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域性僧官。因此，南齐武帝时出现同时敕立二位僧主的情形：定林上寺的法献与长干寺的玄畅，二人分治江南、江北。另有沙门慧基，任「东土僧正」，统领吴会间十城的僧众，又称为「十城僧正」；沙门慧球，在南齐和帝时任「荆土僧正」，他们都属于跨州郡性质的知名僧正。由这些资料可知当时地方僧官发达的情形。相对而言，中央的僧正只是在形式上被赋予监督全国僧团的名义，实际上并不能左右握有强权实力的地方僧官辖区内的僧众事务。
梁武帝笃信佛教，曾敕令光宅寺的法云为「大僧正」。法云制定僧制，明定僧尼清规，以为后代规范。到陈代，文帝以大彭城寺的宝琼为「京邑大僧正」，又称「京邑大僧统」。这些「大」、「京邑」等头衔，是为了凸显京邑教区地位的重要而冠上的。另外，例如京邑地区的都维那，则称为「京邑都维那」。
聘任尼僧为僧官，广泛出现于南朝，成为南朝佛教的一大特色。尼僧僧官制度，可溯源于东晋，在东晋太元年间(三七六─三九六)，比丘尼支妙音曾被任命为「简静寺主」，但在层级上，只属于基层的僧官，并非管理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尼僧事务。到刘宋明帝时，首次任命比丘尼为高层僧官，以宝贤为「都邑尼僧正」，以法净为「京邑尼都维那」，管辖京城一带的尼僧事务。这些尼僧僧官大多以有见识、有魄力而见重于世，由此也可明白，当时女众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平等地位。
隋文帝杨坚于北方建立隋朝，统一天下后，便进一步推行佛教治国政策。隋文帝对于僧团的管理，大致沿用北朝的昭玄系统，也保留了断事沙门的任用，只是曾经一度把「昭玄寺」改称为「崇玄署」，另外又置有「隋国大统」、「国僧都」、「平等沙门」等职称。此外，他也积极发展佛教学术，改善社会风气，故有「外国僧主」、「二十五众主」、「五众主」等新僧官的设置。文帝于京城设立二十五类的佛学科目，集合全国有志学习的僧众，听其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程度，选择一种科目学习，每众各立一位「众主」，所以称为「二十五众主」，负责教化、授讲，可说是佛教的普通教育。「五众」则是一种高级的专门佛学教育，分别是「十地」、「讲律」、「涅槃」、「讲论」、「大论」等五种科目。同一众可以有好几位众主，以便兼容并蓄各家学说。二十五众和五众，是由皇帝敕任，受国家供养保护的，但不设官署，也不参与行政事务，只是一种纯学术性质的国立机构。
随着僧团的成长，隋炀帝即位后，把僧尼集中到官立大寺，慢慢废除了中央和州郡的僧官。一方面加强寺院本身的基层僧官，侧重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设立由俗人担任「寺监」的监寺制度，直接监督寺院，权力大于寺院三纲。因此可以说，隋代的佛教是配合王权进行教化的时代。
唐高祖李渊开国后，在地方基层上，倚重寺院三纲，中央则设置「十大德」，以纲维法务，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吉藏便是十大德中的一人。十大德的遴选，是由众僧中推举出，或是由皇帝亲自指派。
唐初承袭隋代的监寺制度，设置崇玄署，隶属于鸿胪寺。鸿胪寺最初设于汉朝，作为接待外国宾客及掌理凶丧仪庆等事的官衙。唐代初期未设僧正、僧统等僧官，只在鸿胪寺下设置崇玄署，管理僧籍和任命寺院三纲等事。
唐太宗即位后，改变宗教政策，取消十大德及寺监，把统理僧尼的职务渐渐移转至官府中，并由唐代诸帝依循之。十大德的职称，在唐中宗到代宗期间又恢复了，但已失去「统领天下僧尼」的职权，只负责讲授律学、临坛度僧的事务，而有所谓「临坛十大德」的称呼。真正掌管天下僧尼大权的机构，主要是崇玄署，其职权范围包括寺额、僧籍的管理、僧官的选任、僧尼的制度、僧尼在寺院外的活动等。但是到了后来，教团的自治权受到逐步的削减，度僧要受御使的监察，僧籍管理和僧官选任则要接受尚书部的监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僧务更由祠部取代崇玄署原有的职权，所管辖的范围广及寺院僧尼授田的种种事宜。
在唐玄宗末年，另创设有「修功德使」的俗官，负责寺塔的修建、佛像的铸造、经典的译官以及盛大佛教法会的举办等。安史之乱后，唐室重建僧官系统，由左街功德使、右街功德使统理首都之内的佛寺及僧尼，并增设左街僧录、右街僧录，以辅佐功德使执掌僧务。此时地方十道有僧统，各州有僧正，僧侣在国家中的地位再度受到重视，经常有受赐大师、国师和紫袍等殊荣。到五代十国，僧官改由地方政府授任。
为了加强管理全国几万所寺院和几十万僧众，宋朝沿用「国有僧以僧法治，国有俗以俗法治」的原则，因袭唐代，设置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官署和僧司。中央僧署是隶属于鸿胪寺的左右街僧录司，掌管寺院僧尼帐籍及试经、梵修等；州郡仍设僧正，统理地方僧尼。
宋初，僧尼事务仍由功德使管辖，后来隶属于鸿胪寺，同时又令尚书祠部审理僧尼的籍册，发给剃度及受戒文牒。另外，还以中书省或门下省司掌赐给紫衣、师号及建寺名额，并掌管国立大寺住持的选任，又以开封府尹兼领功德使，监督度牒发行和僧官的选补。可以说，以中书、门下、鸿胪寺、尚书祠部、开封府等，来对教团事务进行多重的管理，是宋代统制佛教政策的一大特色。
