪轨》来讲解和修习，这就是密宗大法里的“生起次第”和“圆成次第”了。在国内过去是极为难得难闻的，非具备大福德资粮者不能涉足。当然，能海法师在近慈寺所授的经、法，决不止于上面所述，不过我过去也偶尔找点机会去听听说法，我的所见止于此耳。有时他也到城内和附近各县乃至重庆及岷江流域重要城镇去讲经说法。所讲有时用《菩提道次第》或《现证庄严论》；有时也讲一些显教的经典，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仁王护国经》、《心经》等，在广汉也讲过两次：一次在开元寺，一次在龙居寺。在什邡罗汉寺，绵竹祥符寺和德阳崇果寺也都讲过经。能海法师讲经，因其教理圆融，人情练达，又具有辩才无碍的素养，深入浅出，妙喻横生，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故能摄引上中下三根都能各得其趣味。这一点远非其他当时佛教大师所能及，所以能誉满全国。无论在那里讲经，听众都非常踊跃。说到能海法师在近慈寺的日课和戒行，那是非常谨严的。不特绝对素食，而且还实行过午不食。每天早晨三点钟便到大殿上座，开始讲经，或在讲经前先讲一些寺内的事务问题，约两小时讲毕，下座后进早餐(斋)。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又上座讲经，十二时前进午餐。午餐后是会客时间，下午有时也讲两个钟头经；不讲经则译经或静坐。傍晚有时同居士们在寺内园林散步谈谈。前半夜静坐。总之，全日夜在榻上时除静坐修止观外，如微有倦意，也只能盘腿靠靠，绝不容许倒头大睡。多年如此，不是没有毅力的人可能办到的。上师带头这样做，自然容易要求全寺都谨严地完成这样的日课。
绵竹云雾寺是能海法师每年夏天必去的静坐基地。他静坐不在寺内，而在另修的茅棚内。静坐不是简单的事，而要按功夫深浅分为好几个等级，不仅课目不同，而且场地也有区别，必须达到一定的等级者乃能坐茅棚。可以随他前去习静坐的弟子，能坐茅棚者不多，其余功夫浅的只能在寺内静坐。一九三七年能海法师还同文殊院退院方丈法光到绵竹，帮助法光在祥符寺任住持。一九四七年前后，西藏的札萨喇嘛(札萨不是名字，而是西藏总管教务的僧官，也就是任命来掌管一定地区的佛教事宜的职称。不过一般按这样职称称呼惯了，反倒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来到近慈寺，以后还随能海法师到五台山去，任五台山的札萨喇嘛。还有罗桑殿达(是蒙古喇嘛，章嘉活佛的经师。)也到过近慈寺，传了《毗卢仪轨》，他还很长于绘画。
一九五○年初，为和平解放西藏，能海法师派了他能懂藏文藏语的弟子随军进藏，以供翻译和与藏方接洽的需要。能海法师随即前往北京，会同喜饶嘉错(青海喇嘛)商讨和平, 解放西藏事宜，迭电达赖，申明党中央眷念西藏，宽大为怀的诚意，希其明察时势，协同努力，完成和平统一的伟大使命。几经电商，终于成功。事后，喜饶嘉错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
副主席，能海法师则以特邀人士身份作为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又被选为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并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以遂其政教兼顾的志愿。
从能海法师解放后对待政治活动的热情，和他解放前对待政治的冷淡态度相比——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人邀请能海法师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以后又征聘他加入“陪都宗教联谊会”(蒋指令：以孔祥熙为孔教理事，白崇禧为回教理事，于斌为天主教理事，何明华为基督教理事，太虚为佛教理事，能海为顾问)，他都毅然谢绝。这就足以证明：能海法师不仅是深于佛法，而且是很有政治见解，能洞察政治之良窳，绝不轻于随波逐流，图谋虚荣的。
一九五二年，能海法师由北京去五台山，初住碧山寺(又称广济茅棚，地处中、南、东三台之中)安居；结夏圆满后，又到善才洞(在南台)居住。刚一月，上海方面邀请去讲经，所讲以《现证庄严论》为主。一九五三年二月，受国务院之命，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取道苏联前往，圆满完成任务而回。回国后，仍在上海讲经或赴北京开会。三年后，又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他又受命前往出席，这一次来回都是走海路的。一九五七年四月，再回五台山，选定清凉桥的吉祥寺(这是五台山庙宇中建筑规模最宏大巍峨的一个，在西台范围，其东有杨五郎庙。)为久住之地。一因此地幽静爽洁，适于居住；一因有灯笼文殊的传说。(相传康熙曾游览至此，入夜迷路，又苦无灯笼照明，正彷徨间，忽一老叟体貌岸然，持一红灯笼来迎，导至清凉桥，即飘然不见，疑是文殊化身。以后康熙即命大修吉祥寺，以志其遇。)并恰与能海法师的上师康萨仁波晴的吉祥派法流有相应之义，所以作此选定。在这里的主要工作，除讲经，传戒(共传三期，收弟子约百人)外，集中精力搞翻译工作，即把藏文的《现证庄严论》译成汉文。这部《论》是用密宗教义解释的，不同于内地原有的显教的《现证庄严论》，部头相当大，有十本之多。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红卫兵上山，除进行批斗外，无理宣布僧人回乡，寺庙解散。能海法师认为大愿难满，再住无益，即於一九六七年元月清晨，端坐而化。
我写这篇传记的用意，只是把能海法师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就我所知他的一些基本的实际情况介绍出来，以供海内外关心他的各界人士参考而已。从他的事迹中可以看出，贯穿能海法师一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他一贯爱祖国，爱人民，反对专制腐朽、外族压迫和拥护民主、致力和平。这些也就是宗教界能够在新中国长期存在的根本前提，务请注意。希我宗教界人士以他为典范而共勉之。
张继寅
十二、世界著名高僧——能海法师
能海法师俗名龚辑熙，四川锦竹县广旺场人，青年时期投笔从戎、毕业于陆军速成学校、任教于云南省讲武堂，与朱德总司令有过师生之谊。一九五一年全国各界知名人士云集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朱德总司令看见过去的金兰之交，竟变成了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大和尚有些吃惊。当天，朱德亲笔写了一张字条由秘书转交能海法师，上面写著：
你是龚辑照吗？我把你认出来了。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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