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而且有利于纠正世俗对佛教“有神论”的偏见。

　　２、“以身非是我”——对治贪、嗔、痴

　　人生活在世上，是不能没有个人利益的。但是，浸淫于个人利益之中，且恶性膨胀，却造成了世间多少悲惨、荒唐的恶果。所谓时代精神病，无非是在新时代条件下极度膨胀的贪、嗔、痴而已。明老说：“佛书上皆称财、色、名、食、睡为五欲。”认为“欲”与人生密切相联，在现实生活中是极其复杂，很有力量的。佛教强调无生、无我，也就是寡欲。欲与善恶密切的相联。“佛学视欲虽非善法，实亦非烦恼法，而认为它是中性的，可善可恶的。无欲，也许就没有崇高的愿望、伟大的理想了。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为了维护国人、天下人的生存，往往毫不踌躇，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求仁得仁，了无杂质，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异生活，是精神界的高度升华。”明老不主张对世人的欲望加以禁止，而是主张对欲望加以分析、调御、疏导。他说：“欲，希望为性，欲在人类生活中杂质最多，是很不容易对付的，特别是欲生。欲生，大概是生物共同的特徵，人亦不能独异。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的，或许是能欲生的高尚情趣，欲生的尊严与价值，生在人身上，无时无地不在显示其威力。”他着重指出对欲加以引导的必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把思想认识摆在第一位，……对情、欲、意加以适当的调节和疏导，必须如此，总能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如果感到用事，欲望横出，丧失了理智，有如脱缰野马，小之必自寻苦恼，大之是会祸世害人的。”试看今日世界，什么“性解放”、“艾滋病”，用硫酸毁面容，用电脑盗窃巨款，杀人越货、吸毒、嫖、赌等，不正是人欲横流，如脱缰野马，祸及天下的“时代精神病”的写照吗？不正是贪、嗔、痴所致吗？

　　贪、嗔、痴无非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成是“我”的。对此，明老进一步剖析说：身既是“我”，又是你、他；既是我们，又是你们、他们。身既与“我”相联系，又非是我。身和世界万法一样，都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中不断流动的，既不能执身为“我”，又不能把“我”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他说：“(王船山)先生在《相宗络索》中点出“末那执八识一段灵光之体相为自内我”，是“流转生死的祸根”，必须“一刀斩断”。是意书中累见，实《相宗络索》内的关键问题。为什么？因为第六意识，是以末那为根而生起的，吸取了末那毒液，于是就固执身即是我，与我贪、我慢、我嗔、我痴相应，触处形矛盾，自苦苦人。不擒贼擒王，对末那迷执，斩草除根，是不能根本解决人生问题的。”般出把第七末那识作为污染真如自性、生起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等“我执”的祸根，认为相宗显标渐教，密示顿宗，是惟识秘密法门，确在卓见，明老为独具慧眼，认为此是《相宗络索》的关键问题。的确，对于“我”的执着，污染真如本性，起种种贪、嗔、痴，造种种恶业，其根本即在第七末那识，也就是染污识。人们之所以把属于你、我、他之身执为“我”，把名相执为实相，惟一已之利益是图，陷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就在于末那识对真如本性的污染，执着。人们对世间万法采取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明明身非是我，却执为我；明明五蕴皆空，却执为实；明明名利、地位都是相对的，却以为是绝对的，死死抓住不放。欲海难填，最后在现实面前难免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自我毁灭，陷入生死轮回之中，永无了期。所以明老反复说：“第七末那识，执第八见分为自内我，则是迷，则将流转五趣生死。悟得此末那为第八流转根本，一刀斩断，即将证得菩提涅槃。”这就为后学的修证指点了迷津。

　　３、转识成智——以提高理智的质量，净化心灵

　　明老对惟识宗很有研究，从１９２９年(二十三岁)起即究心惟识之学，十六年后，在南岳佛学研究社，先后讲过《成惟识论》１９４７年在《海潮音》发表过有关惟识学的学术讲演稿。他在《精神的试析之二》中说：“之所以独尊识为心王，是要人们把思想认识摆在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位，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不断观察研究，能够逐渐把认识磨冶成智慧，成为清醒明彻的认识。……佛教最终目的，就是要转识成智。不能转智，是无法转染成净、转凡成圣的。人类的精神生活既然有理智，也有感情、有欲望，如何不断提高理智的质量，使之对情欲具有调御、疏导的能力，发挥自他俱利的正常作用，不致泛滥成灾，自苦苦人，这应该是人类今后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明老认为识为心王，既尊识为“王”，就要把“理智”、般若智慧放在认识的主导地位，以此调御感情、欲望、意志，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实际上这也是强调对人的自我认识能力的改造和主体精神的高扬。明老说：“般山先生所撰《相宗络索》，是在揭示人类的精神改造，不随时间以俱朽的。书中重点，在策励学者对自我进行彻底的改造。”明老以佛法作为铸造人们灵魂、净化心灵、拯救世道的灵丹来享用。他说：“今天人类存在的一切尖锐矛盾，莫不与彼制造者精神状态有关。治愈精神空虚、精神污染，建设精神文明，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摆在人类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白人类的精神是什么？”这就是说，心病靠心来治，治愈时代精神病，固态了不开物质文明建设，但根治之方，还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是靠提升人的精神。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禅史研究别出新解