地方僧官，称谓杂多，名号各异，有僧正、副僧正、都僧正、僧判、十寺僧正、僧统、僧录、山门僧守等职称。一般而言，州县设僧正司，以僧正为首。在州县之外，佛剎广集的天下名山也设有僧正一职，管理一山的教团，其权责更胜于住持。例如五台山当时便设有僧正，深受宋代皇室的重视。
唐末禅宗兴起后，便以住持主管寺院。过去以三纲管理寺院时，凡遇重大寺务，必由三纲共同协议。宋代以来，各寺渐废三纲而置住持，寺务往往由住持选任的幕僚分担，因此寺院僧职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朝创行「试经剃度」的制度，宋代进而以试经的方式来选补僧官，考试程序比照科举制度进行。据《旧五代史》卷四十七载，报考僧官的资格，必须法腊四十，夏安居二十度以上。设置七科考试，分别是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和声赞科。考试的时候，就和现在的联考制度一样，试场是要隔离起来的，试卷上的姓名也要用浆糊弥封起来。除了用试经办法外，南宋时也经常采用「期集」的方式来选拔僧官，这是透过诸山名僧经由众议评定的旧译制度，但要送交中书或尚书等中央机构审核批准，才算生效。
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帝师」，令他掌管全国佛教，地位至高无上。世祖之后，诸帝也都尊崇佛教，常常在登基前，先就帝师受戒，而后即帝位，并且广建寺院，厚赐僧侣，刻印佛经，设置僧司、僧署，佛教遂成为一国之教。
由于政府的支持，元代僧官的权位极为崇高。「僧俗并用，政教通管」，是这个时代僧官选任的特色；僧官可以主政管军，俗官也可以管理佛教事务。
忽必烈首先创设「释教总统所」为中央僧务机构，以八思巴任中原「僧总统」，在地方则设「诸路释教总统所」。后来改立「总制院」为僧务机构，由帝师兼任「总制院使」，后来再改名为「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宣政院的权责包括：供给各大官寺佛像、幢幡、宝盖、车鼓、旗号，并配合长期大型法会的活动需要，培训一批专职人员。至于地方僧官的设置，在宣政院下设「行宣政院」，以广行院令。
此外，西藏区的军、政、教，都由宣政院主事，诸如官员的铨选、驿站的设置、驻军征讨、户口调查、赐封喇嘛等，宣政院都可以参决其事。宣政院的组织日渐扩大，其下后设「功德使司」主管法会、印刷佛经等事务。除了中央的都功德使司外，地方也设立诸路功德使司，直到文宗时，才废除功德使司。自唐代以来，功德使司经过一番兴衰后，终于在元末废止。及至明朝，曾经出家为僧的明太祖大兴整饬，明代佛教又进入了新的局面。
明太祖朱元璋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建立一套严密而纲目齐备的僧官网络，明确厘定各级僧官的品阶俸禄，将僧官完全划入政府官员的体系之中，这是明代僧官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历代以来僧官机构最大的特色。
早年出身于皇觉寺的明太祖，为强化对寺院僧尼的管制，最先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在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统管全国僧尼寺院，但在洪武四年废止，而把统理天下僧尼的职权并归祠部管辖。洪武十五年，太祖又另行制定一套新的僧官制度，在京都设置僧录司，统理天下僧尼。其成员有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阐教，从六品；左右讲经，正八品；左右觉义，从八品。地方僧官部分，府设「僧纲司」，有都纲、副都纲各一员；州设「僧正司」，内置僧正一员；县设「僧会司」，内置僧会一员。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四个层级，体系严密的制度。但是，僧录司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而是隶属于礼部统辖之下。
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把礼部所辖的祠部改为「祠祭清吏司」(简称为「祠祭司」)，总揽宗教的政令大纲，设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分别掌管僧尼试经给牒、僧籍名册、僧官的选补、寺额的赐给等的政令大权，原先的僧录司只处理具体的宗教事务，例如实际调查全国僧侣总数，制作资料详备的名册，包括姓名、年籍、出家受戒的时、地、受业师、历年行止等；编制天下寺院总册，详载启建年代、住持、住众人数、僧舍数目等资料，向祠部申报；推荐住持人选，以供任用之参考；主持经试，于祠祭司核可之下，填发度牒；约束天下僧众，严守戒律，阐扬教法；对违反戒律者，经调查后，申报祠祭司加以处置。
除了上面所说以外，明朝还有一套统理僧官的独特办法，就是对于僧官的衣饰严加规定，依照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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