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因缘到没到就想度，结果使得人家起烦恼，给人添烦恼不是恶事儿吗～～你做了恶事儿还想得好果报，可能吗，肯定不行。也就是说，你认为你做的是好事儿、善事儿，实际上你做的是坏事儿，所以你想不通。

　　问：佛教的袈裟为什么是红的。

　　晓：谁说是红的？

　　问：电影上就是红的。

　　晓：那只是电影上演的而已。当然了，是红的居多。实际上按戒律佛教的袈裟应该是坏色，所谓坏色就是杂色，乱七八糟。当时称粪扫衣。我给你们说一下古印度的一些事儿。

　　在古印度有一个习惯，说人一出生就有三种债务：神的债务、圣者的债务、祖宗的债务，因之，为了还这债务就把人的一生分几个时期：学习期、居家期、遁世期等。学习期是还圣者的债务，这时要学习圣典，主要是吠陀圣典；居家期是还祖宗的债务，就是要生几个孩子；遁世期是还神的债务，就是要出去修行。这种观念与中国人的固有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遁世期，就是人老了之后要出去修行，这就放弃一切，家人、财富等，你要是不出去修行，还在家里，人老了起居不便，家人照顾你了，你就不能解脱了。在咱中国人看来，老人病了你不照顾，这是不可理喻的。人老了病痛就来了，病死的人不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病菌到处传播。我老了出去遁世修行时，什么都没有，连衣服也没有，穿的衣服就是从死人身上捡来的，因为那时人死了谁都不知道――人老了就跑到外边去么――谁要是发现了一个死人，你就可以把他的衣服捡来洗洗穿，当然，一般来说是把死了后尸体已经化了的人的衣服捡来而不是把尸体还好着的死人的衣服扒下来。所以修行人的衣服就是捡来的，当然捡到什么是什么，并没有一定。这是婆罗门时期。

　　到了佛教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因为供养的信士就很多，东西种类也很多，衣服当然也不少了，但是，为了有利于修行，佛陀规定了衣服只准是坏色衣，就是青、黑、木兰色。

　　佛教传入中国是两汉之际，佛教为了传播，要奉迎汉朝。咱们中国有五行之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汉儒以五行配五色，与五行相对应之五色就是白、青、黑、红、黄。汉代的阴阳家们说，刘邦建汉朝，命值水，对应的，色就是黑。到了刘秀建东汉时，命当火、色为红。这时佛教就献媚汉朝，把最高的佛衣，就是二十五条衣统成了红色，后来呢，就一直沿袭下来了。所以直到现在祖衣还多为红。

　　问：人为什么要祈佛，听了你的演讲后我觉得祈佛确实是挺荒谬的。

　　晓：听我的演讲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我演讲的失败，我告诉你――祈佛一点儿也不荒谬。因为人们在绝望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只有祈佛、求神等。其实人们祈佛也根本不是想从天上掉下什么来让自己捡，人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人们求的只是安心，祈佛是一种盼望，人们不想只有绝望。

　　问：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

　　晓：与你有何关系？!

　　问：我只是好奇，随便问问。

　　晓：那你呢？

　　问：我还是一个大学生。

　　晓：好啊，不过，你不对你的专业保持着好奇心、保持着兴趣，却对我一个月拿几个钱儿保持好奇心，你不觉得无聊吗？我拿多少也不会平白地分给你一个角子的。你是一个十分没出息的家伙，你要是对你的专业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直抱着好奇心，你将可以在你所要从事的行业中出类拔萃，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专家，但你对我一个小和尚保持好奇心，你完了，终究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东西。

　　问：师父，在我们乡下，死人时后辈是要礼拜送葬的，象这样的礼仪我们该怎么办？

　　晓：我就说说佛教中关于孝的事儿吧，扯得稍微要远一点儿，你要担待些。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早先有两个方面的异化。一个是汉人对佛教的误解，一个是佛教为在汉区寻求发展而作的曲意宣传。关于汉人对佛教的误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佛教当成一种祈福禳灾的神仙方术；关于佛教自己曲意迎奉汉人，比如说象最早的《四十二章经》，中间有说，“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后来此语就成了判定《四十二章经》为伪经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我们的韩老师就有一篇文章，叫《<四十二章经>是伪经》，不过他在佛教界投了好几家杂志都不给他登。当然了，我也没有给登，因为我觉得《四十二章经》应该是编写的“语录”之类的东西，不能说是伪，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经典，译师们就凭记忆选编了一本佛经选编。就象毛主席语录一样，是在毛主席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一句句话拼在一起组成的，虽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每一句话确实都是毛主席的。这《四十二章经》也是，它是拼在一起构成的，不是一部完整的经，但每一章都可以在其他经中找到。当然了，可能转译得不准确，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这是中国第一部佛经，没有先例可循，各方面都没有经验。

