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日用小清规」、「咸淳清规」、「东林清规」、「寿昌清规」、「教苑清规」等，以及藏传佛教的仪轨、南传佛教的戒法等。
历代以来，佛教为了在社会上立足存在，更是不得不在国家政治制定的一些法律配套要求下，小心翼翼的在夹缝里求生存。例如仅只唐朝太宗一人，即分别在六二七年登基之始颁令：「凡私自度僧者，处以死刑」(《续高僧传》二十五)，这就是用政治干涉信仰自由；在六三一年元月下诏规定：「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贞观政要》卷七)。这许多政令，皆是对宗教的不尊重。
到了六三七年，太宗又再度颁布了一道新律令《贞观律》，内容条文虽然多已散佚，但是从日文版文献《养老律令》(七一七─七二四)中的〈僧尼令〉，内容大部分源自《贞观律》中〈道僧格〉一章，从中可以清楚看出，〈道僧格〉名义上是根据戒律而制定，实际上它所涵盖的范围比戒律对僧尼的规范更为严厉，而且处罚的刑责更是否定宗教的尊严。
甚至六三九年，太宗更下诏宣称，他有权决定使用经典来规范僧尼的行为，因为佛陀曾将末法时代护持正法的责任，交付给在家的王公大臣，因此帝王有义务来制定僧尼行为准则(《全唐文》)。此皆为唐代的帝王试图严峻控制佛教，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有力的证明。(见史丹利‧外因斯坦《唐代佛教──王法与佛法》，台北：佛光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从这许多事例，也可以看出在政治上即使开明如唐太宗者，其对宗教之毫不尊重，以打压为主，主要是害怕佛教的发展超越了政治。所以，自古以来由于主政者对宗教的信仰差异，如唐朝姓李，一直想以道教的李耳为主，所以提拔道教的发展，订出各种法令，蓄意毁灭佛法。所幸佛教的宗派在隋唐时代即已大致成立，尤其佛理义蕴丰富，吸引了社会上的名流文人纷纷改宗佛教，如裴休宰相、文学家苏轼、柳宗元、白居易、王维、谢灵运、陶渊明、黄庭坚等，都曾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因缘，所以基本上佛教在学术上基础稳固，加之佛教因果业报的信仰吻合民众的需求，在民间拥有广大的信徒，因此尽管佛教历经多次教难，却始终屹立不摇。
此外，历朝专制的帝王虽然尽量用各种方法箝制佛教、压迫佛教，都是一样的用心，但是大致说来，早期的朝代僧尼犯法，因为那时政治上的法律尚未具备，所以基本上是根据戒律来处置的。例如五○八年北魏玄武帝所颁布的诏令：「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北齐所置之僧官名称)，以内律僧制治之。」(《魏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有一例，五九五年北魏文帝颁令僧尼犯法者应根据戒律来处置，而不是世俗法律。为此他还敕令撷取经典重点编辑《众经法式》，用来规范僧尼，而实际审判权则委任于一名所谓「断事沙门」(教团中处治僧尼触犯纲纪之僧职)。此举与佛教的「僧事僧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到了隋朝，基本上也是萧规曹随，因为隋文帝信佛虔诚，主张「僧事僧决」。隋文帝后，炀帝虽以智者大师为师，但他残暴的性格实与佛法的精神相距甚远，加之帝祚甚短，因此佛教并未能因为他的护持而受益。
直到唐朝，因其姓李，终以道教李耳为主。不过唐太宗即使有「扬道抑佛」的心态，但是他内心还是深知佛教的力量，因此在六三五年，玄琬大师上表给唐太宗，要求僧尼犯法应该根据佛教戒律，而非根据世俗的法规来处理。虽然这一道奏章送达太宗时，玄琬大师已经圆寂，太宗还是同意玄琬大师的提议，而批准了他的奏议。
从以上各朝代所发布的僧制，显示僧制绝大部分是根据戒律而制定，只有在僧人触犯了如杀人、叛国的重罪时，才会应用世俗的法令。不过，基本上佛教徒从古到今，一直是少有杀人，叛国之事例发生。
除了各种的法规约束，历朝也相延订定僧官制度。僧官制度过去都为从政者所御用；民国以后，历代管理宗教的人，也都不希望宗教成为社会的清流，而希望宗教互斗。其实历代以来，除了外道如白莲教藉佛教反政府之外，佛教一向和平，尽力配合政府。但是由于执政者的权利欲及私心作遂，致使佛教在各朝各代还是历经各种教难，例如三武一宗毁佛灭教，就是因为执政者嫉妒佛教太好、太大。当然，一些佛教太过世俗化，积聚财富，广置田产，这也是招致政治妒恨的原因。
前面说到僧官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后秦，当时的职称为「僧正」，又称「僧主」，是僧团中职位最高的僧官，以佛法戒律规范僧尼；南北朝以后，历代承袭其制，只是职称随朝代而有变更。
据《梁高僧传‧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入关后，弟子多达三千人，僧团之庞大，一时震撼了朝野上下。由于关内僧尼日渐增多，后秦姚兴惟恐僧团的组织与力量影响到政治的统领，于是在弘始七年(四○五)颁布诏书，从僧尼当中礼派学优德芳的僧 担任僧主，统领僧团。同时，在僧主之下，选派僧迁担任「悦众」(僧职之名称，司掌僧团中之事务者)，法钦与慧斌担任「僧录」(掌理登录僧尼名籍与僧官补任等事宜之僧职)，这可说是中国僧官制度的开端。
