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据实际上是《楞伽经》的十卷本，非四卷本。可见，此时“东山法门”，依据的《楞伽经》已经是四卷本与十卷本合流了。
(三)慧可禅理
菩提达摩的弟子，有道育、慧可。道育事迹不可考。慧可(４８７－５９３)俗姓姬，虎牢(今河南成皋县西北)人。对于儒家“墳索”、佛家典籍俱通。后到洛阳香山，跟随宝静禅师出家，不为世所知。年四十左右，在嵩洛遇菩提达摩禅师，一见大悦，遂拜达摩为师。历六个寒暑，尽得师传。达摩迁化后，化导道俗有年。东魏教静帝天平元年(５３４)于邺都(今河南临漳县西)盛唱玄风。慧可奇辩纵横，从者风靡，滞名相之辈或以为“魔说”，是非纷起，受到寺院义学显贵(如禅师道恒)的压制和刁难，不得已流离邺卫。慧可从容顺俗，创作新的禅理歌谣，使禅法更接近民众。后来，他度僧璨，北齐天保元年(５５０)教化向居士，缁素从者接踵而来。周武帝建德六年(５７７)毁释、道教时，韬光晦迹，于相州教化僧那，僧那又度慧满，以《楞伽》为心要。慧可远与昙林法师“共护经像”，隋文帝开皇十三年(５９３)圆寂，年一零七岁。
慧可之师兄弟僧副禅师(？－５２４)，太原祈县人，从达摩禅师出家，被称为“偏头副”。齐建武年间(４９４－４９８)南游扬辇(南京)，止于钟山定林寺，梁武帝时住开善寺，后入蜀传禅，禅法大行。曾用《慧印三昧经》为南平五观齐祀治病。不久回金陵，于普通五年(５２４)逝世，其师妹尼总持不详。
关于慧可师兄妹对达摩学说悟入的境界，有关资料记载：“偏头副”不执不离文字，为道所用，达摩称“得吾皮”；尼总持“断烦恼，得菩提”，称为“得肉”，道育“迷即烦恼，悟即菩提”，称为“得骨”；慧可则“本无烦恼，元是菩提”，称为“得髓”。达摩遂净如来付嘱迦叶之正法眼展转传至慧可。虽然这些记载带有传说性质，甚至有点离奇，但对于理解达摩门下的思想还是有一定参考作用的。
慧可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禅师，无论人家对其禅法如何不理解，甚至视为“魔法”，还是遭到菩提流支、光统律师徒党的毒害，或被辩和律师勾结悬令“非理损害”，或者他断臂求法，与昙林共护经像，乞食供养“无臂林”，都可见他历尽磨难，志求佛法根本解脱真理的坚定行持和高尚节操。
慧可之禅法，从他给向居士的回信，可见一斑。“向居士幽栖林野，木食涧钦。北齐天保初(５５１)，闻二祖盛化，乃致书通好曰：“影随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扬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趋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而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大师命笔回示曰：“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辩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礼观，密承印记。“可见慧可之教旨，在体认万法一如，众生与佛不二。达摩谓一切众生同一真性，客尘所覆，犹见不净，但离妄缘，即是实际。悟入即此一心，本来具足，即“理入”也。慧可承达摩“理入”之旨，悟此身与佛并无差别，即身是佛。可谓得达摩之真传。
(四)传翕禅法
传翕(４９７－５６９)是梁武帝时代二大士之一。齐明帝建武四年(４９７)生，婺州义乌县(今浙江义乌县)人。天质淳和，与乡亲一起捕鱼，常怀慈悲之心，把鱼具沉入水中，说：“鱼啊，鱼啊，愿走便走，愿留就留！”人们认为他这样做蠢得很。梁天监十一年(５１３)，十六岁，与畱氏成婚，生下普建、普成二子。染普通元年(５２０)二十四岁时，遇梵僧嵩头陀，有所感悟，于是在松山下双寿树间结庵而居，自号双林当来下生善慧大士。与其妻一起，白天出去替人做事，晚上归庵弘扬佛法，苦行７年，多次得到感应，呈现瑞相。四众纷纷前来礼佛。郡太守王杰以其为“妖妄”，捕之入狱，大士十多天绝食，后太守深感愧疚，释放了他。这样一来，师事他的人更多了。他宣称“我从兜率天宫来到人间，为众生说无上菩提，以前秘而不宣，现在不再隐瞒此事了。”大通二年(５２８)把妻、子卖给人家，得钱五万，设大法会救济信众。中大通六年(５３４)十二月，遵梁武帝旨意，到建康钟山，次年入禁内拜见皇帝，后退居钟山定林寺，受官府的供养。大同元年(５３５)出席染武帝在重云殿讲《三慧般若经》，四月归山，大同五年(５３９)再拜见梁武帝，说：“一切色像莫不归空，无量妙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梁武帝默然认同。大同十年(５４４)，又将房产、田园、杂宝都捐给寺院做大法会。太清二年(５４８)告诉四众：“我将不再钦食作为齐供，烧身作大明灯，供养三宝、普度一切，”以此祈祷，普度梁末受兵火之祸的冤魂。弟子深受感动，请求以自己性命代替的有十九人，烧臂、燃指、馘耳、劓鼻的有二十八人，三天不食上齐的十五人，卖身供奉的二十多人。梁末大饥荒，大士日日与其徒拾野果野菜充饥，救度饥民。陈太建元年(５６９)卒，年七十三岁，其长子普建亦于陈后主祯明元年(５８７)焚身供佛。
