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盘捧给能海法师。时年六十四岁的能海法师接过漆盘，稳步拾级而上，走上约三米高的大象背，将经卷在头顶顶礼三次交给站在洞口的和尚，再由和尚将经书传进佛肚内。装经和尚将经卷依次堆码。能海法师装经后，弟子们依次捧经走上高台。整个装经过程足足花了六个多小时才算结束。其间全场无声，气氛异常肃穆庄严，让人感到一种强烈宗教的精神力量。等装经完后，两个年轻和尚从铜像肚里爬出时，早已全身湿透，大汗涔涔了。
装经后，能海法师烧了三天《护摩》，这次普贤装经，才算功果圆满。
笔者时年尚幼，有幸随长辈赴会，躬逢其盛。这里追记一番，权作对能海法师的点滴回忆，想也有些许纪念意义吧。
徐伯荣
十四、能海法师——现代的爱国高僧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九五一年各界知名人士云集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天，一张纸条落在一个身披金黄色袈裟的和尚手里。这个和尚就是世界著名的现代爱国高僧——能海大法师。他看著纸条：“你是龚辑熙吗？我把你认出来了，请你去我家作客——朱德。”能海法师持着纸条，峥嵘往事历历在目，一下搅动了禅心。对的，龚辑熙就是能海法师。他身披了宽大的喇嘛式袈裟坐在会场中也被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朱德总司令一下认出来了，还要邀他去他家里作客？说来还有一段历史渊源呢！
龚辑熙在一八八六年生在如今名称是四川省绵竹县北的汉旺场。父母早亡，靠姐抚养。龚辑熙的幼年时期，是维新变法风起云涌的时代。变法与保守的议论时有所闻。国事已在幼小的心灵里激荡著。十三岁的时候，凶恶的慈禧太后竟然幽禁光绪帝于瀛台，杀害变法志士，一场政变发生了。绵竹县和全川一样顿时哗然。他便决心离开家庭，走出私塾堂去谋求救国的方法。当时，成都恒升通商号的老板与龚辑熙家沾了一点儿亲，老板又具有一定的爱国民主思想，龚就住在那里，名义上是学徒，实则老板对龚辑熙这个徒弟优越得很——还专门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继续让龚辑熙深造。教师啧啧不停地在主人面前夸他的聪慧。不久，他便把诸子百家都学完了，还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报纸。爱国的热火熊熊燃烧。少年的龚辑熙从许多今人、古人的爱国操行中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深感国事之艰难，不应偷生，决心从戎救国。于是考入了陆军学校速成班。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同乔毅夫一道往云南讲武堂任教官。当时，后来的朱总司令也在讲武堂，还听过龚辑熙几堂生动的课，所以时隔几十年，戎马倥偬，由军人到和尚还一见便认出来了。能海法师为了不干挠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可是，没有去朱老总家里，朱总司令却充满故旧之情，来到四川组向能海法师叙述起云南讲武堂曾听过他几堂生动的课的往事。大家回忆起来颇有兴味。讲武堂结束后龚辑熙仍回四川。此时袁世凯窃国阴谋也已暴露，龚辑熙力主讨袁，可是，将军府内的将军们迟迟不动。龚辑熙他自己回忆起这段往事说：“唉，拿了几个月的白饷。”心忧国事，报效无门。他便以佛经自娱，但仍不忘国事。最后，毅然去北京，觅救国之门。住在刘湘驻京办事处，刘湘邀请他在办事处赞划事宜，实则无事可划。他心情非常悲愤忧郁。终日去北京大学听四川广汉人张克诚讲授佛经以消忧。久了，他便产生了佛教救国的念头，决心用佛法来挽救人心，提高国人之爱国精神。他急速返回绵竹，与姐姐说明出家为国的志向。他的姐看他出家意志坚决，同意了他，但必须为龚家生一个儿子方能允许。
龚辑熙原先娶了姓左的姑娘，不久，因病死去，留下一个女儿，他的姐认为，不能继嗣。又给龚娶了一个姓张的姑娘，姓张的姑娘没有生育，龚的姐姐又为他娶了姓张姑娘的妹。这年龚辑熙已经三十九岁了，张家姑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述成。刚满四十天，龚辑熙便将部分产业卖去，得了三千八百元之巨额，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购地建房，设佛经流通处。姐也在此时对佛学产生了兴趣，积极资助。龚辑熙于是同曾任成都女师，华西大学教务长，四川督学等职的程芝轩，以及妻子张氏一并出家。他们同时拜在涪陵县天宝寺住持佛源和尚足下，削发为僧为尼。龚辑熙法名能海，程芝轩法名能观，张氏妻法名能兴。她改住宅为庵。长女述瑜嫁给桂氏的青年，儿子述成长大后，不务正业，不知跑到那里去了。
就在出家的这一年，能海法师便去四川省新都县宝光寺依从贯一和尚受具足比丘戒。出家人必须要受戒律。如果不受戒，即使是一百岁的老翁也只能叫做驱乌沙弥。(师傅修行，徒弟驱逐乌鸦以免干挠入禅定之谓)为啥能海法师要选择宝光寺呢？因为住持贯一和尚是当时有名注重修学的和尚。不象文殊院、草堂寺世俗化了。受戒后，能海法师即准备东渡日本学习密法。但是，他从报上刊载见大勇法师已从日本返回祖国，称日本密法不如西藏之殊胜。能海法师认为很有道理，因为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去的。于是把去日本的动机改为去西藏学习。这便是能海法师两次去藏、一次去印度舍身求法的本原。
