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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以前的中国佛教(新田雅章)

  天台以前的中国佛教

  摘自:《天台哲学入门》

  新田雅章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家们,当然并不知道,原来佛教经典的成立年代是不一样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也开始注意到不同经典间内容的矛盾,同时也出现了对佛陀根本教义最鲜明的经典,然后以之为中心,将各经典的内容归纳在一个有条不紊的体系中。

  第一节 佛典的翻译历史

  从中国的佛教思想展开史上来看,天台大师智顗出世的六世纪前半,佛教诸经论的译典几乎齐备,相关的解释、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可以说已经到了所谓佛教中国化开始成熟的时代。到西元六世纪的前半为止,中国的佛教发展已经是这样的情况,而佛教落地生根于中国的背景,当然有各种良好条件的协助,其中一直朴实且持续进行的佛典翻译工作,可说居功厥伟。用巴利语或梵语这类异国语言所书写的佛典,纵使大量地被带到中国来,若不伴随对佛典内容的理解,谈佛教的落实是靠不住的。天台大师的教学思想是结合什么样的经典而成立的?是站在怎样的教学立场接续其系谱呢?要了解这样的问题,首先让我们简单地来看经典的翻译历史。

  南北朝时代以前

  佛教传播到中国,从时代上来看,开始于汉,特别是后汉。这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在翻译僧的努力之下,透过经典的翻译工作而逐步推展。最早活跃于后汉末、桓帝时候的外来僧是安世高、支娄迦谶,经由他们的译经活动,译出了许多大小乘经典。精通阿毘昙学问的安世高译出《四谛经》、《转***经》、《八正道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小乘诸经。而支娄迦谶则译有《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经》等大乘经典。如此一来,奠定了后世中国佛教得以大发展的基础。

  以安世高、支娄迦谶的译经活动为开端而展开的译经作业,其后有更惊人辉煌的进展。在三国时代,以康僧鎧所译被视为是净土宗中心经典的《无量寿经》为始,之后支谦也译出了《大阿弥陀经》、《维摩经》、《瑞应本起经》、《大般泥洹经》等一连串的经典,又,康僧会的译经活动也受到重视。

  到了西晋时代,译经作业更活跃了。首先最受注目的是月支出身的昙摩罗刹(Dharmaraksa),即竺法护,他译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弥勒下生经》等多数经典。在中国的译经史上,他的译经活动是在留下无与伦比业绩的鸠摩罗什之前,堪称译经大家。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优婆塞竺兰译出《放光般若经》、《维摩经》、《首楞严经》等,另外也可以看到帛法祖、法炬、法立等多位译经僧的活跃情形。

  接着的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无异是奠定了中国佛教更广阔开展基础的译经时代。

  首先是兴起于北方中国的姚秦时代,当时也是小乘阿毘昙的学者僧伽跋澄(Samghabhuti)、僧伽提婆(Samghadeva)、昙摩难提(Dharmanandi)、昙摩蜱(Dharmapriya)、昙摩持(Dhar-makh)、僧伽罗叉(Samgharaksa)等来到中国,也是带进阿含相关的诸经典、毘昙论书的时代。现存的《增一阿含经》、《中阿含经》是由昙摩难提首译,后由僧伽罗叉、僧伽提婆等改译、修订而成的。《八犍度论》、《阿毘昙心论》、《三法度论》等诸论书是僧伽提婆所译,另外《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等戒律书,则由昙摩持所译。如此一来,小乘阿毘昙的经、律、论的重要典籍被携入中国,也巩固了毘昙研究资料的基础。

  继前秦之后的后秦,是中国佛教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其引人注目的最大理由是,与唐玄奘并称译经史上二大译圣,同时精采地译出许多重要大乘佛教经论的鸠摩罗什(Kumarājīva)来到中国。依传记所述,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素有神童之称,且他的名声很早就传到汉土。一向心仪鸠摩罗什美誉的前秦苻坚,不惜以攻讨龟兹来招聘俘虏鸠摩罗什。奉符坚之意而被派遣去攻讨龟兹的吕光,在迎接鸠摩罗什回国的途中得知前秦被灭,遂留在姑臧宣布独立,建立后凉国。之后鸠摩罗什被留在姑臧长达十五年,直到后秦姚兴于弘始三年(四0一)迎他入长安。姚兴十分礼遇鸠摩罗什,并赠西明阁、逍遥园。鸠摩罗什将它们挪做翻译佛典的译场,在这个译场里译出了众多的汉译佛典。

  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有别于在此之前以个人为中心所进行的译经方式,鸠摩罗什有国家的支援做后盾,在一个规模极大的译经埸所中进行译经事业。因此,参与译经的人非常多,且出自这个译场的汉译经典,不管内容或文体都有相当优秀的格局。又,相对于被称为「新译」的玄奘译而言,鸠摩罗什所译的诸经论,习惯被称为「旧译」、「古译」。

