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域性僧官。因此，南齊武帝時出現同時敕立二位僧主的情形：定林上寺的法獻與長幹寺的玄暢，二人分治江南、江北。另有沙門慧基，任「東土僧正」，統領吳會間十城的僧衆，又稱爲「十城僧正」；沙門慧球，在南齊和帝時任「荊土僧正」，他們都屬于跨州郡性質的知名僧正。由這些資料可知當時地方僧官發達的情形。相對而言，中央的僧正只是在形式上被賦予監督全國僧團的名義，實際上並不能左右握有強權實力的地方僧官轄區內的僧衆事務。
梁武帝笃信佛教，曾敕令光宅寺的法雲爲「大僧正」。法雲製定僧製，明定僧尼清規，以爲後代規範。到陳代，文帝以大彭城寺的寶瓊爲「京邑大僧正」，又稱「京邑大僧統」。這些「大」、「京邑」等頭銜，是爲了凸顯京邑教區地位的重要而冠上的。另外，例如京邑地區的都維那，則稱爲「京邑都維那」。
聘任尼僧爲僧官，廣泛出現于南朝，成爲南朝佛教的一大特色。尼僧僧官製度，可溯源于東晉，在東晉太元年間(叁七六─叁九六)，比丘尼支妙音曾被任命爲「簡靜寺主」，但在層級上，只屬于基層的僧官，並非管理全國或某一地區的尼僧事務。到劉宋明帝時，首次任命比丘尼爲高層僧官，以寶賢爲「都邑尼僧正」，以法淨爲「京邑尼都維那」，管轄京城一帶的尼僧事務。這些尼僧僧官大多以有見識、有魄力而見重于世，由此也可明白，當時女衆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具有平等地位。
隋文帝楊堅于北方建立隋朝，統一天下後，便進一步推行佛教治國政策。隋文帝對于僧團的管理，大致沿用北朝的昭玄系統，也保留了斷事沙門的任用，只是曾經一度把「昭玄寺」改稱爲「崇玄署」，另外又置有「隋國大統」、「國僧都」、「平等沙門」等職稱。此外，他也積極發展佛教學術，改善社會風氣，故有「外國僧主」、「二十五衆主」、「五衆主」等新僧官的設置。文帝于京城設立二十五類的佛學科目，集合全國有志學習的僧衆，聽其依據自己的興趣和程度，選擇一種科目學習，每衆各立一位「衆主」，所以稱爲「二十五衆主」，負責教化、授講，可說是佛教的普通教育。「五衆」則是一種高級的專門佛學教育，分別是「十地」、「講律」、「涅槃」、「講論」、「大論」等五種科目。同一衆可以有好幾位衆主，以便兼容並蓄各家學說。二十五衆和五衆，是由皇帝敕任，受國家供養保護的，但不設官署，也不參與行政事務，只是一種純學術性質的國立機構。
隨著僧團的成長，隋炀帝即位後，把僧尼集中到官立大寺，慢慢廢除了中央和州郡的僧官。一方面加強寺院本身的基層僧官，側重寺院叁綱(上座、寺主、維那)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設立由俗人擔任「寺監」的監寺製度，直接監督寺院，權力大于寺院叁綱。因此可以說，隋代的佛教是配合王權進行教化的時代。
唐高祖李淵開國後，在地方基層上，倚重寺院叁綱，中央則設置「十大德」，以綱維法務，叁論宗的集大成者吉藏便是十大德中的一人。十大德的遴選，是由衆僧中推舉出，或是由皇帝親自指派。
唐初承襲隋代的監寺製度，設置崇玄署，隸屬于鴻胪寺。鴻胪寺最初設于漢朝，作爲接待外國賓客及掌理凶喪儀慶等事的官衙。唐代初期未設僧正、僧統等僧官，只在鴻胪寺下設置崇玄署，管理僧籍和任命寺院叁綱等事。
唐太宗即位後，改變宗教政策，取消十大德及寺監，把統理僧尼的職務漸漸移轉至官府中，並由唐代諸帝依循之。十大德的職稱，在唐中宗到代宗期間又恢複了，但已失去「統領天下僧尼」的職權，只負責講授律學、臨壇度僧的事務，而有所謂「臨壇十大德」的稱呼。真正掌管天下僧尼大權的機構，主要是崇玄署，其職權範圍包括寺額、僧籍的管理、僧官的選任、僧尼的製度、僧尼在寺院外的活動等。但是到了後來，教團的自治權受到逐步的削減，度僧要受禦使的監察，僧籍管理和僧官選任則要接受尚書部的監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僧務更由祠部取代崇玄署原有的職權，所管轄的範圍廣及寺院僧尼授田的種種事宜。
在唐玄宗末年，另創設有「修功德使」的俗官，負責寺塔的修建、佛像的鑄造、經典的譯官以及盛大佛教法會的舉辦等。安史之亂後，唐室重建僧官系統，由左街功德使、右街功德使統理首都之內的佛寺及僧尼，並增設左街僧錄、右街僧錄，以輔佐功德使執掌僧務。此時地方十道有僧統，各州有僧正，僧侶在國家中的地位再度受到重視，經常有受賜大師、國師和紫袍等殊榮。到五代十國，僧官改由地方政府授任。
爲了加強管理全國幾萬所寺院和幾十萬僧衆，宋朝沿用「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的原則，因襲唐代，設置專門管理宗教事務的官署和僧司。中央僧署是隸屬于鴻胪寺的左右街僧錄司，掌管寺院僧尼帳籍及試經、梵修等；州郡仍設僧正，統理地方僧尼。
宋初，僧尼事務仍由功德使管轄，後來隸屬于鴻胪寺，同時又令尚書祠部審理僧尼的籍冊，發給剃度及受戒文牒。另外，還以中書省或門下省司掌賜給紫衣、師號及建寺名額，並掌管國立大寺住持的選任，又以開封府尹兼領功德使，監督度牒發行和僧官的選補。可以說，以中書、門下、鴻胪寺、尚書祠部、開封府等，來對教團事務進行多重的管理，是宋代統製佛教政策的一大特色。
