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岳慧思禅师及其着述
关於《大乘止观》这部论书的作者，自古以来，诸说纷纭而无定论。对於本书加以解释的，则有宋代的了然、明末的智旭，以及近代的谛闲等诸人，他们一如大多数的中国高僧的态度，对於先贤古德所留下的遗着，不轻易地作反面的推测，所以，他们都是站在天台宗学者的立场，将本书用天台宗的正统思想，加以疏说，故谁也都未曾怀疑本书之出於慧思禅师的说法有什么问题。
但是，不论是肯定或否定本书之出於慧思禅师之说的观点，均应先来对於慧思禅师的生平及其所持的思想背景，作一较为清晰的考察和认识。所以，且让我们从各种史传资料中，把关於慧思禅师的重要记载，作一介绍与分析。
慧思禅师的俗家姓李，於北魏延昌四年(西元五一五年)，也就是梁武帝天监 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生於大魏国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注一)，相当於现代的河南省汝宁的上葵县之东。自幼皈佛乐法，信仰诚笃，并曾梦见普贤菩萨，乘白象王，现於其前，摩其头顶。从此，在他顶门之上，即有肉髻瑞相隆起(注二)。
因此，到了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西元五二九年)，当他十五岁时，即行出家受具足戒，此后的五年之间，专诵《法华经》及诸大乘经典(注三)，精进於学行二道。然在二十岁那年，即是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西元五三四年)，因读妙《胜定经》而有所感，遂常经行於林野，遍访禅德，好於禅修(注四)。因此「复更发心，求善知识，值慧文禅师，禀受禅法」(注五)。此处所谓的禅法的禀受，乃是指的观心之法。自此，听讲、参禅，昼夜研磨，不敢懈怠。慧思禅师因此得力而开悟，此在《佛祖统纪》卷六，有如下的记载：「昼则驱驰僧事，夜则坐禅达旦。始三七日，初发少静，观见一生善恶业相。转复勇猛，禅障忽起，四肢缓弱，身不随心，即自观察：我今病者，皆从业生，业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见心源，业非可得。遂动八触(注六)，发根本禅，因见三生行道之。夏竟受岁，将欲上堂，乃感叹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满证道者多，吾今虚受法岁，内愧深矣。』将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华三昧。自是之后，所未闻经，不疑自解。」(注七)
这是慧思禅师在修道过程中的主要得力处，由於他有了这种深厚的宗教经验 之后，便展开了他在此后的行化工作，且能经得起屡次三番的打击与阻挠。
例如，在东魏武定六年(西元五四八年)，慧思禅师三十四岁那一年，在河南的兖州，因与大众议论，而为恶比丘所毒，垂死而复活。这是他所遭遇的第一次法难。从此之后的慧思禅师，几乎终其一生，经常是处於接受迫害的环境之下。又如到了北齐天保四年(西元五五三年)，慧思禅师三十九岁之时，在郢州地方，受到恶众的毒杀，他有三位弟子，即因此而死，师亦负了重伤(注八)。再到天保七年(西元五五六年)，禅师四十二岁之际，於光州城西的观邑寺，重讲摩诃衍义之时，受到恶论师的恼乱(注九)。第二年，禅师四十三岁，为南定州的刺史，讲摩诃衍义，又遭到恶论师们的恶心恼乱，施以种种恶毒手段，断绝檀越的饮食供养，经历五十日间，唯遣弟子化得，以济身命(注一零)。
对於一位行道的沙门，为了自己的悲愿而受到如此种种的酷毒的迫害，在当时的诸禅师中，恐怕是仅其一人而已，即在整个的中国佛教史上，像这样的实例，也不是寻常之事。
那么，慧思禅师，他为什么会经常处於被迫害的状态之下的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仅从慧思禅师的传记资料中看，对此并无明确的述，不过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他的发自悟境的言论，与一般人所持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所 抵触。也就是说，他对佛法的理解态度，比之於当时其他的论师们，颇有特异之处，或优胜之处，所以不能见容於当时的佛教界的同道之间。这一事实，可以找出如下的三种记载，作为依据。
(一)《续高僧传》卷一七：「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於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注一一)这段文字，在《天台九祖传》及《法华经显应录》等书中，也曾引用。
(二)同为《续高僧传》卷一七中，尚有一段值得注目的文字：「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众杂精，是非由起。怨嫉鸩毒，毒所不伤；异道兴谋，谋不为害。乃顾徒属曰：大圣在世，不免流言，况吾无德，岂逃此责，责是宿作，时来须受。」(注一二)此段文意在《景德传灯录》以及《天台九祖传》中，也有引用。
(三)《神僧传》卷四，又有如此的记载：「自思南度，定慧双举，道风既。」(注一三)
由於以上所录三段文字看来，不难了解慧思禅师当时的环境，是一个仅重义理之学的局面，一旦遇到慧思禅师这样一位行解并重、定慧双举的大德出世，固然能为真正的佛法开出新的气象，却为当时的流俗比丘之所不容。像这样的比丘，可说历代都有，他们也懂佛理，并且能够聚众讲授，如不是遇到杰出的善知识出世，他们的确也是能为佛教撑持门面的师匠，可惜他们有学问而无行持，更无实证工夫，所以满心仍是人我利害的观念，一旦遇到和他们的私利冲突的境界出现时，他们便无法把握自己，便会以嫉妒或怨毒之心，加害於人，甚至以间谍的罪名，来诬栽於人，置人於死地而始甘心！
