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缅甸的葛印卡先生

　　以下的文章取自于，1991年在法岗对葛印卡老师的访谈。这段访谈提到了他在离开缅甸二十一年之后，终能于1990年重回缅甸的故事。

　　葛印卡老师，我们知道您于1969年离开缅甸，然后留在印度十年。并且为了能够到国外教授内观，您于1979年取得印度国藉。此后，您就再也无法取得缅甸签证回国。是什么原因，让您在1990年的11月意外获得缅甸的签证呢？

　　葛印卡：因为我是被缅甸相关当局邀请回去的。根据缅甸目前的规定，所有离开缅甸并改变国藉的人，不能够再进入缅甸。因为我属于这个规定所限制的情形，所以之前我无法获得回国的签证。但因为最近这十年，缅甸国内盛传我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做出良好的贡献。我以一个缅甸子弟，同时又是缅甸乌巴庆老师的学生，把正法传播到世界各处让许多人获益，缅甸人以此为荣。国内有许多杂志刊登曾经到印度法岗来拜访的人所写的文章。有一些政府官员，也曾经来法岗。

　　之前有些来过法岗的缅甸同胞热心地建议我，使用商务签证的方式，来摆脱我无法申请回缅甸的限制。因为我的儿子在缅甸有生意，所以我可以使用协助子女的生意为由，来申请商务签证。但我说不，因为我已经不做生意了。我永远不会以做生意的理由回去缅甸；但我愿意为法的传布回到缅甸。

　　他们回国后，开始讨论如何才能邀请我到缅甸。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缅甸有一些为僧侣教授法理的大学，其中有些主事的僧侣，曾经来过法岗，对法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对1990年年初时所举办，主题为「正知(sampajañña－时时彻知无常)」与「感受(vedana)」的研讨会，特别有兴趣。他们看到我们对正法的深入，表示欣喜。因为我们不只是念诵与了解法理，我们也把法理上的那些教学，由实修中体会；也就是实修(patipatti)与洞察(pativedha)的智慧。

　　因为我在这些词汇上的了解和传统相当不同，他们认为如果我能到缅甸，与他们讨论并教授这些事情，是非常好的。当你学习佛陀传下来的方法时，某些字不仅是它因翻译需求而使用的字眼，也常带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他们希望我过去做一些演讲讨论。因此我回去缅甸的签证，也就签发出来了。

　　您一到仰光，最先做什么事情？

　　我先向这块使我获得正法的土地，同时也是我的祖国，表达敬意。在缅甸我有两处成长的地方：葛印卡的出生地，以及无明去除后，新葛印卡出生的地方。

　　依我们的传统，当婴儿出生脐带被切断时，并不是被扔掉的。我们会把它埋在出生地附近的土中。这块脐带所埋之处，曼德拉(Mandalay)，是我的出生地，离仰光有360英哩远。

　　我首先到使我在正法中获得新生的地方表达敬意。

　　所以您先去国际禅修中心(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Centre)？

　　是的，我在那儿致上敬意与禅修，并且见了几位朋友。幸运的是，当天是禅修课程的最后一天，我的师兄 U Tin Yee 和 U Ba Po 迫不急待地想给我一个温暖的欢迎。他们在我抵达时，才开始慈悲观的课程，因此我可以与学员们一块分享慈悲。虽然我的班机延误，但他们还是等到我来了。许多听说过我们的学员，也很希望能看到我们。

　　您一到国际禅修中心时，觉得愉快吗？应该是非常欣喜的经验。

　　很自然地相当令人欣喜。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才能回国；甚至连飞机降落在机场都令我欢喜。当时并非没有激动；有的，是喜悦的：「哦，我回到家了。」像是回到母亲膝上的小朋友。

　　你知道的，虽然印度是我祖先居住的地方，是诸佛的国度；但我仍然觉得缅甸比印度更像我的家。在印度我并不会不高兴，一点也不。但到了缅甸的感受，两者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

　　您将在缅甸停留多久？

　　十天。我的签证只有七天，但一位从曼德拉来的人，听了我在 Pariyatti 大学对僧侣们的第一次演讲后，便通知了曼德拉 Pariyatti 大学的僧侣们。他们要求我到那儿做演讲，因此我的签证得以延长。

　　您可以谈谈那些公开演讲吗？在哪里举办，多少人参加？

　　在仰光的 Pariyatti 僧侣大学，有两个演讲。第一次只开放给大学的僧侣学生，大约有三百位。第一次演讲结束后，听到好评的其它僧侣和在家众们便来参加第二次的演讲，大约八、九百人。

