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逻辑约定中反观出来的等等。
学者还从现代哲学的意义上认为，智者的“十界互具”的思想，可以说是沟通现象界与超越价值界的精神桥梁，这种原创性的思维，表现了天台思想在精神追求和通向人生的觉悟的更大的自由，表现出强烈的入世色彩，淡化甚至消除出世或入世的差异。有人说智者性具实相说有二方面内容，即“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前者是天台宗的根本世界观，是关于客体世界与主体心意之关系的命题。后者是其真理论与认识论。“心即实相”说则是性具实相理论上的最后归宿。曾其海将天台哲学与西方哲学作了比较，认为西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返回“事物本身”与天台的返观“实相”；“悬置”与于台宗的“止”；“先验构造”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称为“天台宗的现象学色彩”。还有人通过比较后，指出西方海德格尔将存在性归于时间性，而“一念三千”的学说，则正是对这种真正时间性的表达。西方的认知方式总是将事物剥离为空间形式，天台宗则在于它从未将事物的空间形式当成事物的本身。陈重晖认为，南北朝末集中印禅学大成的天台智顗大师，在其《小止观》、《释禅波罗密次弟法门》、《摩诃止观》、《禅门口诀》等著述中，从禅学的角度，总结印度佛典中的禅宗治病说及中国禅僧禅定治病的经验，并吸收了中医、道教、民间气功医疗之说，依自身坐禅为体验予以发扬，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禅定医疗说，千余年来在佛教界内外影响颇大，利益良多，为古代医用气功文库中的瑰宝，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用价值。崔正森则论析了智者大师的医学思想，诠释了智者有关“病”、“病名因缘”疾病分类，病起相状，诊断治疗等内容。
四
王兆杰和上官绪光对大苏山净居寺的历史沿革做了考释，提供了其僧团、谱系的演变情况。对天台五祖灌顶出家处和讲经灵迹所在地摄静寺遗址学者撰写了调查报告。还有学者提出《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三部文学巨著曾与天台山文化结过“不解之缘”。夏云城考察了天台山寺观的兴废史，概括出三国时期是寺院初创期，两晋南北朝至隋朝是初盛期，唐代是低谷期，五代十国至北宋是全盛期，元代以后是衰落期。这个划分基本上和天台宗佛教发展的历史是吻和的。不过，这里的研究含有天台山道教庙观的情况，故有的统计与道教有关。任林豪、陈公余就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建筑选址和总体的构思、功能要求、建筑布局、艺术特色等几方面做了探讨，指出“清、奇、古、幽”基本上反映了它的外貌。其建筑布局依功能分成佛事区、生活区、接待区和农事区四部分，并依主次分别摆布于四条轴线、三级空间中，依地势而在布局手法上高低错落，灵活变化。作者特别强调寺的大门朝东开的不同寻常意义。认为这样做，其一是中国传统的“风水”规定，其二是对创建者智者大师的怀念，寺的东面曾是智者隐居修禅讲经旧寺，寺门东开即为面见智者旧居，发思古之悠情。但是这仅仅是从宗教而言，更重要的是从美学上看，寺门东开增加了空间的景深，“使寺院更具含幽深之特色”。国清寺建筑的艺术特色不仅将风水与传说相结合还融合宫式建筑与民居建筑于一炉，充分体现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特色，是中外交流和地域文化的典型范例。金祖明、周琦和任林豪还对近年来发现的天台塔寺作了进一步考证，力图搞清国清寺与天台塔的历史，进而指出天台寺塔数量之多，建筑艺术高超，无愧于“佛窟之盛名”。有人认为，有悠久历史的玉泉寺，是中国最早的古刹之一，它既是湖北佛教的渊薮，“荆楚丛林之冠”，又是隋代中国佛教“天下四大丛林”之一，天台宗创立者智顗曾在此生活过，禅宗六祖神秀也在此说法，它既是天台宗祖庭之一，又是禅宗祖庭之一，一身兼跨两宗，因此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学者指出，智者大师是荆州人，他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轨迹是，金陵瓦宫寺一会稽天台山一金陵太极殿。后一阶段的轨迹是，扬州一荆襄一天台。智者晚年回到了家乡，创立玉泉寺，并在寺内完成了“天台三大部”中的“二大部”，说明他的成熟期的佛学思想与玉泉寺是分不开的。