受戒后的秋天，能海法师便邀约同受戒的五个和尚去西藏学习。当时路途艰危，不通汽车，只能步行。他们一行到达打箭炉(即今康定)从降巴格西(格西系学位)学习藏文，藏语对话等。去藏基础有了，一九二八年返回四川筹备资金，同行的还有永光等和尚。他们从康定出发走了一天路程就遇上了藏兵的阻挡，他们很是忧心。一连数天沿著荆棘小道，昼伏
夜行。后来他们遇着了一个身材魁梧的藏汉子，愿为导路，绕道昌都。他带着他们每天在森林里行走，在没有道路的道路上行进。有一天那个藏族汉子，竟然将永光和尚的行李挑着逃了。于是更增加了他们的困难，因为永光的行李里装著大家的粮食，去昌都的道路又远，只好向藏胞买吃的，边问边进。由于他们这一行汉族和尚跋涉日久，肤色变成了与藏族同胞一样紫黑，又加上说的一口流利的藏语，藏胞亦都认为他们是从打箭炉去藏里的喇嘛，没有人过问他们了——甚至藏兵还和他们开玩笑。从此他们再也用不着担心了，当然也更不必昼伏夜出了。充满信心地向拉萨行进。
一九二九年的夏天，能海法师一行到了拉萨，他们即依止名称西藏的月亮的康萨仁波卿座下，向他学习密宗的经义。经过六年的学习，他认为该回内地弘扬密宗的时候了。便取道印度朝拜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说法等许多圣地后回到了上海。在班禅额尔德尼驻沪办事处讲经一年。一年中翻译了密宗的五本重要经籍。
一九三六年从上海去五台山继续讲经和翻译。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之侵略愈演愈烈，以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彻底暴露了侵华之野心，能海法师每每在讲经中加以谴责。这年冬率弟子四十余人返川，住文殊院。文殊院住持指了一个他们管辖下的寺院赠送给能海法师，让他开辟为宣扬密宗的场所。能海法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座寺院，它的名字叫近慈寺。近慈寺在成都南外的石羊场以南。当时，近慈寺大殿拴战马，雨廊住士兵，拉丁抓夫，撤梁烧柱。且又年久失修，更加破败不堪。能海法师惨淡经营，复其旧观。并在大雄殿后新建大威德殿、喀巴大师殿、藏经楼，以及沙弥堂、译经院等处。楼阁崇丽，妙相庄严，律讲并宏，规模毕具。高僧云集，蔚为名刹。能海法师自己写了一副对联，镌刻在译经院门上。上联是：“通圣言而遍寰字”下联是：“导世界以趣大同”。可见他的志向。由近慈寺分出去的密宗道场，有重庆的真武山、峨嵋山的慈圣庵、绵竹县云悟寺、上海金刚道场、五台山清凉桥等处。能海法师的弟子遍布在国内外。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曾亲笔致函能海法师，(此信由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到成都专送)请赴美弘扬密法；法师出于热爱祖国，故未成行，复信婉言谢了。足见能海法师在国际上的影响。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学者罗加思，得到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的介绍去到近慈寺听经并皈依了能海法师，做了在家学佛的弟子。能海法师留他在近慈寺住了三个月学习密宗。在此前后美国可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去近慈寺听经者亦不乏其人，他们有时还跟随能海法师去峨山安居听讲。
一九四九年能海法师数次与刘文辉通递信息，要求他欢迎解放军入川。并积极为和平解放成都作出贡献。能海法师离开了近慈寺去到彭县讲经，把庙宇作为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商讨起义之处所。结果刘、邓、潘在彭县发表了共同起义的宣言，给蒋介石企图以川拒我之阴谋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九五零年接待解放军准备入藏的军队代表。对和平解放西藏多有建树。并派大弟子之一的隆果法师为组长率领十多个译经院的青年僧人随军进藏协助翻译。一九五一年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为特邀代表，一九五二年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会后有缅甸僧人随能海法师到上海听经。次年全国佛教代表开会，能海法师被选为中国佛协副会长。一九五四年五月参加山西省政协会议，八月由四川选出，为全国人民代表。五五年二月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九五九年三月初西藏上层分子中个别人蒙蔽部分群众进行叛乱，当时，能海法师在班禅举行的一次会上发表讲话，愤怒声讨卖国叛乱罪行！(此讲话见当时《人民日报》)。
能海法师平时译述：以及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经常接待外国朋友。为国奔劳，从不推辞。“文革中”遭受冲击，处之泰燃。“红卫兵”令僧返家，能海法师问侍奉他的弟子是否当走，侍者回答：“应当！”于是对侍者说：“请明晨为我请假！”次日弟子送早餐时，他已端坐化去。时年八十一岁。一九七八年党落实了能海法师的政策，在五台山开会追悼并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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