  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最大的特色是数量达到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之多,且译文极为流畅正确,同时也译出了重要的经论。这些经论中,特别举其重要的有:「大品」「金刚」「仁王」等《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首楞严经》、《梵网经》、《遗教经》、《坐禅三昧经》等诸经典,而在论书方面则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十住毘婆沙论》、《成实论》等。诸经论的各各内容均显示出是重要的大乘经典。这些经论的译出,对中国深入理解佛教是一大跃进,不用说,其贡献更是难以计量。

  另外,别忘了这个时期也译出了一些小乘阿毘昙的经论。鸠摩罗什的老师——罽宾的佛陀耶舍(Buddhayasas)译了《长阿含经》、《四分律》。之后有弗若多罗(Punyatāra)译出《十诵律》、昙摩耶舍(Dhafmayasas)译出《舍利弗阿毘昙论》。

  在北方五胡十六国中的最后一国——北凉的时代,昙无谶(Dharmaksema)译出重要的大乘经典——《涅槃经》。昙无谶译的《涅槃经》有四十卷,通常被称为「北本」,另外此经传到南方后,由慧观、慧严、谢灵运等比较法显译的六卷《涅槃经》,成为三十六卷的校译本。为有别于昙无谶的译本,称此校译本为「南本涅槃经」。另外,昙无谶还译有《金光明经》、《悲华经》、《佛所行赞》等多数的经典。又,在此时代里,西域人浮陀跋摩(Buddhavarman)译出的《阿毘达摩毘婆沙论》也是不能遗漏的。

  另一方面,在南方的东晋也译出为数颇多的经典。应当时佛教界的领导人物——庐山慧远的邀请,佛陀跋陀罗(觉贤,Buddhabhadra)译《达摩多罗禅经》。佛陀跋陀罗告辞了庐山后,来到首都建康,并专心于《华严经》的翻译。为别于唐朝实叉难陀译的《华严经》八十卷本,佛陀跋陀罗译的六十卷本,一般惯称为旧译《华严经》,或《六十卷华严经》。《华严经》的译出与《法华经》、《涅槃经》的译出一样,带给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此外,他还和到西域求法而留下有名的《法显传》(《佛国记》)的作者法显共译了《大般泥洹经》(《六卷涅槃经》)。

  南北朝时代

  南 朝

  即使到了南北朝时代,仍可看到译经僧频繁地来到中国,所以大量的经典被带来中国。首先南朝宋佛陀什(Buddhajīva)抵中国,译《五分律》。前面提到弗若多罗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佛陀跋陀罗译《摩诃僧祇律》,加上这个时代《五分律》的译出,律藏几乎全被介绍到汉土了。另外,畺良耶舍(Kālayasas)译出《观无量寿经》、求那跋摩(Gu-navarman)译出《菩萨善戒经》、《四分比丘尼羯摩法》等,也是这个时代的译经成果。其次,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的译经事迹也是不可忽略的。他以《杂阿含经》、《胜鬘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为始,共译了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四卷的经典。由于《杂阿含经》的译出,汉译四阿含终于全数问世。

  齐代来到中土的是昙摩伽陀耶舍(Dharmagāthayasas)、僧伽跋陀罗(Samghabhadra)、求那毘地(Cunavrdhi)等,他们分别译出《无量义经》、《善见律毘婆沙》、《百喻经》等典籍。

  从汉译经典对佛教教学影响之大来说,堪称南北朝译经第一人的粱代波罗末陀(真谛,Paramārtha),携带大量的经典来到中土。在中国译经史上,真谛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四大翻译家。真谛译出的四十九部经典中,特别重要的是《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金光明经》、《佛性论》、《唯识论》、《中边分别论》、《阿毘达摩俱舍释论》,再加上备受争议,被怀疑是中国人撰述的《大乘起信论》。这些论典的译出打开了唯识学、俱舍研究之门,同时也提供中国佛教一个更多元发展的基础。

  北 朝

  首先在北魏最引人注目的是菩提流支(Bodhiruci)、勒那摩提(Ratnamati)、佛陀扇多(Buddhasānta)等共译的《十地经论》。此经是地论宗所据根本典籍。另外,菩提流支还译有《金刚般若经》、《入楞伽经》、《无量寿经论》,勒那摩提译《宝性论》,佛陀扇多译出《撮大乘论》。这些论典从内容上来看都是重要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甚大。之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北齐灭东魏、北周取代西魏,然后是北周吞并了北齐。在北魏分裂以后至隋统一南北朝为止的五十年间,并没有重要典籍被带到中国来,也没有新的译经问世。

  以上,以时间为主轴,约略检讨了经典译出的梗概。直到南北朝时代的末期为止,重要的佛教经典几乎都已经传到中国,且被译了出来。以阿含为首的原始诸经,小乘部派佛教的诸论书,甚至是《般若》、《法华》、《涅槃》、《华严》等大乘经典,《中论》以后的大乘诸论书等等,这些关乎佛教教学的核心思想所必要的直接资料,在中国人的手上出齐了。天台大师智顗的教学思想、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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