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從達摩到弘忍

　　達摩南來，以《楞伽》傳宗，倡教外別傳之心宗，並傳法慧可，爲禅宗的初創時期。慧可後傳僧璨，于道信、弘忍，禅宗始略具規模。

　　在禅宗創始人諸說中，一個重要問題是：究竟達摩是否實在其人？他是否中土禅宗的初祖？

　　我們認爲，從曆史資料考察，曆史上確有達摩其人，他是中國禅宗之源頭。

　　(一)達摩其人：

　　菩提達摩，最早見于史傳的，當推後魏楊衒之撰《洛陽伽籃記》(成書于５４７年)。《記》雲：“修梵寺，有金剛，鸠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摩雲：得其真相也。”其真相，當指佛土清淨莊嚴，一塵不染。又說：“永甯寺，熙平元年(５１６)太後胡氏所立也。……殚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铎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雲年一百五十歲，曆涉諸國，靡不周徧，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並未有此。”達摩“口唱南無，合掌運日”。作者楊衒之反對佛法(唐初傳奕引之入《高識傳》，見《廣弘明集》卷六)，但與達摩同時，且當時無禅宗之傳說。這樣一個並不太信佛教的人，記敘達摩贊歎水平寺，可見其說當比較客觀，達摩確有其人。

　　唐道宣(５９６－６６７)《續高僧傳》說：“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通微徹數，定學高之，……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禅教。……自言年一百五十余歲，遊化爲務，不測于終。”道宣雖晚于達摩、楊衒之一百多年，但其時尚無禅宗派系之爭，且其治史“仰托周訪，務盡搜揚”，史料比較可信。

　　據有關比較可信的資料，達摩的生平和學說當如下：菩提達摩，南天竺人(或波斯人)。曆遊諸國，南朝宋末達南越，初在江南，後遊嵩洛。在洛陽見永甯寺之壯麗，歎爲各國所無，口唱南無，合掌連日。一生隨處誨人禅法。北地道育、慧可從之受學，達摩爲之說二入四行。謂入道多途，要惟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第一。堅信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或遇愛憎，甘心受之，是我宿作，都無怨怼。二隨緣行者，謂于一切境，無喜無怒也。此二入四行，後人錄之行世。又嘗以《楞伽》授學者。自雲一百五十歲。天平年(５３４－５３７)前滅化洛濱，或雲遇毒卒。其著作傳有《少室六門集》上下卷(包括《心經頌》、《破相論》、《二種入》、《安心法門》、《悟心論》、《血脈論》)；另有敦煌出土的《達摩和尚絕觀論》、《釋菩提達摩和尚無心論》、《南天竺菩提達摩禅師觀門》等。當系後人僞托之作。

　　達摩對禅宗初創的貢獻在于：第一、以《楞伽經》和“二入四行”的理論中“諸佛心爲宗”作爲立宗的宗旨和經典依據。不同于“依教悟心禅”時期以某些經典修習禅法、禅觀的作法、禅觀的作法，具有劃時代的開拓意義。第二、以面壁修禅的“壁觀”爲獨特的修持法門。第叁、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師徒授受的形式傳法于慧可。這叁點是其主要貢獻。正因爲如此，菩提達摩作爲禅宗之源、禅宗的初創者，于禅宗曆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是毋容置疑的。當然，由于他還沒有建立自己的固定道場，而是隱居深山，行頭陀遊方的苦修生活，所以當時還不具備完整形態的禅宗。而他作爲建立禅宗的開拓者、先驅者、開山祖師，是當之無愧的。

　　至于禅門廣泛流傳的釋尊在靈山會上拈花、迦葉微笑的典故，以爲禅宗的濫觞，此雖未見史實根據，但北本《涅槃經》卷二說：“佛告諸比丘，有無上正法傳囑摩诃迦葉，迦葉當爲諸比丘之大依止，猶如如來爲衆生之依止處。”或即釋尊拈花、傳法迦葉說之所本；從迦葉傳至達摩，西天二十八祖之說，亦頗具傳奇色彩。從佛教信仰角度說，這都是確信無疑的，詳情待考。

　　(二)《楞伽》傳宗

　　達摩來華，以四卷《楞伽經》傳宗。玄匮一系的淨覺作《楞伽師資記》，列楞伽師的傳法系統是：慧可——僧璨——道信。《續高僧傳》卷十九說：“初達摩師以四卷《楞伽》授慧可(４８７－５９３)，曰：“我觀歎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傳燈錄》卷叁也指出，慧也可以《楞伽》四卷，作爲傳授僧那、慧滿的“如來心地法門”，認爲“惟有此經可以印心”度世，《續高僧傳.法沖傳》說：“可師後，璨師等八人皆說玄理(指《楞伽》)，不出文記。”可見，慧可、僧璨(？－６０６)均以《楞伽》大義相傳承。僧璨雖然“蕭然靜坐，不出文記，”但他們師弟都稱爲楞伽師，都用《楞伽》經文印證。道信(５８０－６５１)、弘忍(６０２－６７５)受《大乘起信論》的影響，提出“一行叁昧”之說，似乎更接近《般若》思想。他的著作中引用了許多般若類經典，如《大品》、《文殊般若》、《金剛經》等。比如“我應滅度一切衆生……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等，即引自《金剛經》。可見道信的禅法，正由《楞伽》逐漸地向《金剛經》、《般若》過渡，但《起信論》的最後根據，仍在魏譯《楞伽》的異義上面，弘忍于五祖寺壁間畫《楞伽》變相，同時使門人誦《金剛經》，到了得弘忍真傳的慧能(６３８－７１３)那裏，纔改以《金剛經》爲傳法的正宗。因此，大體上說，從達摩到弘忍，均以《楞伽》傳宗，是有根據的。