王中河与卢惠来对台洲地区的灵塔寺戏剧砖刻做了仔细地研究，将继四川广元发现南宋墓杂剧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发现做了充分地肯定，指出其世俗化的特征。在佛教寺塔上镌刻了如此浓郁的世俗流传的民间戏剧的内容，这在佛教寺塔艺术史并不多见，因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周琦还对天台地区的佛教造像做了历史性地回顾，勾勒了天台佛像艺术简史。连晓鸣和周琦还认为天台山茶叶有佛化的过程，由“仙苕”而逐渐演化为“佛茶”，其特点是茶禅味和以茶供佛。丁锡贤和朱封鳌对天台山的佛教文学作了述评，强调天台山佛教文学内容极为丰富，其形式有散文、诗歌、故事和小说等。天台山文学繁荣的原因一是历代名僧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二是天台宗教义符合文人的口味，文人乐意引用发挥。此外，天台山的奇异山水和秀丽风景也吸引了各地的文人。天台山佛教文学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性，这与天台宗教义的思辨层次较高和自由解经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并且自唐以后已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体系。孙昌武说唐代文人中，诗人多与天台宗无关。而文章家如李华、梁肃、韩愈、李翱、李商隐等却与天台僧人有密切的关系，其原因在于中唐以前文人思想多究天人之际，其后转向了人心。任志强、金正铨论及了佛教与围棋的关系，介绍了明代天台僧侣、围棋国手野雪的事迹，表现了天台佛教文化多样性的特征。此外徐光大、徐三见等人还介绍了天台禅僧寒山、拾得的禅诗。这些作者都是本地人士，熟悉天台历史、风俗乡情，较好地把握了天台佛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学者指出，近代天台宗在上海的弘传。对上海佛教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同样近代天台山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一些佛寺建筑的修建都得到上海佛教界的大力支持。
五
学者强调，天台宗教义的思想源头虽在印度，但对印度大乘空观作了自由发挥和创造。天台山与韩国的佛教是密切相连的，不论是天台宗奠基时期，抑或是正式创宗时代，还是在它的衰而复振阶段都有朝鲜僧人前来习法问道，推动本土教宗的发展。陈景富和何劲松都认为是高丽僧智宗首次将《宗镜录》传往海东。宋代高丽僧来华促进了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周琦介绍了天台山与朝鲜佛教的交流，不仅罗列了中朝两国间佛教僧侣的交流，还涉及了受佛教影响的俗人之间的交流，历史时限从南朝到清朝，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天台佛教与朝鲜佛教的关系，应该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学者还认为最早把天台宗传入日本的应是中国唐代高僧鉴真与其弟子，后来才有日僧最澄在研究了鉴真带到日本的天台宗基本著作后，才来到中国学习天台宗教法和密教，回国正式创立日本天台宗，并把密教吸收到日本天台宗之中。有人指出，日本高僧之所以独钟天台，就是因为他们在对天台佛学追求探索中，所产生的情境因缘所致。日僧圆仁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既是中日友好的见证，也是一本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圆仁在书中有一些词颇难费解，徐三见试图根据内容作了释读。还有的人认为圆仁被后人指责“触犯女戒”是一种误解，因为“会昌法难”，使圆仁的生活发生困难，迫使他还俗娶妻生子，又由于僧伽内部的纷争与不和，使他遭受了非议。
有学者对日僧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如高僧行满一生行迹)做了探讨。《入唐求法巡礼记》经国内学者做过研究并予以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白化文称“他不愧为古代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入唐求法巡礼记》是“东方游记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卢秀灿和周琦系统地梳理了天台山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把天台山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把天台佛教文化对日本佛教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前者是指对日本佛教天台、禅宗(临济、曹洞)等派系的影响，后者指对净土、莲宗等派系的影响，此两派的创始人虽然大都未到过天台山求法，但教义学说上曾受到过天台文化的“熏陶”。他们还划分出两个历史时期，即唐至北宋为天台文化输出时期，南宋至元代为天台山禅宗文化输出的时期。最后概括出天台山佛教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除了形成了以比睿山为中心的“天台山佛教文化圈”外，还表现了佛教典籍、诗歌、史学、建筑、茶叶、柑桔几个方面。