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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史(圣严法师)▪P20

  ..续本文上一页商船,最早为天龙寺的筹建经费而核准的。当时足利尊氏反叛后醍醐天皇而使其南迁吉野,但在后醍醐天皇崩后,足利尊氏及其弟足利直义,为了安慰其灵,以除生前所结之怨,乃决定在京都之嵯峨造天龙寺,以荐冥福。由于经费无着,遂用通商抽税的办法来解决,故名为天龙寺船。以后凡来中国的日船,元朝均以天龙寺船呼之。

  

  既有商船来往,中日两国的僧侣,亦多有交流。入元的日僧,人数不可胜计,据木官泰彦的统计,有名可考者达一百五十三人,唯多平庸之辈,较有贡献的则有可庵圆慧、龙山德见(随他去日的元人林净因,初以馒头制法传于日本)、雪村友梅、孤峰觉明、祖继大智、古先印元等人。

  

  至于元僧之东渡而有史可考者,计十二人。例如一山一宁、西涧士昙、石梁仁恭、东里弘会,东明惠日、灵山道隐、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东陵永玙等。他们各人对日本文化,均有深长的贡献。最最杰出者,首推清拙正澄。他是杭州净慈寺愚极智慧的法嗣,住上海之南的松江真净寺。入元日僧,慕道来参者极众,因而盛名腾于日本的禅林,执权北条高时遣专使召聘,于元晋宗泰定三年(一三二六)赴日。因他长于诗文,对五山文学之发达,贡献良多。他又将百丈清规传于日本,使日本的丛林,有规矩可循。又因与多数武士接触,对武士的精神生活之影响亦甚大。尤其是武士也采百丈清规的长处,尽入于武家的礼法之中,小竺原贞宗,乃日本武家礼法的鼻祖,他却是正澄的弟子。

  

  一山一宁居山本二十年,对日本的文学、书法、绘画,有莫大的影响。日本的入元僧侣,除了携返经卷典籍之外,也带去了释迦、观音、文殊、普贤、十王、罗汉、达磨、布袋和尚、寒山、拾得等像,以及山水、人物、动物、花卉等宋元名画,此于日本书画史上,促成了雄伟的书风与淡雅的墨绘。

  

  

  六、江户时代

  

  

  (一)江户幕府的佛教政策

  

  织田信长与佛教

  

  战国之末,织田信长起而举兵,统一封建诸大名的割据局面,可惜驭下太严,卒致在京都途中的本能寺,为部将明智光秀所弑,统一之业,功败垂成。继其遗志而统一日本的,乃是他的部将丰臣秀吉,先破明智光秀于山城之山崎,复与德川家康议和,又降西方九洲之岛津氏,再灭东方之北条氏,而致群雄皆服,统一大业,终于告成。

  

  再说织田信长,在他经略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受到佛教“一揆”的阻挠,所以,凡是与他为敌的寺院,均受到重大破坏,例如从元龟元年(一五七○)到天正八年(一五八○)对于石山本愿寺的攻略,元龟二年对比睿山的焚烧。加上天文年间的法华之乱,一时间真宗及日莲宗的教势,在京内外大为低落。正由于佛教徒被卷入政治纷争的漩涡,信长即以对基督教保护鼓励的政策,一则藉以摄受西洋新文化,一则用以牵制佛教。

  

  丰臣秀吉与佛教

  

  秀吉平定全国,为了纪念功业,大兴土木,营建伽蓝,铸造大佛。此系实行兵农分离政策,解除民间武器,收归公有,用以铸造大佛而彰和平事业。方广寺大佛殿之地基

  

  ,南北五十五间(以曲尺六尺为一间),东西三十七间,高一间半。大佛像纯以铜铸,堂高二十丈,像高十六丈。大佛殿后毁于地震又毁于雷火,秀吉死后,到了其子秀赖手上,再修完成,铜佛像高达六丈三尺。也正因为建大殿铸大佛,以及修整其他许多佛寺,秀赖所费不赀,此乃出于家康的阴谋献计,用以扰乱秀赖的财政。且其竣工之期,因钟铭刻有“国家安康”四字,以致德川家康借故说秀赖不避家康之讳,大兴问罪之师,结果招致丰臣氏的灭亡。

  