　　明老对禅宗史的研究论文虽不多见，但从其晚年对《禅源诸诠集都序》研究的遗作看，其学风严谨，充满着禅者独抒性灵、别出新解的活泼精神，给后学留下一分禅史研究的宝贵遗产，虽然其研究结论不是人们都能接受的，但其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明老的遗作《〈禅源诸诠原都序〉是属于禅宗的书吗？》是应中华书局之约，在注释《都序》过程中写的一篇论文。其主旨是“《都序》以教证禅，是作者(宗密)想用此作为手段，把马祖、石头这两个禅宗流派纳入教的轨道，而思有以制约的。”“《都序》“以教证禅”，想把禅宗纳入教的轨道，这是在扼杀禅宗，改变禅宗的性质。”这个观点不仅新颖，而且有点惊世骇俗，其根据是：１、真性是禅之本源，真性与禅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宗密攻击“今时有但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批判的理由近于荒谬。”２、禅宗语录上的文字，与经论上的文字，风格迥异，是无法合，也不必合的，而宗密借助“以教证禅”，想把马祖、石头两个禅宗流派纳入教的轨道，或能有所制约。３、从历史背景看，宗密之时，禅门五家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禅教矛盾十分尖锐，宗密已为朝野尊仰，对上述禅宗两大流派如不心悦诚服，必然会引起反感，欲有所摄服。４、宗密心胸狭隘，以自家宗习的荷泽禅作为分别得失的标准，“难得其旨”，且前后自相矛盾。

　　明老对上述论点未及作深入的探讨和考证，但给人们提出了如何会通禅宗真性与教禅，如何全面评价密的功过、得失，如何评价道一、石头禅系及宗密的态度等重要的问题，是富于开拓性，启发性的。

　　继明老之后，今人方广锠先生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对《禅源绪诠集都序》及其它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赞同裴休关于宗密“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本末相扶，远近相照，可谓毕一代时教之能事矣。”提出整理、恢复、研究宗密所编《禅藏》的重要课题，并指出宗密编辑《禅藏》的指导思想是“摆定各派的相互位置，调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禅藏》之所以亡佚，是亡佚于两宋战乱，也与它“不见容于传统的禅宗观点”有关。这最后一点与明真法师怀疑《都序》非禅宗之书的结论是相一致的，但比明老的研究更深入，涉及内容更广泛，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目。

　　明老对宗密的研究别具新解，但并未全盘否定宗密的贡献。他“发现《都序》还有精华”，认为宗密所说“达摩所默传的，不是名，而是体”的结论值得肯定，达摩传的是什么。这“是中国佛学研究的新课题，值得珍视的。”认为宗密“从十个不同的侧面，辩析性宗、空宗的同异，这也是中国佛学界应该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肯定宗密的“高僧”形象至今并未泯灭，这都是实事求是的。

　　明老在禅宗研究中，还阐述了“禅宗在生活中了生死”这一可贵精神，他认为禅宗并不否认次第禅(即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而是彻见绝对即在相对之中，无差别即在差别之中，最上乘禅即在次第禅之中，不于日常生活外别求佛法，此禅宗之可贵也，此禅宗之所以为禅宗也。”“离开日常生活，去别求佛法，即使求得了，也是医眼空也，也是不藏龙的死水。”他肯定中国禅宗“是从繁琐的佛教哲学，僵化的宗教仪式中冲杀出来的生力军，今天还有她的生命力。”这些论述，都体现了禅者不墨守成规，敢于冲破传统束缚，生动活泼的创新精神，充满着般若智慧。

　　明真法师的弟子中，著名的有道安、道屏、暮茄、妙谈、灵根、戒圆(１９２６－１９９５)、惟正、李克等。

《第十四章 近代传承 六、明真心禅宗济世》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