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九一八年驅劉之役，一九二○年熊劉對川滇黔聯軍之役，戰火遍及全川，人民酷受禍害，一般野心軍人不惜殘民以逞，唯事擴充實力，謀取高位。劉湘也在這幾次混戰中，由營長而團長、而旅長、而師長、而軍長，以至川軍前敵總司令，因之大肆延納速成同學以鞏固其建軍的基礎；而劉存厚則兩次失敗，被逐到陝西境內。龔緝熙也于這段時間轉到了劉湘部內。他既信佛法，不願再當帶兵官，遂任了幕僚職務。劉湘因他有折沖尊俎之才，就派他以該部顧問名義爲代表，去到北京與各方周旋。龔于是經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漢、重慶之間，並且還去過日本一趟。(據他以後對“仁定”說：他在日本生瘡很痛苦，半年多都醫不好，乃決心回國治療。到北京後，不旬日即痊愈。他認爲是水土的關系。)每到一處他總是竭誠訪求名師，研習佛法，尤其是在北京時，經常誠懇地向當時的北京佛學大師張克誠先生(四川廣漢狸神廟，即今複興鄉人，在京以行醫爲業)。專學“唯識”。一九二一年以後，龔緝熙辭去外務，專在成都少城公園辦“佛經流通處”。一九二四年(民國十叁年)春正月，他就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剃度師是當時的文殊院方丈禅安老和尚(代表佛源法師)，取法名“能海”，引領師是法光老和尚(以後接禅安任方丈)；傳戒和尚卻是新都寶光寺的貫一老和尚，所以他剃度後跟即到寶光寺去，接受貫一老和尚傳給他的戒律。住在那裏兩叁個月，一面學習戒律，一面准備赴藏學法事宜。以後就到康定跑馬山的喇嘛廟住了大約叁年，潛心學習藏文藏語。學好後即帶著早已准備好的禮物十幾馱，進藏學法。(佛法上講究積集資糧，一種是福德資糧，一種是智慧資糧。福德資糧如不具備，何能侈言智慧資糧！所以到西藏學法，必須具備厚禮，表明有了福德資糧才行。能海法師因爲有大軍閥劉湘給他當護法，籌備這十來萬元的禮物，自然不在話下。)到拉薩後，即拜在著名大喇嘛降樣清丕康薩仁波晴門下爲弟子，在藏學習約十年之久，康薩仁波晴對他的學習成績非常滿意，尤其對他的戒行精進，更爲贊賞。當時西藏僧衆，無論地位如何，對于肉食，都很隨便；而能海法師卻堅持絕不食肉。當地僧衆都驚歎說：“能海法師對肉一點不吃，簡直是個活佛了！”康薩因此種種便對能海法師由衷器重，把他的衣、和許多重要、珍貴經典全部交給能海法師，這說明康薩已經認爲能海法師是繼承他法統的承傳弟子了。
能海法師于一九叁六年離藏，取道尼泊爾、印度，乘海輪回國，借便瞻禮尼、印兩國古刹聖迹，訪問善知識(佛教大師)，因此回到四川已是一九叁七年了。回川後，即就成都石羊場附近的近慈寺加以培修、輝煌，開辦了內地第一個密宗道場。國內各寺院僧人聞風前來學習者極爲衆多，弟子中最著者爲普超(曾任峨嵋山報國寺方丈，四川省政協委員，一九八
叁年病故)、妙輪(曾任山西省政協委員，新都寶光寺方丈，已病故，系廣漢金輪寺人)、仁修(俗名葉德生，德陽人，北京師範大學畢業，曾在川大任過教，教曆史)、隆蓮(女僧，四川大學畢業，曾在四川省政府任職，現住持成都愛道堂，通數國外語，又從海公上師學藏語，並擅速記術，海公所講大都由她記錄)。當時的軍政人員，作爲在家居士，前來聽講經說法者亦爲數不少，如夏鬥寅、稽祖佑、張斯可、侯少煊等。能海法師在近慈寺講經時，最初用《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亦稱《菩提道次第科頌》)來講解，並在初習止觀中以《叁皈依觀》來修習；進一步才用《大威德怖畏金剛儀軌》來講解和修習，這就是密宗大法裏的“生起次第”和“圓成次第”了。在國內過去是極爲難得難聞的，非具備大福德資糧者不能涉足。當然，能海法師在近慈寺所授的經、法，決不止于上面所述，不過我過去也偶爾找點機會去聽聽說法，我的所見止于此耳。有時他也到城內和附近各縣乃至重慶及岷江流域重要城鎮去講經說法。所講有時用《菩提道次第》或《現證莊嚴論》；有時也講一些顯教的經典，如《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仁王護國經》、《心經》等，在廣漢也講過兩次：一次在開元寺，一次在龍居寺。在什邡羅漢寺，綿竹祥符寺和德陽崇果寺也都講過經。能海法師講經，因其教理圓融，人情練達，又具有辯才無礙的素養，深入淺出，妙喻橫生，信手拈來，都成妙谛，故能攝引上中下叁根都能各得其趣味。這一點遠非其他當時佛教大師所能及，所以能譽滿全國。無論在那裏講經，聽衆都非常踴躍。說到能海法師在近慈寺的日課和戒行，那是非常謹嚴的。不特絕對素食，而且還實行過午不食。每天早晨叁點鍾便到大殿上座，開始講經，或在講經前先講一些寺內的事務問題，約兩小時講畢，下座後進早餐(齋)。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又上座講經，十二時前進午餐。午餐後是會客時間，下午有時也講兩個鍾頭經；不講經則譯經或靜坐。傍晚有時同居士們在寺內園林散步談談。前半夜靜坐。總之，全日夜在榻上時除靜坐修止觀外，如微有倦意，也只能盤腿靠靠，絕不容許倒頭大睡。多年如此，不是沒有毅力的人可能辦到的。上師帶頭這樣做，自然容易要求全寺都謹嚴地完成這樣的日課。
