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历史上看历代的宗教法令
二、世界各国宗教法管窥
三、宗教立法得失之研讨
四、我国需要一部现代的宗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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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从上古以来，除了邪教和符咒邪说之外，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一直都被赋予导正社会风气、净化世道人心的重责大任。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全世界一些政要们对宗教的护持和贬抑，也使得宗教或蒙受许多利益，或遭到无边的迫害。
我国政府对宗教的时而护持、时而摧残，同样在历史上留有记录。但自一九二九年制定「监督寺庙管理条例」以来，政治的权利一直都像紧箍咒一样，紧紧地束缚着佛教的发展。佛教多年来由于政府「监督寺庙管理条例」的不周延，致使弊端丛生，导致佛教经常都是处于被排斥的状态。例如政府对于寺庙管理人资格的认定、领导者与信徒之间的认定标准、寺院庵堂财产的继承人、产权处理的办法，以及香油、纳骨塔、田租收入应否缴税等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法令作为遵循准则；加之社会部分不肖人士假藉宗教之名，遂行敛财、骗色、诈欺等不法行为，政府也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宗教事件频仍，让宗教的神圣任务受到污染，此不但是对佛教的一大伤害，而且衍生出重重的社会问题。
说起「监督寺庙管理条例」，这是政府仅针对佛教和道教作「监督」之用，对于天主教、基督教等其它宗教则不在其内，明显违反宗教平等与宪法保障信仰自由及宗教自治之精神，因此有识之士一直亟盼政府能尽快重新修订一部平等、尊重对待一切宗教的新法。但是吵吵闹闹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历次的政府一直都排拒宗教立法，虽然美其名曰「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政府的政策就是让宗教界内一团混乱，自生自灭。政府因无研修宗教的官员，所以以外行人指导内行人，造成教与教争，寺与庙争、僧侣与信徒争、甚至让宗教界的宗教师们自己互相斗争。用斗争来抵销宗教的力量，如此不懂尊重宗教地位，这样的发展，怎么能有健全的宗教制度呢？
其实，宗教立法在世界各国早已行之有年。宗教与政治自古以来即有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关连性，宗教没有离开过国家，国家也需要宗教对社会的辅佐教化。诚如东晋道安大师曾说「不依国主(国法)，佛法难立」，宗教应受国家法令的规范与保护，就像建筑有建筑法规，医师、金融、教育、出版等皆有其法令规范；宗教原本虽已具有自律的内涵，但社会的生活又何能独立于法律之外？所以透过宗教立法，保障宗教权利与地位，使其正常发展，这是法治国家一致的作风。现经宗教界人士几番陈情、力争，政府终于有了立法的决心，也可看出主事者从善如流的美德。
关于宗教立法，最初宗教界与政府论争的问题，只在于世俗的政治如何管理宗教的灵修部分，如今这一个问题已经厘清，当然灵修部分「僧事僧决」，由宗教界自行制定仪规来自己解决，但是与世俗有关的建筑、税法、财务等，当然还是有宗教立法的必要。
紧接着，如何制定一个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又成为佛教与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一贯道等各宗教界共同讨论的问题。现在几经协调，总算也有了共识，大家认为订定一个可资共遵的宗教法，确实有其必要性。
接下来在进入法案章程订定的阶段，大家又一直为土地、税务、纳骨塔等问题而争论不休。其实我们认为这些都没有真正触及宗教致命的问题，宗教真正的致命问题是什么呢？是寺院教堂之宗教士的资格认定。寺院教堂的主持人不给予资格的认定，怎么会有好的宗教团体呢？现在社会上开业行医的要有医师执照，办校兴学的要有教师资格，甚至开计程车的司机要有驾驶执照，厨师也要经过厨师检定合格始得挂牌营业，为何独独负有教化社会、导人向善之责的寺院教堂之传教士不需要有宗教资格的认证呢？这就难怪社会上一些附佛外道假藉宗教之名，行不法之事，而造成宗教乱象与社会纷争不断了。所以宗教的教育不能为政府所认定，人民的信仰不能提升；没有好的宗教法，国家社会又如何能健全发展呢？
此一问题虽然早在数十年前，我们就具函向政府提出反应：「宗教团体的管理人或主持人，应该经由合法的宗教教育机构毕业；甚至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与主要成员，也应该有该宗教的教育单位或教会组织所颁发的资格证明文件，以避免不肖之徒假藉宗教之名，行不法之实。在此前提之下，政府应该正式承认佛学院、神学院、圣经书院等宗教研修机构的地位，使其能正常发展，并可公开招生，以培育出优秀的宗教师，进而提升宗教教化的功能，乃至对宗教法及教育法均应有明确的制定，以升华宗教信仰的层次。」
