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即便刘勰研习过《方便心论》，也不可能因此而通晓因明学。所以刘勰早年研习佛典的经历，不能用来证明他与因明学之间的关系。姚南强先生还提出，《文心雕龙》中使用了“般若”、“正理”的名词。笔者认为，刘勰博通经论，他使用“般若”之类的普通的佛学术语是非常平常的。至于“正理”一词，在《方便心论》等古因明著作中是没有的，它出现在因明学著作中，始自玄奘所译的新因明著作中。更何况，“正理”一词并不具备什么逻辑学上的概念。
在刘勰《文心雕龙》与因明学的关系问题上，因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典文学家的影响，所以在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方面并没有拿出比古典文学家更有说服力的东西，甚至在某些方面也沿袭了古典文学家们的错误。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分析，我们并不能从《文心雕龙》中找出任何与因明学有关系的直接证据。非但如此，在刘勰的其他作品中也同样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如《弘明集》卷8载刘勰《灭惑论》，没有丝毫运用因明学进行论辩的痕迹。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尚不能就此问题遽下定论。
四、因明学在唐代佛道论争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因明以立破为主，是佛教用来摧破外道的重要工具。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一曰：“因明之用也，为谤者而制之。夫至理冲藐，非浅识所知，故于奥义之中诸见竞起。或谤空而拨有，或躭断而习常，或计法自生，或执相由起，或言我作业，或言空是因，或言未无，或言三世有，遂使道分九十六种，剖析二十不同，并谓握隋侯之珠，冠轮王之宝。然法门不二，岂有殊归，一理若真，诸宗便伪。故欲观形好丑，则鉴以净镜清池，定理正邪，必照以因明现比。”[16]
自佛教东渐以来，佛、道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不断，而且至唐初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相持不下的局面下，佛门弟子们迫切地需要寻找到一种可以打破僵局的武器。所以，玄奘从印度输入因明学是有其深意的：一则是为了宣扬其唯识学，二则就是为了在与道家的论争中摧破对手。经玄奘的传授，唐初涌现出了一批因明论师，并一度形成“竞造文疏”的繁荣景象。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一：惟今三藏法师器愈瑚琏，首迈舟航，既叹群闇为心，遂以五明成念，乃问道西域，留意兹文，旋踵东华，颇即翻译。……所恨今之学者立义非宗，难无定例，不崇因明之大典，翻慕委巷之庸谈。乃谓八并八转为机枢，四门四非为高论，或学初章中假之法，或依龙游蛇势之文，此并词理浑殽，无分胜负。问答蜂起，孰定是非，但以语后者优，不以理前者为正。学徒不悟，习以生常。岂若因明总摄诸论，可以权衡立破，可以楷定正邪，可以褒贬是非，可以鉴照现比。[17]可见唐初出现的因明学研究和传习是有其客观背景的。然而目前的各种因明学史论著对这一客观背景未有任何研究，这是因明学史研究中的一处空白。
因明学在唐代佛教发展的历史中究竟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是因明学史乃至佛教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有资料显示，因明学的运用在唐代佛、道论争中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按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载：显庆三年四月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内论义。时会隐法师竖五蕴义，神泰法师立九断知义。道士黄颐李荣黄寿等次第论义，并以莫识名体，茫如梦海，虽事往返，牢落无归。……勅曰：“向来观师等两家论义，宗旨未甚分明立。”(会隐法师)遂奏云：“何者众僧竖义，道士不识其源，既无言镗阘漫语。至如僧竖五蕴义，黄颐以荫名而难，且荫以覆盖为宗，蕴以积聚为义，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识有八种聚，在一名之下，举统以收，称为蕴义，若以荫名来难，义理全乖。又神泰竖九断知义，道士生来未闻此名，虽上论座不知发问之处，无以遮羞，遂作浪语，真可谓欲适南越而总辔北冥，马足虽行，朔方终非趣越之步……”于是以道士不识蕴荫断知等义，莫允帝情。[18]此次论义玄奘法师虽未直接登上论座，但也参预其事。论义的方式颇与印度相同，当是玄奘取鉴而来。玄奘在印度问学时，通过各种论辩大会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尤为著名的是戒日王的无遮大会。窥基《因明大疏》卷五曰：“(玄奘)大师周游西域，学满将还。时戒日王王五印度，为设十八日无遮大会，令大师立义，遍诸天竺，简选贤良，皆集会所，遣外道小乘，竞申论诘。大师立量，时人无敢对扬者。”因此，玄奘对于这种论辩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以玄奘为首的僧众立出“五蕴义”与“九断知义”，结果令道士们茫然无所适从，可以视作是他们运用因明学这一论辩工具的结果。
