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南嶽慧思禅師及其著述
關於《大乘止觀》這部論書的作者，自古以來，諸說紛纭而無定論。對於本書加以解釋的，則有宋代的了然、明末的智旭，以及近代的谛閑等諸人，他們一如大多數的中國高僧的態度，對於先賢古德所留下的遺著，不輕易地作反面的推測，所以，他們都是站在天臺宗學者的立場，將本書用天臺宗的正統思想，加以疏說，故誰也都未曾懷疑本書之出於慧思禅師的說法有什麼問題。
但是，不論是肯定或否定本書之出於慧思禅師之說的觀點，均應先來對於慧思禅師的生平及其所持的思想背景，作一較爲清晰的考察和認識。所以，且讓我們從各種史傳資料中，把關於慧思禅師的重要記載，作一介紹與分析。
慧思禅師的俗家姓李，於北魏延昌四年(西元五一五年)，也就是梁武帝天監 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生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注一)，相當於現代的河南省汝甯的上葵縣之東。自幼皈佛樂法，信仰誠笃，並曾夢見普賢菩薩，乘白象王，現於其前，摩其頭頂。從此，在他頂門之上，即有肉髻瑞相隆起(注二)。
因此，到了北魏孝莊帝永安二年(西元五二九年)，當他十五歲時，即行出家受具足戒，此後的五年之間，專誦《法華經》及諸大乘經典(注叁)，精進於學行二道。然在二十歲那年，即是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西元五叁四年)，因讀妙《勝定經》而有所感，遂常經行於林野，遍訪禅德，好於禅修(注四)。因此「複更發心，求善知識，值慧文禅師，禀受禅法」(注五)。此處所謂的禅法的禀受，乃是指的觀心之法。自此，聽講、參禅，晝夜研磨，不敢懈怠。慧思禅師因此得力而開悟，此在《佛祖統紀》卷六，有如下的記載：「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禅達旦。始叁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複勇猛，禅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注六)，發根本禅，因見叁生行道之。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愧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叁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注七)
這是慧思禅師在修道過程中的主要得力處，由於他有了這種深厚的宗教經驗 之後，便展開了他在此後的行化工作，且能經得起屢次叁番的打擊與阻撓。
例如，在東魏武定六年(西元五四八年)，慧思禅師叁十四歲那一年，在河南的兖州，因與大衆議論，而爲惡比丘所毒，垂死而複活。這是他所遭遇的第一次法難。從此之後的慧思禅師，幾乎終其一生，經常是處於接受迫害的環境之下。又如到了北齊天保四年(西元五五叁年)，慧思禅師叁十九歲之時，在郢州地方，受到惡衆的毒殺，他有叁位弟子，即因此而死，師亦負了重傷(注八)。再到天保七年(西元五五六年)，禅師四十二歲之際，於光州城西的觀邑寺，重講摩诃衍義之時，受到惡論師的惱亂(注九)。第二年，禅師四十叁歲，爲南定州的刺史，講摩诃衍義，又遭到惡論師們的惡心惱亂，施以種種惡毒手段，斷絕檀越的飲食供養，經曆五十日間，唯遣弟子化得，以濟身命(注一零)。
對於一位行道的沙門，爲了自己的悲願而受到如此種種的酷毒的迫害，在當時的諸禅師中，恐怕是僅其一人而已，即在整個的中國佛教史上，像這樣的實例，也不是尋常之事。
那麼，慧思禅師，他爲什麼會經常處於被迫害的狀態之下的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僅從慧思禅師的傳記資料中看，對此並無明確的述，不過可以確定一點，那就是他的發自悟境的言論，與一般人所持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有所 抵觸。也就是說，他對佛法的理解態度，比之於當時其他的論師們，頗有特異之處，或優勝之處，所以不能見容於當時的佛教界的同道之間。這一事實，可以找出如下的叁種記載，作爲依據。
(一)《續高僧傳》卷一七：「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禅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注一一)這段文字，在《天臺九祖傳》及《法華經顯應錄》等書中，也曾引用。
(二)同爲《續高僧傳》卷一七中，尚有一段值得注目的文字：「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雜精，是非由起。怨嫉鸩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注一二)此段文意在《景德傳燈錄》以及《天臺九祖傳》中，也有引用。
(叁)《神僧傳》卷四，又有如此的記載：「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注一叁)
