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夏安居，讲授《四分律戒本》、《定道资粮颂》、《菩提这次第科颂》，随即在此摄受徒众，建立密坛，传授密法。三七年泸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师不愿沦于日寇的铁蹄下，毅然带领徒众四十一人回四川，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由文殊院住持道悟和尚将该寺下院石羊场近慈寺交给法师开创为藏密黄教道场，题额为“护国金刚道场”。率领徒众每日诵经祈祷，息灾护国，并常赴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宣讲《仁王护国经》，号召佛徒抗日救国。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当时法师率弟子正在彭县海窝子修建龙兴塔砖窑处太平寺安居讲经，指导烧砖。这时笔者亦在此参加烧砖工作。抗战胜利的嘉讯传来，法师十分兴奋，立即招呼买红纸、鞭炮，并亲自撰联欢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搞地下工作的革命志士面临血腥镇压的危险，法师同情革命，曾在近慈寺掩护过革命志士，如张秀熟、李书成等同志都在近慈寺居住过。四九年秋，在解放四川首府成都的前夕，法师正在彭县龙兴寺
讲《金刚经》，当时四川起义将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等聚会彭县，曾与法师商订起义宣言，法师表示支持起义，为和平解放成都作出了一定贡献。法师听说成都有大屠杀可能时，为了营救王斡青等革命同志，立即结束讲经法会，赶回成都进行营救。成都解放后，法师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当五○年减租退押时，近慈寺原有少量土地出租，无钱退押，法师即叫职事将部分银器送到人民政府退清押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前夕，派员到近慈寺向法师询问西藏情况时，法师除介绍西藏民族信奉佛教的特点，请予尊重外，还特派通晓藏语的隆果法师随军作翻译工作。由于法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爱国守法，相继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两次应邀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和平会议。以代表宗教界的身份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法师在佛教方面，以严持净戒，勤修定慧，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崇敬。法师亲自为近慈寺大雄宝殿撰写的楹联：“发菩提心由定生慧，趣解脱道以戒为师”。代表了法师的根本佛教思想，所以法师创建道场，总是首先讲授戒律(戒学)；其次讲《定道资粮》(定学)：然后再讲《菩提道次第科颂》(慧学)。这三学被定为近慈寺初学者的必修课本。法师显密并传，大小兼弘，说法以显教为先，修持以密乘为主，弘大乘主要讲授般若法门《现证庄严论》等；宣小乘曾讲授《法蕴足论》、《舍利弗毗昙》等。法师晚年息心《阿含》，称《阿含经》为佛陀的根本教义、信徒的入门要道，写有《阿含经学记》。法师的遗著：在戒律方面有《四分律藏根本阿含摄颂》、《律海十门》，编译有《律海心要》等，定学方面有：《定道赞粮颂》、《止观略法》等，慧学方面有：《菩提道次第科颂》、《慧行刻意》、《无常颂》等；密教方面译有：文殊大威德金刚等五部念诵仪轨；文殊大感德金刚生起次第，圆成次第，集有《文殊五字真言念诵仪轨》等。法师兴办佛教事业，建立藏密道场住持三宝方面：自一九三七年接受近慈寺就任住持后，将一所破旧小庙整修扩建为能住二、三百人的藏密道场，并为沟通汉藏佛教
文化，在寺内兴建一所译经院，亲自为撰联文：“通圣言而遍寰宇，导世界以趣大同”。聘请通达藏文的法师，喇嘛来院从事讲学和翻译，亦有外国学者来寺学法，不负法师的宏愿。法师为志愿静修的上座们创造条件，亲赴绵竹县云雾山将破旧的云雾寺整建为坐山静修的道场。相继又在重庆、上海开设金刚道场，弘传佛教。解放后，五三年率领僧众重上五台山将仅存三个窑洞和一座破殿的清凉桥，整修扩建为能住百余僧众的吉祥律寺。从此法师长住该寺率领僧众从事生产和学修，直至“文化革命”。在此期间每年都亲领僧众上山植树造林，成绩显著，受到政府的好评，为绿化祖国，庄严文殊菩萨道场作出了贡献。
以上所述，仅就笔者的简单的回忆，从中不难看出法师爱国爱教精神。明年是法师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怀念法师遗德的心情，撰此拙文，作为纪念。
定悲居士(刘明渊)
十一、能海法师传
能海法师是名播全国且声誉远及海外的佛教大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其父于清末营古董业于成都，住家在北门内，光绪丙戌年(一八八六年)腊月，法师出生于此。十多岁时，其父送他到北门大街的钟姓绸缎铺当学徒。钟体乾(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曾迭办四川陆军各学堂，解放后任成都第一任市长)和钟体道(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毕业，民国后曾任川军师长多年，在陕南被刘存厚吞并后，到北京将军府任将军，以后曾任绵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当时既是少东家，也是龚的师兄弟；龚称体乾为大哥，体道为五哥。
