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卷十一说他“自三韩来”。
二是有关通的氏族,《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说他“高丽君族,尹姓,母孰氏。”《佛祖统记》卷八亦说他“高丽国族,姓尹氏”。但韩国古代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等主要国家,历史上没有以尹为姓的国王。另外,在《朝鲜女姓史附录》上亦找不到以“孰”为姓的王后王妃。
三是《佛祖统纪》说义通来华前,曾在高丽“龟山院”出家,“受具足戒”,学习《华严经》、《大乘起信论》。但《韩国寺刹事典》说:“龟山院:未详,疑是龟山寺别称。”
四是关于义通入华时间,《佛祖统记》卷八中有志磐注:“师于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受具,学《华严》之时来中国应在二十后,以历推之,当在汉周之际,今言天福恐误。”按义通出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计算,到后晋天福(936-947)末,义通已为二十一岁,符合“二十后来中国”的说法,所以“义通于晋天福末来华”是靠得住的。
《佛祖统纪》卷八亦说:“螺溪网罗教典,去珠复返;宝云二纪敷扬,家业有付;而世方尊法智为中兴者,以其有著书立言,阐明祖道,触排山外(派),昭隆道统之功也。”志磐这段文字,把义通放在义寂与知礼之间加以评论。义寂的功绩使天台数典“去珠复还”。知礼的功绩著书立说,力排山外派,救了天台一家之正义,使天台中兴昭隆后世。义通在两代人之间起到过渡作用,即重返的天台教典由义通敷扬给知礼。因而义通被尊为天台十六祖,知礼被尊为天台十七祖。
关于义通的著述,《宝云振祖集》中的《纪通法师著述遗迹》说:“师所著述,并逸不传。然考诸四明章记,则尝秉笔为《观经疏记》、《光明玄赞释》矣。若余之法义则法智悉面承,载之于记抄。其《赞释》一部尚存,但不广传耳。”
关于义通的思想,由于著作只有一部《金光明玄赞释》,又不广传,所以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但由于他的其余法义面授给知礼,知礼又载之于《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的序里说:当时流行的《观无量寿经疏》是从义通那里禀受下来,“相沿之今”,后人“著述不绝”。这些著述,知礼的评价是“谈事相多”,“开示观门少”。作为教化下层民众是可以的,但要“盛演圆宗”(宣传天台圆教)是不够的,出于这种考虑,所以要作《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
知礼在《金光明玄义续(拾)遗记》的“缘起”里说,义通师曾撰有《金光明赞释玄辨》(简称《玄辨》),孤山智圆(山外派)又作《金光明赞释玄辨章记》(简称《章记》)发挥了义通的“旨”。智圆在作《章记》时,不仅删去好多文句,而且去掉了共中有关“观心”部分的内容。知礼认为:本来义通《玄辨》就是给门徒讲学时的随录,在文义上难免有欠缺的地方(义或阙如),而孤山智圆利用这一点,去掉“观心”(指妄心观)这一天台宗大义。为了恢复义通师《玄辨》的本来面目,乃“秉笔拾先师遗余之义,拾后人遗弃之义,作教行二途不至雍蔽。”
知礼在《金光明文句记》的序中记,“吾先师昔居宝云”,讲述《金光明》,下面门徒繁会,竞相记录。因为是门徒的记录,传来抄去,把义通师的宗旨忘了,在接引的经论上,“辞多舛谬”。所以借开讲之机,一面回忆师说大义,一面借助孤山智圆撰述之中的“俗书故实”,编成这本《金光明文句记》。希望读者不要偏于事相禅修,要充分认识理观的重要性(不以事相之关情,但思理观之为益)。
知礼以上的三处议论,提出了两上问题:一是“理观”、“事观”问题;二是“妄心观”与“真心观”问题。这两点是山家山外争论的两上要点。作为后人,对义通思想的评价,即不要站在山家一边,亦不要站在山外一边。公允地说,义通当时对这两个问题恐怕没有像后来山家与山外一样二者必居其一,讲得不那么明确、透彻,后来的山家、山外都想借通师说加以发挥,这就是为四明知礼有“遗义可拾”、孤山智圆有“微旨可明”留下余地。
淳熙年间(1174-1189),宗莹曾为宝云寺住持。南宋重臣太傅大丞相魏国公史浩曾临幸宝云寺,首访祖师堂,只见一龛风雨,智者、宝云二大师塑像颓然其中。史浩指着宝云塑像,对宗莹说:法智(知礼)、慈云(遵式)两尊者难道不是出自宝云寺?时下地方人的眼中,宝云道场是为这两位尊者设的。你能否辟出一堂,塑绘四祖像(智凯、宝云、知礼、遵式)?宗莹听后,自觉有愧于王臣护法之意,遂即在东庑筑振祖堂。振祖堂落成,四像亦塑好,落成典礼上,众人请史浩作序,史浩不加思索,四赞立成。《四祖赞》的第二首是赞诵宝云义通的,赞曰:
止观宗旨,鼎盛于隋。
末法不竟,将遂堙微。
通师崛起,三韩之湄。
风帆万里,乘筏从师。
得道已竟,言归有期。
四明檀越,顾氏承微。
捐宅为寺,尽礼邀祈。
名曰宝云,金刹巍巍。
师即戾止,学徒影随。
户外屡满,声走天涯。
台山附绪,接统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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