由於以上所錄叁段文字看來，不難了解慧思禅師當時的環境，是一個僅重義理之學的局面，一旦遇到慧思禅師這樣一位行解並重、定慧雙舉的大德出世，固然能爲真正的佛法開出新的氣象，卻爲當時的流俗比丘之所不容。像這樣的比丘，可說曆代都有，他們也懂佛理，並且能夠聚衆講授，如不是遇到傑出的善知識出世，他們的確也是能爲佛教撐持門面的師匠，可惜他們有學問而無行持，更無實證工夫，所以滿心仍是人我利害的觀念，一旦遇到和他們的私利沖突的境界出現時，他們便無法把握自己，便會以嫉妒或怨毒之心，加害於人，甚至以間諜的罪名，來誣栽於人，置人於死地而始甘心！
可見，慧思禅師之屢遭迫害，主因當在於知見的、或思想的、或風格的不同於流俗的比丘及論師們，但也夾雜著名聞利養的感情問題在內(注一四)。大善知識雖無爭取名聞利養之意，但必實至而名歸；又所謂樹大招風，名大招妒，釋尊在世，尚所不免，何況慧思禅師？因此他也毫無怨尤，並且以爲那是他自己宿業所感。這種光明美善的心地，正好說明了他的人格和他的立場，的確是與佛法完全相應的。
由蒙受迫害而使慧思禅師産生的另一思想的反映，便是「佛法將滅」的末法觀念的強調。此有如下的數種資料可作根據！
(一)《續高僧傳》卷一七：「然我佛法，不久應滅。」(注一五)
(二)《立誓願文》之中則稱：「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注一六)
像這種末法思想以及進入了末法時期的警覺，並且爲之宣揚者，在中國的南北朝時代，特別是在慧思以前的中國佛教史上，幾乎是未嘗發現的事。因此，慧思之在中國佛教的思想史上，也可稱作末法觀的先驅者了。又因爲《立誓願文》作於慧思禅師四十四歲之際，正好是在他遭受了現有文字可考的最後一次法難的第二年。由此可見，他的對於末法時期的警覺，的確是從屢次受同道迫害的體驗之中感受出來的。
佛法將滅，但他仍爲佛法的存留於人間而作最大的努力。就在撰作《立誓願文》的同一年，他也造了金字《法華經》及金字《大品般若經》。例如在《立誓願文》中作了如下的述：「我於彼時，起大悲心，念衆惡論師，即發誓願，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诃般若》及諸大乘王留璃寶函，奉盛經卷。」(注一七)
又於《續高僧傳》卷一七，有謂：「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莊嚴炫曜。」(注一八)
這所謂「金字」《般若》及「金字」《法華》，一般是指以金泥所寫之經典，故比其他以墨書寫的經典寶貴得多，通常被視爲稀世之寶，故其被流傳於後世的可能，要比墨寫的經典大得多。慧思禅師的護持佛法之心，堪稱良苦！此與稍後的 《房山石經》的盛舉，故亦頗有啓發或先導的功用。
然而，在遭受了屢次叁番的迫害之後的慧思，一方面警覺到末法景象已經降臨人間，一方面也警覺到生命的短促、世相的危脆，既不能大展度衆救世的悲願，便退而興起了厭離世俗、棲隱山林、獨自修證的意念。此亦正是中國正統思想的形態之一，那就是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此在《立誓願文》裏面，有如下的述：「應常念本願，舍諸有爲事，名聞及利養，乃至惡弟子，內外悉應舍。」(注一九)「若不自證，何能度人？先學已證，然後得行，自求道果。」(注二零)「欲安衆生先自安，己身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注二一) 「不得他心智，不應說法。」(注二二)
從這些自我表白的意念看來，慧思禅師雖受中國正統儒家思想的感染，但他畢竟不是儒家學者，而是標准的佛家高僧，故在不能伸展自己的濟世悲願之際，絕不怨天尤人，反而向內自責，認爲是自己的福德不夠，是他自己的濟世資糧不足。同時也使他覺察到，在末法時代，弘通佛法的工作，至爲艱難，若不先自具備了解脫的能力，要想協助他人解脫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他獨自逃避，也非他的本意，故盼得了他心智後，再爲衆生說法。此與小乘人的心量，自又不得同日而語了。
至於佛法的修持法門，不出戒定慧的叁無漏學。然後通常著手工夫，不論念佛、讀誦、禮拜、經行、沈思、默禱、靜坐、冥想、觀照、參究等等的得力之處，又無不屬於禅觀或禅定的同體異名。慧思禅師主唱「定慧雙舉」、「晝談理義」，是屬於慧業；「夜便思擇」，是屬於定業。在他四十歲之後，極力闡揚定業的禅觀之學，目的正是爲了自修，也爲了勸人修行。甚至可說，他把對於慧業的功力，也是藉著禅觀之學的闡揚而表露出來。所以他是一位禅師－－定慧雙開的禅師，而非僅玩紙面工夫及口頭工夫的論師，也非只顧盲坐瞎參的禅師可比。
慧思禅師對禅觀之學的觀點，由其所撰的《諸法無诤叁昧法門》卷上，可以看到如下的開示：「複次，如《勝定經》中所說：若複有人，不須禅定，身不證法，散心讀誦十二部經，卷卷側滿十方世界，皆 誦通利。複大精進河沙劫，講說是經，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何以故？但使發心，欲坐禅者，雖未得禅定，已勝十方一切論師。」(注二叁)
這是他對禅定之修持的贊揚，實…
《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 第二章 《大乘止觀法門》的真僞及其作者 第一節 南嶽慧思禅師及其著述》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