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后，各省区开始训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西太后宣布变法，推行新政。筹饷练兵，为其新政的一项要务。清廷为了稳定其危在旦夕的腐朽反动统治，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作为改革军制，督练新军的机构。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遂决定改定军制，
划一编制，并拟定全国新军为三十六镇，按各省的人力、物力及战略地位进行分配。次年即把这项计划正式提出。
在全国编练新军日趋高涨的情况下，四川方面总督岑春煊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为准备训练新军的人员，开办了“四川武备学堂速成班”，次年开始招收“四川武备学堂”的第一期学生。是年锡良继任川督，又先后开办了“四川陆军弁目队”、“四川陆军传习所”和“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维新变法影响及政府大力宣传待遇优厚的情况下，许多爱国志士，思所报效，故好多秀才都去报考了；北门大街钟姓绸缎铺的钟体乾、钟体道早已考上武备学堂去了；龚缉熙因年龄较小，在他们之后两年(一九○六年)才考入了“四川陆军弁目队”，以后又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当时的同学有杨森、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王钻绪、张斯可、乔毅夫等。这时钟体乾、钟体道、王陵基已由武备学堂毕业，当了“速成学堂”的教官。后锡良调任云贵总督赴滇，陈宦、张毅、刘存厚等随行，并调速成毕业的乔毅夫、陈笃斋、龚缉熙等同去。到云南后，陈宦任十九镇统制，张毅任协统，刘存厚任标统，龚缉熙等则被派到“云南讲武堂”(总办是李根源)任教练官。当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朱德总司令也在该堂上学，所以龚与朱还有这一段师生之谊。解放后能海法师在北京与朱总司令会见时，朱还说：“别来将近四十年，老师的面貌虽老了些，但精神还和早年在云南时差不多，可喜可贺！”这一段佳话是张兴良对我转述的，他是能海法师的侍者，即随侍的弟子，法名仁定，他当时在场。张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时，请准离开五台山回川务农，现住在广汉县连山乡四社。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四川的保路同志军运动更为高涨，终于迫使四川总督赵尔丰退位，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了蒲殿俊为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以后又由尹昌衡平息兵变并杀了赵尔丰，干十二月十一日继任都督，将军队扩编为三镇：即以原十七镇改为第一镇，宋学皋任统制；以同志军收编为第二镇，彭光烈任统制；以巡防军溃散部队收编为第三镇，孙兆鸾任统制。刘存厚在云南听到这些消息，立即拼揍了少数部队，带著龚缉熙、乔毅夫、陈笃斋等，打着援川旗号由滇回川。尹与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因此特成立四川陆军第四镇，以刘存厚为统制，并将军政府所辖近卫第二标和驻邛崃独立协杨肇锡归其指挥，还发给库存枪械服装，作为补充。龚缉熙等则被任为第四镇管带(营长)，驻防成都。
一九一四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龚缉熙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听到佛源法师讲经，听后大为醉心，遂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从此他就热忱地研习佛法。
龚缉熙骤然由军官而变为佛门弟子，这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政治上，他原来加入过同盟会(四川速成生加入同盟会的有百分之六十)，对国民党比较同情。癸丑之役(一九一三年)，胡景伊(四川都督)打败了熊克武的讨袁军以后，对各地国民党人及参加和响应讨袁的各方面起义人士，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川军中刘存厚(第四师师长)和周骏(第一师师长)都是拥袁最热烈的人，并且还都加入了胡景伊组织的四川共和党支部，所以在和讨袁军作战中，表现最为积极，而刘存厚在刻治党人、籍没家产上尤为卖力，冤难及事外人，亲属株连者至多。《巴县志》曾载：“第四师师长刘存厚入城后，擅作威福，抄没党人财产数十家，并杀党人吴楚等，株连之众，等于明之“瓜蔓抄”，民国所仅见也。”回成都后，刘又
奉胡命列名通缉一百余人。在这一役中，速成同学只刘湘一人立了功，升了官，而速成同学之同情起义军者却被周骏杀了不少，如李哲、杨栩、唐思渭、游俊、任尔康等都是。龚缉熙看到这许多同学、同志惨遭屠戮，内心的悲痛，可以想见。(二)在家庭上，他的原配是唐家寺庄姓女，和他感情很好，一疾竟然不起，也很使他伤感。龚缉熙在这样内外两种刺激而苦闷的情况下，一遇到“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佛家妙旨，所以就豁然大悟，解脱了内心的苦恼而发心学佛，以期“自利利他”了。
四川自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以后，多次混战，很少安宁。如一九一三年癸丑讨袁之役，一九一六年护法之后的“刘罗”、“刘戴”之战，青眉之战、内泸之战，一九一七年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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