　　佛教初传过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影响很坏，就是楚王刘英谋反。刘英号称信佛，是佛教弟子，但因为谋反被迫自杀了，其实皇帝倒因为他是佛教徒而网开一面，他自己觉得没脸见人就自杀的。因为这件事儿而使得佛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压抑。咱中国人都会在坏事中找到一点儿好的方面来自我安慰：佛教因此而受到注意，扩大了影响。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资料，说当时有人把佛像给塑在摇钱树下，把它当成财神爷看待。总的来说，当时确实是把佛教当成祈富贵禳灾祸的方术，当时佛教还有一个名字叫浮屠道。汉末魏晋时，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此时玄学盛行，佛教的般若因与玄学相近而受到士大夫们的特别关注，我记得在一本书中，曾有这样的说法，说佛教实际上是穿袈裟的魏晋玄学(这个是法师记错了，找到了原书，在《中国学术流变史》116页中是说，“[禅宗] 是披着袈裟的魏晋玄学”)。佛教主张一切皆空，这与玄学的无为特别合拍，所以，当时的名士与名僧都争相研讨佛理，般若学在士大夫中相当流行，佛学与玄学的结合，使得魏晋人深入佛典，此时，佛教才使中国人真正认识，不再把它当作祈富贵的术数。加上这一段时间政治动荡，社会不宁，人们时时处在不安之中，这时在苦难之中挣扎的人们很容易接受佛教的彼岸世界理论，这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是，佛教就普及了。

　　魏晋以后，佛教影响日盛，就引起了儒家学者的忧虑，他们对佛教的批判十分的尖锐。中国一直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儒家的纲常名教就是来维护宗法制社会秩序的，忠、孝是纲常名教的两面旗帜，是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相较起来，孝更根本。自汉以来，这孝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中国人看来，佛教僧人的出家是不孝不忠的。东晋以后出现的排佛，表面上看是因为当时崇佛修庙消耗社会财富，其实内里还是儒家要维护自己的纲常名教。佛教遭到攻击的还是教义。东晋时在庾冰、桓玄执政时，有过两次关于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的激烈争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礼仪问题，其实质还是沙门是否接受忠孝观念的约束。桓玄入山责问慧远“不敢毁伤，何以剪削”？因为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慧远的回答也是引用孝经上的“立身行道”，因为孝经中说，“立身行道，扬名后世，孝之终也。”从这就可以看出，慧远要维护佛教的独立地位，但在论证时还得遵循中国固有的观念。还有支遁，曾上书朝庭，要免去地方核查僧人名籍的烦扰，这可以看作是佛教为维护自身的宗教特性而作的抵抗。也就是说，佛教要生存，必须调和佛法与中国固有伦理观念，因之，佛教大德一方面反驳儒家的批判，一方面译出孝方面的经典，表明佛教也是注重孝道的。比如说《佛说父母恩难报经》、《佛说盂兰盆经》等，佛教中孝方面的经典不多，怎么办呢？就再伪造出一些来，比如《父母恩重经》等等，这样一来，连真的带假的，堆在一起看起来不少。

　　到了唐宋以后，佛教更注重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揉和，比如说北宋的契嵩就作了《孝论》，系统地论证佛教与孝的关系。明代的云栖祩宏更是明确地说，“戒虽万行，以孝为宗”。而且说，“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经”。这些话可以说与释迦牟尼抛弃父母妻子而出家完全背驰了。我们还编出不少故事，比如：一个人到普陀山礼佛，见一头陀，说，你家里就有佛何必往这儿跑，他问，我家里哪儿有佛，头陀说，你回去后会见一个倒踶着鞋横披着衣服的人，那就是佛。这个人就急忙往家赶。他到家时正是夜里，一叫门，老娘听见儿子的声音横披着衣服倒踶着鞋慌忙地给儿子开门，儿子一看，原来就是老娘呀～～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可多了。这都是孝亲观念的反映。一九九三年时恒孝法师到九华山，他开示说，“你们谁家里有老人，我劝你们还是先回家给老人养老送终”。还有一回，某法师到家乡地方讲经，下边儿有居士喊，“某某，你妈给你磕头了～～”法师赶紧下来。

　　关于忠呢？也是的。在封建社会里，忠的表现就是敬王。本来呢，宗教是为了超越世俗，后来也不行了，宗教的特征就是对现实的超越，要是没有超越性的话，你根本就不成其为宗教。我们现在说宗教有五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还有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后来又加了一个适应性，可就是没有超越性。

　　关于敬不敬王，最著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法果，一个是赞宁。法果是北魏的一个和尚，正当东晋在为礼敬不礼敬王者进行争论的时候，这个法果竟公然声称太祖拓跋珪是当今如来，沙门理应尽礼。赞宁在佛教史上名声大大的，他是《宋高僧传》的编著者，有一次太祖皇帝到相国寺，太祖烧过香后问是不是要拜佛，“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欧阳文忠公在《归田录》中评价这件事儿说：“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

《解惑录-刚晓法师闲暇解惑集(七)》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