　　《楞伽》初譯于昙無識。其四卷本，今已不傳。南朝宋元嘉二十年(４４３)，求那跋陀羅、慧觀在道場寺譯出四卷本。菩提流支于北魏延昌二年(５１３)由僧朗、道湛筆受譯出十卷本。宋、魏二譯均在達摩東渡以前出。唐久視(７００)于中阗叁藏實叉難陀于嵩嶽天中寺譯成七卷，則是達摩逝世以後譯出的。

　　達摩之所以用四卷《楞伽》傳宗，是因爲此經爲佛說第一真實了義。蘇轼《楞伽經後記》說：“《楞伽阿跋多羅賓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摩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

　　達摩思想的特質，在于認爲一切衆生同一真性，爲客塵煩惱所障，不能顯了。這也是《楞伽經》所反複闡明的主旨。《入楞伽經》說：“如來藏是清淨相，客塵煩惱垢染不淨。”“如來藏自性清淨，具叁十二相，在于一切衆生身中，爲貪、嗔、癡不實垢染、陰界入衣之所纏裹。如無價寶，垢衣所纏。”一切衆生自性，本來具足，這就是《楞伽經.佛語心品》的主旨。楊彥國說：“不滅真相，即達摩所傳之一心也。明靈虛徹，亘古亘今，究竟本源，無有間雜。……是道也，非從他得，祗是家珍，目前曆曆狐明，認著依前埋沒，不須取舍，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是實際。佛語心品明此而已。”《楞伽》關于本性本自圓成之義與達摩理入思想完全一致。

　　道宣記達摩“二入四行”教旨，對理入與行入的前叁行較爲詳細。對第四行甚簡稱，祗說：“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楞伽師資記》則補充稱法行說：“性淨之理，因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智者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悭于身命，則行檀舍施，行無希惜。……檀度既爾，余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他主張通過理入以安心，行入以踐履。踐履則對從前所作惡業及其苦惱果報，受之不疑；對現在的苦樂遭遇得失，不予計較，對未來也不貪著，無所求；能這樣行事，以至行無所行，即是“稱法行”，前叁行爲對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苦”、後者是以“無所得行”爲方便，行菩薩行(六度)而無所行，從利他中消融自己的妄想習氣。這既是對《楞伽經》所說衆生都是“如來藏”之義的闡發，也與當時涅槃師“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說同調。

　　《楞伽經》將禅分爲四等，即凡夫所行禅、觀察義禅、念真如禅、諸佛如來禅。遇癡凡夫、外道及聲聞、緣覺所行之禅，屬凡夫所行禅；觀察人法無我，諸相無實，名觀察義禅；觀察一切諸法無實體相，不起分別，得寂靜境界，契合如來藏心之禅，名念真如禅；如實入如來地，入內身聖智，到不可思議境界，叫諸佛如來禅(或如來禅)。凡夫所行禅爲小乘禅，其余爲大乘禅。以具奮自覺聖智爲內容的諸佛如來禅，是諸禅的最高境界。《楞伽經》如此直截指示佛家實的究竟和源頭，對于當時講究禅法的人是很大的啓發。達摩的“安心無爲，形隨運轉”的壁觀法門，“上乘一心之法”(馬祖道一語)實導源于《楞伽》。

　　《楞伽經》有宋譯四卷本、魏譯十卷本、唐譯七卷本之別。十卷本與四卷本雖分卷不同，內容相同，其中前有請佛品，末有陀羅尼品，還有一篇總品，是四卷本所無。十卷本與四卷本最根本的區別，在卷四依《勝鬘經》說佛性一段。經曰：“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清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非諸如來。……是故，汝及余菩薩摩诃薩于如來藏識藏，當勤修學，莫但聞覺，作知足想。”四卷本這一段明確把“如來藏”(佛性)、“識藏”(人心)結合成爲“如來藏識藏”，十卷本則把二者截然分開，並明確說：“如來藏識不在阿賴耶識(即識藏)中。”由此出發，四卷本祗說有一心，即自性清淨心；十卷本則說成有淨染二心，從而其他理論也隨之起變化。慧可所繼承的達摩禅是以四卷本爲依歸的。從道信到弘忍的東山法門，則以“一行叁昧”爲中心，以守自心爲方法，這是導人《大乘起信論》，把“一行叁昧”提到止觀的很高地位的反映。得弘忍再傳衣缽的淨覺，在《楞伽師資記》自序中即提出以《起信論.心真如門》的一番解說作爲禅法的最高原則。神秀五方便門也依《起信論》建立其第一總彰佛體的離念法門。《起信論》完全用染淨二心之說組織其理論體系，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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