　　此外，我们的内观学员也在仰光最大的纪念堂之一，甘地纪念堂，安排了三场公开的演讲。那里大约能容纳八百人。连续三天晚上的演讲。有时我也在印度做这种连续的演讲。例如，在孟买我会做五天连续演讲：第一天，正法是什么？然后，什么是戒律？如何以非宗教派别的方式，掌管自己的心。如何以非宗教派别的方式，净化自己的心，最后一天则是在生活中如何落实。全听过这几次演讲的人们，比只听单次演讲的人们更能了解内观的技巧。我已经在许多地方做过这类的演讲。在仰光也是这样安排，当时整个厅堂满满是人，有些人因位子不够坐，只能站着。

　　来听演讲的是哪些人？

　　有些听众己经是老朋友了，但更多数的人是曾经听过我们在法布施上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想要了解我们成功的原因。所以在演讲结束后，讨论许多的问题。也有一些问题，是由巴利文学者与一些僧侣在私下或是团体会面中所提出来的。这些都相当的有意思，因为很多事情得到了澄清。

　　印度学员问您的问题，与西洋学员问您的问题，两者有何不同？

　　嗯，大部分的人希望听到我们法布施成功的原因。人们都知道我之前的经历是生意人。而我却以一个在俗世中忙碌赚钱的生意人，成为一位传达正法的老师，对他们来说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然而他们亲眼见证了法布施的成功，所以他们想要亲自见到我，并问我是如何办到的。在听众中这是一个常见的动机。

　　另一个问题是，我在法布施工作中遇见的困难是什么，特别是在印度所遇见的困难；因为印度的人们虽然对佛陀本人没有敌意，但是对佛陀的教导有着强烈的抗拒。见到各种宗教的人们前来学习正法，像是印度教徒、耆那教徒、修士与修女等等，对缅甸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为什么您会说您是成功的？

　　(笑)我说前来找我的人是因为他们累积着波罗密。我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地方，反而是他们有着足够的波罗密！这是他们得到正法的时候，并且他们也前来取得了。我仅仅只是一个传递的媒介。

　　您告诉他们哪些，您曾经遇到的困难？

　　我对他们说明，当然会有些人不了解佛陀的教导。他们把教导误以为是一个组织化的宗教体系。他们觉得我想改变他们的信仰。尤其是在过去经历被强迫改变信仰过的印度，没有人喜欢这件事。但当他们参加课程后，了解到它完全不涉及信仰；知道了佛陀的教导是跨越宗派的普遍法则，也就是正法时；他们便不反对遵循正法。

　　缅甸的学员，是否对您在印度与西方如何传法感到兴趣？

　　是的，虽然在实际的教导上，没有分别，但在表达上是有差别的。例如，我不使用「佛教(Buddhism)」这个词汇，虽然它在传达佛陀教导中经常出现。对于遵循佛陀教导的人们，我也不使用「佛教徒(Buddhist)」这个词汇。

　　但你知道，我多数的时间是在与非遵循佛陀教导的印度人应对；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信仰。对他们而言，佛教或佛教徒，隐含着宗派的意义。如果我使用这些词汇，他们连听都不想了，更不可能会来参加十日课程。我当然不会想惊吓人们，让他们羞于参加这美好的课程。如果这些词汇令他们不舒服，「正法(Dhamma)」与「正法者(Dhammist)」是我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有着跨宗派，普遍的自然法则意义。

　　改换字眼对我而言，这不是什么策略技巧；相反地，它更是一种认定。当我研究佛陀的教导时，我看不到「佛教」、「佛教徒」的字眼。但我发现佛陀使用五个意指「正法」的词汇：dhammiko(正直的－righteous)，dhammattho(公正的－just，righteous)，dhammim, dhammacari(有德行的－virtuous)，dhammavihari(依法而住-living according to the Law)。

　　正法，是自然法则，也就是普遍性的，跨越宗派的。缘起法，因果律，这个法则，或叫正法，不管有没有佛陀，是永远适用的。但佛陀发现了这个法则，并且不只善用它得到自己的解脱；更由于无限的慈悲，将它传授给每一个人。他从未将之命名为佛教，他称它为正法。同样的道理，佛陀也没有把他的追随者叫做佛教徒。

　　当我与资深的巴利圣典学者讨论到这部分时，他们有的是值得尊敬的出世僧侣，有的是专精的入世学者，都微笑地同意我的看法。

　　但缅甸的人们，如同老师一样，自出生时就是佛教徒了。太强调正法的无宗派面向，应该会让他们感到困扰。

　　对我而言，内观实修是佛陀留给人类最重要的贡献。我对他们说明我是如何热衷于佛陀的教导，它对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连我第一次参加乌巴庆老师的十日课程也一样。这完全是因为佛陀教导的实修层面所影响。

　　理论层面，在印度的精神文化传统中，也可以见到许多共同之处。印度几乎所有的信仰宗派，都强调戒定慧的重要性；也有许多持戒与修定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佛陀传下来的修慧教导，却很难在其它地方见到。我们可以在许多梵文经文中，发现「慧」的词汇：prajña，rtambhara prajña，sthitaprajña。

　　关于如何达到清除贪瞋的方法，已经有许多的讨论。但除了致力于信仰上或知识上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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