道家所依托的《老子》一书，虽然哲理奥妙，但文仅五千言，而且经历代学者的研究注疏，其义已大致彰显。所以，《老子》作为传统的经典作品，佛门弟子对其是不会陌生的。相反，浩如烟海的佛家典籍则不是道家弟子所能通解的，即使能够识得一鳞半爪，也不可能对新输入中土的艰涩无比的因明学有什么了解。所以，在这场论义大会上，最终只能以道家的败北而告结束。“五蕴义”与“九断知义”的内容今虽已不得而知，但通过前引道宣的记载分析，当属于运用因明格式和规则的两个比量。会隐法师与因明学之间的关系如何今已不可考，而神泰法师则是玄奘门下较为著名的一个因明论师。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又曰：“勅使告云，语师等因缘义大好，何不早论。于时三藏以下莫不欣庆。斯则无劳庙略，碎荡高旗，不藉军威，坚城屠陷，见之今日矣。”[19]可见，这次论辩的胜利是玄奘设计运用因明学巧妙克敌的一个成果。
上述论辩大会是在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也有过一次佛道之间的面对面的论辩。当时唐高宗召僧道各七人，至百福殿互相论辩。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载：尔时会隐法师升座，竖四无畏义。道士七人各陈论难，无足叙之事……次道士李荣开六洞义，拟佛法六通为言。六升论座，问荣六洞名数。答讫，征云：“夫言洞者，岂不于物通达无拟义耶？”答云：“是。”难云：“若使于物通达无拥名洞未委，老君于物得洞以否？”答云：“是，老君上圣，何得非洞。”征曰：“若使老君于物洞者，何故《道经》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无身，吾何患也。”据此则老君于身尚碍，何能洞于万物。”……观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论席。十四日平旦勅使报奘云：“七僧入内与道士论议，五人论大胜，幽州最好。”[20]会隐所竖“四无畏义”今亦不可确知其内容。立，即慧立，师从玄奘，虽无因明学专著传世，但从其与吕才互相论难的有关资料看，他在因明学方面的造诣还是颇高的。因其原在幽州，所以高宗称之为幽州师。慧立在这次论辩会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巧设陷阱，慢慢套住对手，最后一击成功，这是充分地利用了十四过类中似能破的原理。正是慧立能够有效地掌握并运用因明学这一工具，所以他在唐初佛道论争中有突出的表现。道宣曰：慈恩译经通访岩穴，(慧立)以文辩腾誉致此征延。永徽元年举以申省依追参译，既染芝兰，芬郁愈美，自到帝京，频登闺辇,洁斋行道，率先总至。所以导达功业，咸立之能，光晖论道，咸立之力，前后重锡，备显僧伦，既非教元，略而不述。然其声辩包写送云行，事逾宿构，盖难与竞。[21]此非虚言。
以上仅是因明学在唐初佛道论争中发挥作用的两个例子，有关史料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挖掘，俾能反映出唐代因明学史的全貌，拓展因明学研究的领域。
注释：
[1]《因明文集》第三册P1-P2，台湾智者出版社1998年版。
[2]《现代佛学》1985年第1-2期。
[3]《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
[4]《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5]虞愚《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6]《明学说史纲要》P277，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8月版。
[7]《因明学研究》P24、P25，智者出版社1994年版。
[8]《文心雕龙创作论》P304-30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
[9]《文心雕龙注释》P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因明学研究》P23，智者出版社1994年版。
[11]《因明学说史纲要》P277-278。
[12]《<文心雕龙>与因明学》，《因明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13]《文心雕龙创作论》P3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4]《文心雕龙注释》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因明学说史纲要》P277，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8月版。
[16]1934年支那内学院刻《因明入论庄严疏》卷一。
[17]1934年支那内学院刻《因明入论庄严疏》卷一。
[18]《大正藏》52册，P387-P388。
[19]《大正藏》52册，P388。
[20]《大正藏》52册，P389。
[21]《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藏》52册，P387。
《因明史上的几个问题》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