僧官制度的创置，是教团大规模发展下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显示出佛教所带给社会的，已不仅是一种精神内涵而已，同时也象征着佛教教团展现出一股强大社会组织与力量。
僧官由朝廷赐给丰厚的俸禄，例如车马、人事费用等等，依照不同的职称，分任不同的事务。其中，悦众一职协助僧正管理僧团，负责僧团中的庶务；僧录则掌管僧团的人事，处理僧尼名籍与僧官补任事宜。僧官制度发展至此，可说已渐具雏型。
其实，在后秦设置僧官制度之前，早在东晋及北魏之时，就已经建立了僧官制度。根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在晋代就有「僧司」的设置，它的时间，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至少应该是在西元四○一年之前。在此同时或稍后的北魏时代，僧人法果戒行严谨，广弘佛法，受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迎请到平城，敕命为「道人统」，统领四众。法果常赞叹太祖明睿好佛道，他的意见深受太祖重视，形同参谋资政一般。
北魏太宗时，担任道人统的法果，依然备受尊崇。太宗尊崇佛法的殷切，不亚于太祖，他在京都平城广建寺院和佛像，更请僧侣教导人民生活。永兴年间(四○九─四一三)，太宗授与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爵号，但都被一一辞谢。太宗经常驾临法果的住处，但是因为寺门太狭小，皇帝的车舆通过不易，遂下令将寺门拆除扩建。
北魏太武帝初时承继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崇信佛法，礼敬沙门，每逢四月初八佛诞，即敕令举行行像仪式，并亲临门楼，观览盛况；后来受到宰相崔浩的影响及道士寇谦之的煽惑，改信道教，在全国建造道观。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听信谗言，下诏普灭佛法，终于引发大规模的毁佛行动，造成佛教史上一大浩劫。
至文成帝即位，致力于佛教的复兴，设立一元化之僧官制，以统御僧团；中央设置「监福曹」，主事僧官以「道人统」为正，「都维那」为副。兴安元年(四五二)以罽宾沙门师贤任道人统。师贤示寂后改称沙门统，以沙门昙曜继任。
昙曜担任道人统期间，对佛教、国家与社会有许多建树和贡献。他奏请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作为佛教兴办事业的基础。
和平元年(四六○)，孝文帝改「监福曹」为「昭玄寺」，组织越加严密，权责也扩大。在组织编制上，昭玄寺置有「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置有「功曹」(相当于今日之警察首脑)与「主簿员」，专门管理地方(州、郡、县)的「沙门曹」；在职权方面，可谓巨大而广泛。若僧众触犯杀人罪以下的过失，都直接交由昭玄寺，采取内律、僧制来处置。大致来说，昭玄寺具有司法权，可以惩治僧众；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僧制；有人事权，除了沙门统、都维那、寺主、上座等的重要僧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之外，其他各层级的僧官，不论是铨选、任免、罢黜等人事权，都由昭玄寺掌管。
到了东魏、北齐，僧官制度不但全盘承袭北魏，并且增加僧官的人数，乃至演变到后来，用钱也可以买到官职，所以产生「断事沙门」的新僧官，由皇帝敕授，赋予管理的权力，与昭玄寺共治僧团。
西魏末年，专权二十几年的汉化胡人宇文泰，曾创设一种名为「三藏」的僧官，由皇帝敕授善于教导学徒、功绩卓著的高僧，封号三藏，担负教导与管理僧众的职责。后来这一职称取代道人统，而产生「国三藏」、「州三藏」、「昭玄三藏」等新的僧官。
南朝沿袭晋代的僧官制度，在中央政府设僧司，即衙署，也称为僧局、僧省或僧署。中央僧署的主官为僧正，或称僧主，刘宋武帝永初年间(四二○─四二二)开始设置中央僧官，以瓦官寺法和为僧主，明帝于泰始元年(四六五)任命僧瑾为「天下僧主」。僧主的职责，与东晋、北魏、姚秦时代相同，主要在统领僧众。僧司通常备有定额的经费及人力，根据《梁高僧传》卷七〈僧瑾传〉记载，皇帝下诏给僧瑾「法使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三万，冬夏四时赐车舆、吏力」，作为僧官行政发展之用，僧署逐渐形同政府衙门一般地管制着僧团，也为僧团解决问题。
南朝僧官制度的特色是地方僧正比中央僧正更有实权。早在东晋安帝(三九六─四一八)时，益州刺史毛璩就设有地方僧官「蜀郡僧正」，由沙门僧恭任之。到了南朝，有的按照世俗的行政区域，分别设立州、郡僧官，例如梁武帝天监年间，以僧若任「吴郡僧正」；有的根据僧团的教化区域，设立跨州郡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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