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达摩到弘忍

　　达摩南来，以《楞伽》传宗，倡教外别传之心宗，并传法慧可，为禅宗的初创时期。慧可后传僧璨，于道信、弘忍，禅宗始略具规模。

　　在禅宗创始人诸说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达摩是否实在其人？他是否中土禅宗的初祖？

　　我们认为，从历史资料考察，历史上确有达摩其人，他是中国禅宗之源头。

　　(一)达摩其人：

　　菩提达摩，最早见于史传的，当推后魏杨衒之撰《洛阳伽篮记》(成书于５４７年)。《记》云：“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云：得其真相也。”其真相，当指佛土清净庄严，一尘不染。又说：“永宁寺，熙平元年(５１６)太后胡氏所立也。……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徧，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并未有此。”达摩“口唱南无，合掌运日”。作者杨衒之反对佛法(唐初传奕引之入《高识传》，见《广弘明集》卷六)，但与达摩同时，且当时无禅宗之传说。这样一个并不太信佛教的人，记叙达摩赞叹水平寺，可见其说当比较客观，达摩确有其人。

　　唐道宣(５９６－６６７)《续高僧传》说：“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通微彻数，定学高之，……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道宣虽晚于达摩、杨衒之一百多年，但其时尚无禅宗派系之争，且其治史“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史料比较可信。

　　据有关比较可信的资料，达摩的生平和学说当如下：菩提达摩，南天竺人(或波斯人)。历游诸国，南朝宋末达南越，初在江南，后游嵩洛。在洛阳见永宁寺之壮丽，叹为各国所无，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一生随处诲人禅法。北地道育、慧可从之受学，达摩为之说二入四行。谓入道多途，要惟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第一。坚信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或遇爱憎，甘心受之，是我宿作，都无怨怼。二随缘行者，谓于一切境，无喜无怒也。此二入四行，后人录之行世。又尝以《楞伽》授学者。自云一百五十岁。天平年(５３４－５３７)前灭化洛滨，或云遇毒卒。其著作传有《少室六门集》上下卷(包括《心经颂》、《破相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心论》、《血脉论》)；另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和尚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等。当系后人伪托之作。

　　达摩对禅宗初创的贡献在于：第一、以《楞伽经》和“二入四行”的理论中“诸佛心为宗”作为立宗的宗旨和经典依据。不同于“依教悟心禅”时期以某些经典修习禅法、禅观的作法、禅观的作法，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意义。第二、以面壁修禅的“壁观”为独特的修持法门。第三、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师徒授受的形式传法于慧可。这三点是其主要贡献。正因为如此，菩提达摩作为禅宗之源、禅宗的初创者，于禅宗历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当然，由于他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固定道场，而是隐居深山，行头陀游方的苦修生活，所以当时还不具备完整形态的禅宗。而他作为建立禅宗的开拓者、先驱者、开山祖师，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禅门广泛流传的释尊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微笑的典故，以为禅宗的滥觞，此虽未见史实根据，但北本《涅槃经》卷二说：“佛告诸比丘，有无上正法传嘱摩诃迦叶，迦叶当为诸比丘之大依止，犹如如来为众生之依止处。”或即释尊拈花、传法迦叶说之所本；从迦叶传至达摩，西天二十八祖之说，亦颇具传奇色彩。从佛教信仰角度说，这都是确信无疑的，详情待考。

　　(二)《楞伽》传宗

　　达摩来华，以四卷《楞伽经》传宗。玄匮一系的净觉作《楞伽师资记》，列楞伽师的传法系统是：慧可——僧璨——道信。《续高僧传》卷十九说：“初达摩师以四卷《楞伽》授慧可(４８７－５９３)，曰：“我观叹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传灯录》卷三也指出，慧也可以《楞伽》四卷，作为传授僧那、慧满的“如来心地法门”，认为“惟有此经可以印心”度世，《续高僧传.法冲传》说：“可师后，璨师等八人皆说玄理(指《楞伽》)，不出文记。”可见，慧可、僧璨(？－６０６)均以《楞伽》大义相传承。僧璨虽然“萧然静坐，不出文记，”但他们师弟都称为楞伽师，都用《楞伽》经文印证。道信(５８０－６５１)、弘忍(６０２－６７５)受《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提出“一行三昧”之说，似乎更接近《般若》思想。他的著作中引用了许多般若类经典，如《大品》、《文殊般若》、《金刚经》等。比如“我应灭度一切众生……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等，即引自《金刚经》。可见道信的禅法，正由《楞伽》逐渐地向《金刚经》、《般若》过渡，但《起信论》的最后根据，仍在魏译《楞伽》的异义上面，弘忍于五祖寺壁间画《楞伽》变相，同时使门人诵《金刚经》，到了得弘忍真传的慧能(６３８－７１３)那里，纔改以《金刚经》为传法的正宗。因此，大体上说，从达摩到弘忍，均以《楞伽》传宗，是有根据的。

