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夏安居，講授《四分律戒本》、《定道資糧頌》、《菩提這次第科頌》，隨即在此攝受徒衆，建立密壇，傳授密法。叁七年泸溝橋“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法師不願淪于日寇的鐵蹄下，毅然帶領徒衆四十一人回四川，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由文殊院住持道悟和尚將該寺下院石羊場近慈寺交給法師開創爲藏密黃教道場，題額爲“護國金剛道場”。率領徒衆每日誦經祈禱，息災護國，並常赴成都、重慶、武漢等地主持“護國息災法會”，宣講《仁王護國經》，號召佛徒抗日救國。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被迫宣布無條件投降，全國人民歡慶抗戰勝利。當時法師率弟子正在彭縣海窩子修建龍興塔磚窯處太平寺安居講經，指導燒磚。這時筆者亦在此參加燒磚工作。抗戰勝利的嘉訊傳來，法師十分興奮，立即招呼買紅紙、鞭炮，並親自撰聯歡慶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搞地下工作的革命志士面臨血腥鎮壓的危險，法師同情革命，曾在近慈寺掩護過革命志士，如張秀熟、李書成等同志都在近慈寺居住過。四九年秋，在解放四川首府成都的前夕，法師正在彭縣龍興寺
講《金剛經》，當時四川起義將領劉文輝、潘文華、鄧錫候等聚會彭縣，曾與法師商訂起義宣言，法師表示支持起義，爲和平解放成都作出了一定貢獻。法師聽說成都有大屠殺可能時，爲了營救王斡青等革命同志，立即結束講經法會，趕回成都進行營救。成都解放後，法師擁護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當五○年減租退押時，近慈寺原有少量土地出租，無錢退押，法師即叫職事將部分銀器送到人民政府退清押金。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前夕，派員到近慈寺向法師詢問西藏情況時，法師除介紹西藏民族信奉佛教的特點，請予尊重外，還特派通曉藏語的隆果法師隨軍作翻譯工作。由于法師擁護共産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愛國守法，相繼當選爲全國政協委員，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兩次應邀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和平會議。以代表宗教界的身份爲保衛世界和平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法師在佛教方面，以嚴持淨戒，勤修定慧，博得廣大佛教徒的崇敬。法師親自爲近慈寺大雄寶殿撰寫的楹聯：“發菩提心由定生慧，趣解脫道以戒爲師”。代表了法師的根本佛教思想，所以法師創建道場，總是首先講授戒律(戒學)；其次講《定道資糧》(定學)：然後再講《菩提道次第科頌》(慧學)。這叁學被定爲近慈寺初學者的必修課本。法師顯密並傳，大小兼弘，說法以顯教爲先，修持以密乘爲主，弘大乘主要講授般若法門《現證莊嚴論》等；宣小乘曾講授《法蘊足論》、《舍利弗毗昙》等。法師晚年息心《阿含》，稱《阿含經》爲佛陀的根本教義、信徒的入門要道，寫有《阿含經學記》。法師的遺著：在戒律方面有《四分律藏根本阿含攝頌》、《律海十門》，編譯有《律海心要》等，定學方面有：《定道贊糧頌》、《止觀略法》等，慧學方面有：《菩提道次第科頌》、《慧行刻意》、《無常頌》等；密教方面譯有：文殊大威德金剛等五部念誦儀軌；文殊大感德金剛生起次第，圓成次第，集有《文殊五字真言念誦儀軌》等。法師興辦佛教事業，建立藏密道場住持叁寶方面：自一九叁七年接受近慈寺就任住持後，將一所破舊小廟整修擴建爲能住二、叁百人的藏密道場，並爲溝通漢藏佛教
文化，在寺內興建一所譯經院，親自爲撰聯文：“通聖言而遍寰宇，導世界以趣大同”。聘請通達藏文的法師，喇嘛來院從事講學和翻譯，亦有外國學者來寺學法，不負法師的宏願。法師爲志願靜修的上座們創造條件，親赴綿竹縣雲霧山將破舊的雲霧寺整建爲坐山靜修的道場。相繼又在重慶、上海開設金剛道場，弘傳佛教。解放後，五叁年率領僧衆重上五臺山將僅存叁個窯洞和一座破殿的清涼橋，整修擴建爲能住百余僧衆的吉祥律寺。從此法師長住該寺率領僧衆從事生産和學修，直至“文化革命”。在此期間每年都親領僧衆上山植樹造林，成績顯著，受到政府的好評，爲綠化祖國，莊嚴文殊菩薩道場作出了貢獻。
以上所述，僅就筆者的簡單的回憶，從中不難看出法師愛國愛教精神。明年是法師誕辰一百周年，謹以懷念法師遺德的心情，撰此拙文，作爲紀念。
定悲居士(劉明淵)
十一、能海法師傳
能海法師是名播全國且聲譽遠及海外的佛教大師，俗名龔緝熙，四川綿竹人。其父于清末營古董業于成都，住家在北門內，光緒丙戌年(一八八六年)臘月，法師出生于此。十多歲時，其父送他到北門大街的鍾姓綢緞鋪當學徒。鍾體乾(四川陸軍武備學堂畢業後曾疊辦四川陸軍各學堂，解放後任成都第一任市長)和鍾體道(四川陸軍武備學堂畢業，民國後曾任川軍師長多年，在陝南被劉存厚吞並後，到北京將軍府任將軍，以後曾任綿陽專區行政督察專員)，當時既是少東家，也是龔的師兄弟；龔稱體乾爲大哥，體道爲五哥。