綿竹雲霧寺是能海法師每年夏天必去的靜坐基地。他靜坐不在寺內，而在另修的茅棚內。靜坐不是簡單的事，而要按功夫深淺分爲好幾個等級，不僅課目不同，而且場地也有區別，必須達到一定的等級者乃能坐茅棚。可以隨他前去習靜坐的弟子，能坐茅棚者不多，其余功夫淺的只能在寺內靜坐。一九叁七年能海法師還同文殊院退院方丈法光到綿竹，幫助法光在祥符寺任住持。一九四七年前後，西藏的劄薩喇嘛(劄薩不是名字，而是西藏總管教務的僧官，也就是任命來掌管一定地區的佛教事宜的職稱。不過一般按這樣職稱稱呼慣了，反倒把他的名字忘掉了)。來到近慈寺，以後還隨能海法師到五臺山去，任五臺山的劄薩喇嘛。還有羅桑殿達(是蒙古喇嘛，章嘉活佛的經師。)也到過近慈寺，傳了《毗盧儀軌》，他還很長于繪畫。
一九五○年初，爲和平解放西藏，能海法師派了他能懂藏文藏語的弟子隨軍進藏，以供翻譯和與藏方接洽的需要。能海法師隨即前往北京，會同喜饒嘉錯(青海喇嘛)商討和平, 解放西藏事宜，疊電達賴，申明黨中央眷念西藏，寬大爲懷的誠意，希其明察時勢，協同努力，完成和平統一的偉大使命。幾經電商，終于成功。事後，喜饒嘉錯被任命爲青海省政府
副主席，能海法師則以特邀人士身份作爲政協委員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以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又被選爲人大代表出席會議。並任全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以遂其政教兼顧的志願。
從能海法師解放後對待政治活動的熱情，和他解放前對待政治的冷淡態度相比——抗戰期間，蔣介石曾派人邀請能海法師出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以後又征聘他加入“陪都宗教聯誼會”(蔣指令：以孔祥熙爲孔教理事，白崇禧爲回教理事，于斌爲天主教理事，何明華爲基督教理事，太虛爲佛教理事，能海爲顧問)，他都毅然謝絕。這就足以證明：能海法師不僅是深于佛法，而且是很有政治見解，能洞察政治之良窳，絕不輕于隨波逐流，圖謀虛榮的。
一九五二年，能海法師由北京去五臺山，初住碧山寺(又稱廣濟茅棚，地處中、南、東叁臺之中)安居；結夏圓滿後，又到善才洞(在南臺)居住。剛一月，上海方面邀請去講經，所講以《現證莊嚴論》爲主。一九五叁年二月，受國務院之命，赴維也納出席世界和平大會。他取道蘇聯前往，圓滿完成任務而回。回國後，仍在上海講經或赴北京開會。叁年後，又一次世界和平大會在印度新德裏召開，他又受命前往出席，這一次來回都是走海路的。一九五七年四月，再回五臺山，選定清涼橋的吉祥寺(這是五臺山廟宇中建築規模最宏大巍峨的一個，在西臺範圍，其東有楊五郎廟。)爲久住之地。一因此地幽靜爽潔，適于居住；一因有燈籠文殊的傳說。(相傳康熙曾遊覽至此，入夜迷路，又苦無燈籠照明，正彷徨間，忽一老叟體貌岸然，持一紅燈籠來迎，導至清涼橋，即飄然不見，疑是文殊化身。以後康熙即命大修吉祥寺，以志其遇。)並恰與能海法師的上師康薩仁波晴的吉祥派法流有相應之義，所以作此選定。在這裏的主要工作，除講經，傳戒(共傳叁期，收弟子約百人)外，集中精力搞翻譯工作，即把藏文的《現證莊嚴論》譯成漢文。這部《論》是用密宗教義解釋的，不同于內地原有的顯教的《現證莊嚴論》，部頭相當大，有十本之多。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紅衛兵上山，除進行批鬥外，無理宣布僧人回鄉，寺廟解散。能海法師認爲大願難滿，再住無益，即於一九六七年元月清晨，端坐而化。
我寫這篇傳記的用意，只是把能海法師作爲一個曆史人物，就我所知他的一些基本的實際情況介紹出來，以供海內外關心他的各界人士參考而已。從他的事迹中可以看出，貫穿能海法師一生的一個基本特點是，他一貫愛祖國，愛人民，反對專製腐朽、外族壓迫和擁護民主、致力和平。這些也就是宗教界能夠在新中國長期存在的根本前提，務請注意。希我宗教界人士以他爲典範而共勉之。
張繼寅
十二、世界著名高僧——能海法師
能海法師俗名龔輯熙，四川錦竹縣廣旺場人，青年時期投筆從戎、畢業于陸軍速成學校、任教于雲南省講武堂，與朱德總司令有過師生之誼。一九五一年全國各界知名人士雲集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時，朱德總司令看見過去的金蘭之交，竟變成了一個身披黃色袈裟的大和尚有些吃驚。當天，朱德親筆寫了一張字條由秘書轉交能海法師，上面寫著：
你是龔輯照嗎？我把你認出來了。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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