可见，慧思禅师之屡遭迫害，主因当在於知见的、或思想的、或风格的不同於流俗的比丘及论师们，但也夹杂着名闻利养的感情问题在内(注一四)。大善知识虽无争取名闻利养之意，但必实至而名归；又所谓树大招风，名大招妒，释尊在世，尚所不免，何况慧思禅师？因此他也毫无怨尤，并且以为那是他自己宿业所感。这种光明美善的心地，正好说明了他的人格和他的立场，的确是与佛法完全相应的。
由蒙受迫害而使慧思禅师产生的另一思想的反映，便是「佛法将灭」的末法观念的强调。此有如下的数种资料可作根据！
(一)《续高僧传》卷一七：「然我佛法，不久应灭。」(注一五)
(二)《立誓愿文》之中则称：「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岁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国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生。」(注一六)
像这种末法思想以及进入了末法时期的警觉，并且为之宣扬者，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特别是在慧思以前的中国佛教史上，几乎是未尝发现的事。因此，慧思之在中国佛教的思想史上，也可称作末法观的先驱者了。又因为《立誓愿文》作於慧思禅师四十四岁之际，正好是在他遭受了现有文字可考的最后一次法难的第二年。由此可见，他的对於末法时期的警觉，的确是从屡次受同道迫害的体验之中感受出来的。
佛法将灭，但他仍为佛法的存留於人间而作最大的努力。就在撰作《立誓愿文》的同一年，他也造了金字《法华经》及金字《大品般若经》。例如在《立誓愿文》中作了如下的述：「我於彼时，起大悲心，念众恶论师，即发誓愿，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诃般若》及诸大乘王留璃宝函，奉盛经卷。」(注一七)
又於《续高僧传》卷一七，有谓：「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华》，琉璃宝函，庄严炫曜。」(注一八)
这所谓「金字」《般若》及「金字」《法华》，一般是指以金泥所写之经典，故比其他以墨书写的经典宝贵得多，通常被视为稀世之宝，故其被流传於后世的可能，要比墨写的经典大得多。慧思禅师的护持佛法之心，堪称良苦！此与稍后的 《房山石经》的盛举，故亦颇有启发或先导的功用。
然而，在遭受了屡次三番的迫害之后的慧思，一方面警觉到末法景象已经降临人间，一方面也警觉到生命的短促、世相的危脆，既不能大展度众救世的悲愿，便退而兴起了厌离世俗、栖隐山林、独自修证的意念。此亦正是中国正统思想的形态之一，那就是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在《立誓愿文》里面，有如下的述：「应常念本愿，舍诸有为事，名闻及利养，乃至恶弟子，内外悉应舍。」(注一九)「若不自证，何能度人？先学已证，然后得行，自求道果。」(注二零)「欲安众生先自安，己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注二一) 「不得他心智，不应说法。」(注二二)
从这些自我表白的意念看来，慧思禅师虽受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感染，但他毕竟不是儒家学者，而是标准的佛家高僧，故在不能伸展自己的济世悲愿之际，绝不怨天尤人，反而向内自责，认为是自己的福德不够，是他自己的济世资粮不足。同时也使他觉察到，在末法时代，弘通佛法的工作，至为艰难，若不先自具备了解脱的能力，要想协助他人解脱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他独自逃避，也非他的本意，故盼得了他心智后，再为众生说法。此与小乘人的心量，自又不得同日而语了。
至於佛法的修持法门，不出戒定慧的三无漏学。然后通常着手工夫，不论念佛、读诵、礼拜、经行、沈思、默祷、静坐、冥想、观照、参究等等的得力之处，又无不属於禅观或禅定的同体异名。慧思禅师主唱「定慧双举」、「昼谈理义」，是属於慧业；「夜便思择」，是属於定业。在他四十岁之后，极力阐扬定业的禅观之学，目的正是为了自修，也为了劝人修行。甚至可说，他把对於慧业的功力，也是藉着禅观之学的阐扬而表露出来。所以他是一位禅师－－定慧双开的禅师，而非仅玩纸面工夫及口头工夫的论师，也非只顾盲坐瞎参的禅师可比。
慧思禅师对禅观之学的观点，由其所撰的《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上，可以看到如下的开示：「复次，如《胜定经》中所说：若复有人，不须禅定，身不证法，散心读诵十二部经，卷卷侧满十方世界，皆 诵通利。复大精进河沙劫，讲说是经，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何以故？但使发心，欲坐禅者，虽未得禅定，已胜十方一切论师。」(注二三)
这是他对禅定之修持的赞扬，实…
《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第二章 《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及其作者 第一节 南岳慧思禅师及其着述》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