　　《楞伽》初译于昙无识。其四卷本，今已不传。南朝宋元嘉二十年(４４３)，求那跋陀罗、慧观在道场寺译出四卷本。菩提流支于北魏延昌二年(５１３)由僧朗、道湛笔受译出十卷本。宋、魏二译均在达摩东渡以前出。唐久视(７００)于中阗三藏实叉难陀于嵩岳天中寺译成七卷，则是达摩逝世以后译出的。

　　达摩之所以用四卷《楞伽》传宗，是因为此经为佛说第一真实了义。苏轼《楞伽经后记》说：“《楞伽阿跋多罗宾经》，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故谓之佛语心品。祖师达摩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为心法。””

　　达摩思想的特质，在于认为一切众生同一真性，为客尘烦恼所障，不能显了。这也是《楞伽经》所反复阐明的主旨。《入楞伽经》说：“如来藏是清净相，客尘烦恼垢染不净。”“如来藏自性清净，具三十二相，在于一切众生身中，为贪、嗔、痴不实垢染、阴界入衣之所缠裹。如无价宝，垢衣所缠。”一切众生自性，本来具足，这就是《楞伽经.佛语心品》的主旨。杨彦国说：“不灭真相，即达摩所传之一心也。明灵虚彻，亘古亘今，究竟本源，无有间杂。……是道也，非从他得，祗是家珍，目前历历狐明，认著依前埋没，不须取舍，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是实际。佛语心品明此而已。”《楞伽》关于本性本自圆成之义与达摩理入思想完全一致。

　　道宣记达摩“二入四行”教旨，对理入与行入的前三行较为详细。对第四行甚简称，祗说：“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楞伽师资记》则补充称法行说：“性净之理，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智者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则行檀舍施，行无希惜。……檀度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他主张通过理入以安心，行入以践履。践履则对从前所作恶业及其苦恼果报，受之不疑；对现在的苦乐遭遇得失，不予计较，对未来也不贪着，无所求；能这样行事，以至行无所行，即是“称法行”，前三行为对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后者是以“无所得行”为方便，行菩萨行(六度)而无所行，从利他中消融自己的妄想习气。这既是对《楞伽经》所说众生都是“如来藏”之义的阐发，也与当时涅槃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同调。

　　《楞伽经》将禅分为四等，即凡夫所行禅、观察义禅、念真如禅、诸佛如来禅。遇痴凡夫、外道及声闻、缘觉所行之禅，属凡夫所行禅；观察人法无我，诸相无实，名观察义禅；观察一切诸法无实体相，不起分别，得寂静境界，契合如来藏心之禅，名念真如禅；如实入如来地，入内身圣智，到不可思议境界，叫诸佛如来禅(或如来禅)。凡夫所行禅为小乘禅，其余为大乘禅。以具奋自觉圣智为内容的诸佛如来禅，是诸禅的最高境界。《楞伽经》如此直截指示佛家实的究竟和源头，对于当时讲究禅法的人是很大的启发。达摩的“安心无为，形随运转”的壁观法门，“上乘一心之法”(马祖道一语)实导源于《楞伽》。

　　《楞伽经》有宋译四卷本、魏译十卷本、唐译七卷本之别。十卷本与四卷本虽分卷不同，内容相同，其中前有请佛品，末有陀罗尼品，还有一篇总品，是四卷本所无。十卷本与四卷本最根本的区别，在卷四依《胜鬘经》说佛性一段。经曰：“此如来藏识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清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是故，汝及余菩萨摩诃萨于如来藏识藏，当勤修学，莫但闻觉，作知足想。”四卷本这一段明确把“如来藏”(佛性)、“识藏”(人心)结合成为“如来藏识藏”，十卷本则把二者截然分开，并明确说：“如来藏识不在阿赖耶识(即识藏)中。”由此出发，四卷本祗说有一心，即自性清净心；十卷本则说成有净染二心，从而其他理论也随之起变化。慧可所继承的达摩禅是以四卷本为依归的。从道信到弘忍的东山法门，则以“一行三昧”为中心，以守自心为方法，这是导人《大乘起信论》，把“一行三昧”提到止观的很高地位的反映。得弘忍再传衣钵的净觉，在《楞伽师资记》自序中即提出以《起信论.心真如门》的一番解说作为禅法的最高原则。神秀五方便门也依《起信论》建立其第一总彰佛体的离念法门。《起信论》完全用染净二心之说组织其理论体系，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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