传大士的禅学，大抵归于般若空宗，深受僧肇的影响。其《行路难》等二十篇，立非断非常、真照无照，心相实相，般若无净，本际不可得，三空无性等，与《肇论》之旨相符。他曾上书梁武帝说：“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王：救世菩萨今欲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亡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齐。”其所谓上善，就是以不执着于相为根本，以般若智慧达到涅槃境界为目的，这是出世间的大德们所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善就是指按照儒家治身、治国、平天下之道努力修养道德之人，也能得好的果报。下善指能遵守某些禁戒，持齐利生之人。为善虽有上、中、下之差别，各人尽其所能，努力去做，却是共同的。
传大士还作偈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全偈各句皆前后矛盾，把锄头则非空手，骑牛即非步行，能从木桥上过的，就不会是牛；把流水看作不动，本来不动的桥就成为流动的了。星云大师对此解释道：这首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矛盾的调和。每句诗的前后虽有矛盾，“其实，这是禅师们从差别中来认识平等，从动乱中来认识寂静。只要我们心中廓然寂静，热关场中也可以做道场，这就是陶渊明所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从有中把握空，从动中把握静，从矛盾中求得调和与统一，从差异中看到平等，这正是传大士禅语、禅时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精神，很有可取之处。
传大士虽然学无师承，但其禅法与达摩“理入”及六祖惠能之说却是相通的。他作《还源偈》说：“还源去，何须更追寻。欲求真解脱，端正自观心，还源去，心性不沉浮，安住王三昧，万行悉圆收。”把“观心”作为解脱的根本。他还倡导即心即佛，认为：“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知佛去处，只这语声是。”明确身与佛纤毫不离，众生佛性本来具足，不需向外驰求。
传大士还作《心王铭》，盛倡“般若法藏，并在身心”之旨。他说：“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心戒传经。水中盐味，色裹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书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有缘遇者，非去来今。”反复阐明即心即佛的玄理。
总之，传大士关于佛在心内、即心即佛的思想，虽然不是直接承达摩、慧可而来，但与达摩安心，理入思想是相一致的，反映了南朝佛教界的禅学思潮。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说：“宝志先创唱即心即佛，传翕见而禀受之。志、翕均传显现神异，其非凡庸之材可以测知。即心即佛之语，非始于达摩，实梁代之一思想耳。”这种禅学思潮，与社会思潮紧密呼应，反映了南朝社会苦难深重和人们渴求迅速得到解脱的现实要求。传大士虽然对于中国禅宗的建立未提供更多的贡献，但其禅学思想，对于了解达摩禅学的影响以及南朝禅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仍有重要的意义，值得重视。
(五)僧璨之禅：
僧璨(约４９５－６０６)生平事迹，传录记载不详。《景详传灯录》说：僧璨，不申其乡贯姓氏，于东魏天平二年(５３５)年逾４０，见慧可得道，隐居舒州皖公山，遇后周武帝破毁佛法，往来大湖县司空山，居处无常，积十余载，于隋开皇十二年(５９２)度沙弥道信。后游罗浮山，又还皖公山，为众说法，俨立而逝，塔于山谷寺，时大业二年(６０６)。
僧璨为居士时，设礼问师说：“弟子身缠风羔，请和尚忏罪。”慧可曰：“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云：“觅罪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申何名佛、法？”师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不二也。”大师深器之，乃为之削发，取名僧璨。
关于僧璨的禅法，《舒州剌史独孤及赐谥碑》文记载：“禅师号僧璨，不知何许人，出…
《第一章 禅宗之源——从达摩到弘忍 三、从达摩到弘忍》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