地方僧官，稱謂雜多，名號各異，有僧正、副僧正、都僧正、僧判、十寺僧正、僧統、僧錄、山門僧守等職稱。一般而言，州縣設僧正司，以僧正爲首。在州縣之外，佛剎廣集的天下名山也設有僧正一職，管理一山的教團，其權責更勝于住持。例如五臺山當時便設有僧正，深受宋代皇室的重視。
唐末禅宗興起後，便以住持主管寺院。過去以叁綱管理寺院時，凡遇重大寺務，必由叁綱共同協議。宋代以來，各寺漸廢叁綱而置住持，寺務往往由住持選任的幕僚分擔，因此寺院僧職結構産生了很大的變化。
唐朝創行「試經剃度」的製度，宋代進而以試經的方式來選補僧官，考試程序比照科舉製度進行。據《舊五代史》卷四十七載，報考僧官的資格，必須法臘四十，夏安居二十度以上。設置七科考試，分別是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製科、持念科、禅科和聲贊科。考試的時候，就和現在的聯考製度一樣，試場是要隔離起來的，試卷上的姓名也要用漿糊彌封起來。除了用試經辦法外，南宋時也經常采用「期集」的方式來選拔僧官，這是透過諸山名僧經由衆議評定的舊譯製度，但要送交中書或尚書等中央機構審核批准，才算生效。
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八思巴爲「帝師」，令他掌管全國佛教，地位至高無上。世祖之後，諸帝也都尊崇佛教，常常在登基前，先就帝師受戒，而後即帝位，並且廣建寺院，厚賜僧侶，刻印佛經，設置僧司、僧署，佛教遂成爲一國之教。
由于政府的支持，元代僧官的權位極爲崇高。「僧俗並用，政教通管」，是這個時代僧官選任的特色；僧官可以主政管軍，俗官也可以管理佛教事務。
忽必烈首先創設「釋教總統所」爲中央僧務機構，以八思巴任中原「僧總統」，在地方則設「諸路釋教總統所」。後來改立「總製院」爲僧務機構，由帝師兼任「總製院使」，後來再改名爲「宣政院」，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宣政院的權責包括：供給各大官寺佛像、幢幡、寶蓋、車鼓、旗號，並配合長期大型法會的活動需要，培訓一批專職人員。至于地方僧官的設置，在宣政院下設「行宣政院」，以廣行院令。
此外，西藏區的軍、政、教，都由宣政院主事，諸如官員的铨選、驿站的設置、駐軍征討、戶口調查、賜封喇嘛等，宣政院都可以參決其事。宣政院的組織日漸擴大，其下後設「功德使司」主管法會、印刷佛經等事務。除了中央的都功德使司外，地方也設立諸路功德使司，直到文宗時，才廢除功德使司。自唐代以來，功德使司經過一番興衰後，終于在元末廢止。及至明朝，曾經出家爲僧的明太祖大興整饬，明代佛教又進入了新的局面。
明太祖朱元璋實施高度的中央集權政策，建立一套嚴密而綱目齊備的僧官網絡，明確厘定各級僧官的品階俸祿，將僧官完全劃入政府官員的體系之中，這是明代僧官製度的最大特色，也是曆代以來僧官機構最大的特色。
早年出身于皇覺寺的明太祖，爲強化對寺院僧尼的管製，最先于洪武元年(一叁六八)，在金陵天界寺設置「善世院」，統管全國僧尼寺院，但在洪武四年廢止，而把統理天下僧尼的職權並歸祠部管轄。洪武十五年，太祖又另行製定一套新的僧官製度，在京都設置僧錄司，統理天下僧尼。其成員有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闡教，從六品；左右講經，正八品；左右覺義，從八品。地方僧官部分，府設「僧綱司」，有都綱、副都綱各一員；州設「僧正司」，內置僧正一員；縣設「僧會司」，內置僧會一員。這是一個從中央到地方，四個層級，體系嚴密的製度。但是，僧錄司並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機構，而是隸屬于禮部統轄之下。
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把禮部所轄的祠部改爲「祠祭清吏司」(簡稱爲「祠祭司」)，總攬宗教的政令大綱，設有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分別掌管僧尼試經給牒、僧籍名冊、僧官的選補、寺額的賜給等的政令大權，原先的僧錄司只處理具體的宗教事務，例如實際調查全國僧侶總數，製作資料詳備的名冊，包括姓名、年籍、出家受戒的時、地、受業師、曆年行止等；編製天下寺院總冊，詳載啓建年代、住持、住衆人數、僧舍數目等資料，向祠部申報；推薦住持人選，以供任用之參考；主持經試，于祠祭司核可之下，填發度牒；約束天下僧衆，嚴守戒律，闡揚教法；對違反戒律者，經調查後，申報祠祭司加以處置。
除了上面所說以外，明朝還有一套統理僧官的獨特辦法，就是對于僧官的衣飾嚴加規定，依照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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