这里有的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一般现象，如佛教、史学、建筑等，有的则为天台独创，如柑桔和茶叶等，也说明了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宗教间的影响，还包括了经济等最重要的因素。他们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天台山与日本佛教的交往，既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还披露了新的史料，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史料，打下了基础。学者们还做了资料整理的工作，将一批国内已佚，日本尚存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引回国内，有助于学术界的研究深入。
学者们还对天台宗要籍做过一些介绍和研究。葛维均比较了汉、梵二种文字的《法华经》本，指出由于鸠摩罗什译经注重简洁和润色，致使《法华经》具有重要的生命力，受到佛教的喜爱和尊奉。但对智者所著的《妙法莲华经文句》中的解经提出了质疑，认为他在解说《妙法莲花经》时，不知梵文语法，因而做了误解，把经中所云：“是法往法位”中的“住”理解为动词，把“是法住法位”五字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句子是误会。由于这个误会或误解影响了后人。杜继文不同意此说法，认为不能把汉译佛典同原文佛典简单地等同起来，汉译所依原本应有多种，而非一个，所以要特别慎重。哪一个是智顗所用的本子，或是梵文原本，关系到论题的成立，因此要运用梵文核对汉译的，首先要确认梵本成经的年代和它的性质，同时也要确认汉译所据的原本是否即现在所见到的梵本。若只用现有梵本同汉译文比较，在方法是不够周密的。方广锠指出，天台教典入藏应该在天圣四年(1026)，但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系上千字文帙号。杨富学对敦煌写本《天台五义分门图》做了研究，指出此写本的基本思想虽本自智顗学说，但是又有不少发挥。他还对回鹘文《法华经》的写本做了研究，揭示出当时《法华经》在回鹘社会普遍传播的现象。李利安对《法华经》的观音信仰作了剖析，指出观音在南亚、东南亚地区经历了“寻声救苦型”到“智慧解脱型”再到“密仪持咒型”及“解疑释惑型”几种形态，此四种形态也在东亚地区有所表现。业露华对《妙法莲华经》的研究。翁志鹏的《国清百录》研究，陈志强的佛典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李安校释的《童蒙止观》的点校本等。电子版的天台宗珍藏已经做出来，这些对进一步研究天台宗和天台文化提供了基本资料。
天台文化是以宗教文化为特色的一支地域文化的奇葩，千百年来已在更为广泛的区域中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并远播至异国邻邦，结出丰硕的果实。近20年来，经学者们的努力，我国对天台佛教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涉及了天台佛教的历史、宗派、人物、教义、经典、哲学、寺院、艺术、考古、中外交流等多种领域，令人欣慰。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天台山佛教研究薄弱的不足情况仍然存在。虽然我们已经召开了四次讨论会，出版了数本专著，文章发表多篇，但是研究成果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在专题上要力度加深，选题拓展。现阶段我国的佛教研究呈现了良好的势头，有关佛教的著述达数百种，文章数以万计，相比之下，天台佛教的文章和著述仍然少的可怜，远不能和汉地祖宗研究、藏传佛教研究相比，需要学者们引起充分地重视，奋起直追。如今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一些学者的课题研究已经转到这方面来，一些博士生的论文也以天台佛教为专题撰写出来，受到学者们的好评，但是它们的出版看来还遥遥无期，令人叹惜。如今以浙江台州地区为基地的研究天台文化学术群体已经形成，北方的河南和湖北两地祖庭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如果这两个地方也有自己的研究群体，则势必造成南北两地区同举研的新气象，对未来的天台佛教文化研究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是我国研究天台佛教则会又上一个台阶。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20世纪天台佛教研究(黄夏年)》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