  秀吉对于佛教政策,先来没收寺领不动产,又以寄进(布施)的名目,发还其一部份,因此他就掌握了寺院的经济命脉,剥夺寺院在中世时代的威力,同时又对比睿山、高野山、本愿寺、兴福寺等的复兴,予以援助。总之,他对佛教是采取控制而怀柔的政策,

  

  秀吉之世,立显如的季子光昭为本愿寺的第十二世,德川家康则立显如的长子寿光为法嗣,另于乌丸七条地方,建东本愿寺。从此,本愿寺即分立为东西两流。

  

  德川幕府与佛教

  

  德川家康于丰臣秀吉殁后,即在庆长五年(一六○○)建立江户幕府(今之东京) ,此后二百六十余年,即为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

  

  在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时,日本的寺院势力,已经大为下降,不如中世(从奈良镰仓至室町时代)的寺院,在军事、经济方面,竟与公家、武家,鼎足而立。至德川氏的政权成立,对佛教乃站在保护与干涉的折衷地位,既然寄进(布施)诸大寺的寺领财产,又将佛教纳之于他的封建政权的体系之中。

  

  法度

  

  对于佛教制约,是用法度(法令)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庆长十三年(一六○八)首先颁发比睿山的法度七条,其后陆续颁布了净土宗诸法度,以及净土西山派、真言宗、五山十刹、大德寺、永平寺、总持寺等诸法度。这些法度,大抵是严格规定寺格的区别,僧阶、职制、座次、住职的资格,紫衣等袈裟及特殊上人之号的敕许,授戒法脉的限制,出家的规定,末寺对本寺之命令的遵守,说法的限制,募化财物的取缔,寺社建立的限制,邪教流行的禁止等项。其中特别以寺院本末制度的确定,收效最大,此一制度在镰仓末期,仅是法系上的本末关系,江户时代则是法令上的隶属规定,末寺必须服从本寺的命令及支配。各派宗内的事件,因此减少,诸宗之间若起争执,则受幕府的干涉,并且强制执行其裁断。

  

  门迹

  

  另有与法度有关的,就是对于公家佛教的规定,即是与皇室或朝廷有密切关系的寺院,所谓门迹、院家、院室等,历来已久。德川幕府同样剥夺了他们的实力,仅给予空位及空权。元和元年(一六一五)颁发的公家诸法度之中,对于亲王门迹(法亲王主持的)寺院及摄家门迹(摄关家出身所主持的)寺院内,座位的决定,僧官的任叙,紫衣寺的住职,上人号的敕许,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扫向来以俗权而作影响的弊风。通称江户时代的门迹寺院,计有二十五所。天台宗的轮王寺、妙法院、圣护院、照高院、青莲院、圆融院、曼殊院、毗沙门堂、圆满院、实相院,真言宗的仁和寺、大觉寺、劝修寺、三宝院、随心院、莲华光院,净土宗的知恩院,法相宗的大乘院、一乘院。以上均为亲王门迹或摄家门迹,另有真宗的准门迹六所: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兴正寺、佛光寺、专修寺、锦织寺。

  

  基督教政策与檀家制度

  

  织田信长保护基督教以牵制佛教,丰臣秀吉则以基督教冒渎神社佛阁,且窥之有领土的野心,故于天正十五年(一五八七)下令禁止,但仍欢迎与西洋贸易。基督教传入日本,是在西纪一五四九年,系耶稣会士萨维尔,由日人安治郎自马来亚的麻六甲引导而至。等到德川家康于关原战役(一六○○)之后,专以贸易为本,吸引外资及技术支援,对基督教遂取默许态度,基督教得此复活机会,迅即遍及全国,至庆长十年(一六○五),信者激增至七十万人。律教师为布教的便利起见,乃设学校以培养传道之助手,并设医院、孤儿院、癞疾收容所,以吸收一般的信徒。可是,基督徒的思想行为,动辄违抗君父之命,此与封建政治及伦常观念,格不相融,且以英国及荷兰因商业竞争而说西班牙在日本有领土野心,家康遂下令禁止。为了禁教而引起了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的基督徒岛原之乱,幕府深感基督教之弊害,便开始了所谓锁国政策。

  

  如何根绝基督教的潜移默行而防止其死灰复燃?幕府便利用佛教的基础,建立所谓寺檀制度,以彻底肃清基督教的余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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