然而遗憾的是，有一些不懂宗教的官员从中百般刁难宗教士的资格认定问题，甚至反问道：「如果限定宗教研修机构毕业的人才能担任住持的话，那么一些新兴宗教怎么办，谁来担任住持呢？」其实，一个新兴宗教的成立，岂是那么简单说成立就成立？它一定要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筹画，要有历史为人所肯定，才能成为大众所承认的正派宗教。
一个正当的宗教，它需要有历史可考的教主，要有正见的教义，还要有正当的教团，如佛教的佛、法、僧三宝，如天主教也有教主、教义、教士。一个新兴的教团，如果以上这些根本条件不具备，怎么能成为新兴的宗教呢？所以很明显的，别有用心的人就是不愿意看到宗教人员素质提升，不愿意看到宗教的发展太大、太好。现在的宗教界不但道士可以做寺院的住持，和尚可以做道观的主管，尤其反对宗教的人士可以担任管理宗教的官员，造成外行人管内行人的不合理现象。其实政府如果很早就对宗教师的资格加以考核、规定，则不但杜绝社会人士对寺庙教堂名位的觊觎，还给宗教一个清净的空间，如此有了专业人士住持，必能提升宗教信仰的层次，发挥宗教利乐众生的功能。但是直到现在，由于政府的政策没有宗教士资格的限制，宗教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不彰，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国家伦理道德丧失，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反观西方国家，他们十分尊重专门机构，即连美容业、殡葬业都设有政府认可的学院及专业人员；更何况寺庙教堂的住持，莫不规定至少要有宗教学院毕业的身分，才有资格传教，以免产生层出不穷的邪知邪说。
我国政府由于没有宗教士的资格鉴定，导致宗教界龙蛇混杂，正邪莫辨。此外，政府对公益、慈善团体兴建图书馆等，都给予奖励，却又要宗教缴税。但是一遇国家有水、火、风、震等灾难时，又要佛教救济；寺院财产都用来缴税了，如何从事公益事业呢？
甚至有关寺庙财产方面，寺庙本为十方信众的财产，但因出家众本身没有儿女，师徒间的关系法律不予承认，因此宗教人士往生后，因继承的关系，财产可能变成外人的(有血亲关系者)私物。因此寺院财产不能让出家弟子继承是很遗憾的一件事，亟待重新立法保障。
其实，台湾宗教的乱源，归根究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寺院两个头(住持及管理人)。过去大陆上的寺院管理人必定是出家众，在台湾则士绅名流都可以做管理人。出家众(住持)建寺，在家人(或民意代表，或土豪劣绅)管理，而政府只认可管理人，有很多的野心家欺侮出家的住持不懂法令，安排信徒入会(五百元或一千元即可入会)，信徒有选举权，一改选就可以当住持，如此混乱是非，甚至把辛苦建寺的出家住持赶出寺门，致使住持投诉无门，此一劣规，更有待宗教立法，予以保障。
过去的出家僧侣大都不懂得法律，只讲求道德观念，然而今日的出家众除了要有道德修养以外，还要懂得法律。因为现今的社会光讲道理不一定能适用，凡事都要知法、合法，才能防患未然，才能保护佛教。
星云出家六十余年，眼见许许多多的宗教问题，深知此中之弊端，因此不得不直言表达意见。今仅就所见，分四点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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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历史上看历代的宗教法令
如前所述，政府在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制定的「监督寺庙管理条例」，由于没有尊重宗教的自治发展，用政治干涉、管理宗教，尤其不能全面适用于各宗教，有失公平性，而且经过时移境迁，早已不符现代所需，因此在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奔走下，内政部目前已着手起草「宗教团体法」，拟将宗教团体界定为具有公益法人地位的「宗教法人」，以健全宗教行政法制，使宗教发挥更大的社会教化功能。
其实，各个宗教本身早就已经有立法规范，包括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等世界各大宗教，它们各自都有提供教徒持守的法规戒条，例如：道教有修身五箴(存好心、说好话、读好书、学好样、作好事)、行持六诀(忠、孝、仁、信、和、顺)，以及包括老君五戒等三十余种戒律；天主教依摩西十诫爱人，遵山上圣训爱天主；基督教必须践履孝敬父母等十戒；回教也有禁吃猪肉等七诫八德。
佛教的戒法尤其严谨，除了四波罗夷外，还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吸毒等五戒。另有身三、口四、意三的十善法戒及菩萨三聚净戒。此外，又有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四百八十条戒，乃至沙弥(沙弥尼)十戒、式叉摩那六法戒等。甚至当初佛教从印度向四面八方传播的过程中，又再发展出适应各地民情风俗所需的戒律，如中国佛教的「百丈清规」、「禅苑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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