早在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義和團運動後，各省區開始訓練新軍。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西太後宣布變法，推行新政。籌饷練兵，爲其新政的一項要務。清廷爲了穩定其危在旦夕的腐朽反動統治，于光緒二十九年(一九○叁年)在北京設立練兵處，各省設督練公所，作爲改革軍製，督練新軍的機構。光緒叁十年(一九○四年)，遂決定改定軍製，
劃一編製，並擬定全國新軍爲叁十六鎮，按各省的人力、物力及戰略地位進行分配。次年即把這項計劃正式提出。
在全國編練新軍日趨高漲的情況下，四川方面總督岑春煊于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爲准備訓練新軍的人員，開辦了“四川武備學堂速成班”，次年開始招收“四川武備學堂”的第一期學生。是年錫良繼任川督，又先後開辦了“四川陸軍弁目隊”、“四川陸軍傳習所”和“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在維新變法影響及政府大力宣傳待遇優厚的情況下，許多愛國志士，思所報效，故好多秀才都去報考了；北門大街鍾姓綢緞鋪的鍾體乾、鍾體道早已考上武備學堂去了；龔緝熙因年齡較小，在他們之後兩年(一九○六年)才考入了“四川陸軍弁目隊”，以後又轉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當時的同學有楊森、劉湘、潘文華、唐式遵、王鑽緒、張斯可、喬毅夫等。這時鍾體乾、鍾體道、王陵基已由武備學堂畢業，當了“速成學堂”的教官。後錫良調任雲貴總督赴滇，陳宦、張毅、劉存厚等隨行，並調速成畢業的喬毅夫、陳笃齋、龔緝熙等同去。到雲南後，陳宦任十九鎮統製，張毅任協統，劉存厚任標統，龔緝熙等則被派到“雲南講武堂”(總辦是李根源)任教練官。當時(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朱德總司令也在該堂上學，所以龔與朱還有這一段師生之誼。解放後能海法師在北京與朱總司令會見時，朱還說：“別來將近四十年，老師的面貌雖老了些，但精神還和早年在雲南時差不多，可喜可賀！”這一段佳話是張興良對我轉述的，他是能海法師的侍者，即隨侍的弟子，法名仁定，他當時在場。張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時，請准離開五臺山回川務農，現住在廣漢縣連山鄉四社。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四川的保路同志軍運動更爲高漲，終于迫使四川總督趙爾豐退位，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了蒲殿俊爲都督的大漢四川軍政府；以後又由尹昌衡平息兵變並殺了趙爾豐，幹十二月十一日繼任都督，將軍隊擴編爲叁鎮：即以原十七鎮改爲第一鎮，宋學臯任統製；以同志軍收編爲第二鎮，彭光烈任統製；以巡防軍潰散部隊收編爲第叁鎮，孫兆鸾任統製。劉存厚在雲南聽到這些消息，立即拼揍了少數部隊，帶著龔緝熙、喬毅夫、陳笃齋等，打著援川旗號由滇回川。尹與劉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同學，因此特成立四川陸軍第四鎮，以劉存厚爲統製，並將軍政府所轄近衛第二標和駐邛崃獨立協楊肇錫歸其指揮，還發給庫存槍械服裝，作爲補充。龔緝熙等則被任爲第四鎮管帶(營長)，駐防成都。
一九一四年，因一個偶然的機會，龔緝熙在成都提督街叁義廟聽到佛源法師講經，聽後大爲醉心，遂拜在佛源法師名下爲弟子，從此他就熱忱地研習佛法。
龔緝熙驟然由軍官而變爲佛門弟子，這是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政治上，他原來加入過同盟會(四川速成生加入同盟會的有百分之六十)，對國民黨比較同情。癸醜之役(一九一叁年)，胡景伊(四川都督)打敗了熊克武的討袁軍以後，對各地國民黨人及參加和響應討袁的各方面起義人士，進行了極其殘酷的鎮壓。川軍中劉存厚(第四師師長)和周駿(第一師師長)都是擁袁最熱烈的人，並且還都加入了胡景伊組織的四川共和黨支部，所以在和討袁軍作戰中，表現最爲積極，而劉存厚在刻治黨人、籍沒家産上尤爲賣力，冤難及事外人，親屬株連者至多。《巴縣志》曾載：“第四師師長劉存厚入城後，擅作威福，抄沒黨人財産數十家，並殺黨人吳楚等，株連之衆，等于明之“瓜蔓抄”，民國所僅見也。”回成都後，劉又
奉胡命列名通緝一百余人。在這一役中，速成同學只劉湘一人立了功，升了官，而速成同學之同情起義軍者卻被周駿殺了不少，如李哲、楊栩、唐思渭、遊俊、任爾康等都是。龔緝熙看到這許多同學、同志慘遭屠戮，內心的悲痛，可以想見。(二)在家庭上，他的原配是唐家寺莊姓女，和他感情很好，一疾竟然不起，也很使他傷感。龔緝熙在這樣內外兩種刺激而苦悶的情況下，一遇到“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佛家妙旨，所以就豁然大悟，解脫了內心的苦惱而發心學佛，以期“自利利他”了。
四川自民國二年(一九一叁年)以後，多次混戰，很少安甯。如一九一叁年癸醜討袁之役，一九一六年護法之後的“劉羅”、“劉戴”之戰，青眉之戰、內泸之戰，一九一七年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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