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臺以前的中國佛教

　　摘自：《天臺哲學入門》

　　新田雅章

　　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家們，當然並不知道，原來佛教經典的成立年代是不一樣的。

　　但是，隨著時代的推移，也開始注意到不同經典間內容的矛盾，同時也出現了對佛陀根本教義最鮮明的經典，然後以之爲中心，將各經典的內容歸納在一個有條不紊的體系中。

　　第一節 佛典的翻譯曆史

　　從中國的佛教思想展開史上來看，天臺大師智顗出世的六世紀前半，佛教諸經論的譯典幾乎齊備，相關的解釋、研究也有相當程度的進展，可以說已經到了所謂佛教中國化開始成熟的時代。到西元六世紀的前半爲止，中國的佛教發展已經是這樣的情況，而佛教落地生根于中國的背景，當然有各種良好條件的協助，其中一直樸實且持續進行的佛典翻譯工作，可說居功厥偉。用巴利語或梵語這類異國語言所書寫的佛典，縱使大量地被帶到中國來，若不伴隨對佛典內容的理解，談佛教的落實是靠不住的。天臺大師的教學思想是結合什麼樣的經典而成立的？是站在怎樣的教學立場接續其系譜呢？要了解這樣的問題，首先讓我們簡單地來看經典的翻譯曆史。

　　南北朝時代以前

　　佛教傳播到中國，從時代上來看，開始于漢，特別是後漢。這一件曆史性的大事，在翻譯僧的努力之下，透過經典的翻譯工作而逐步推展。最早活躍于後漢末、桓帝時候的外來僧是安世高、支婁迦谶，經由他們的譯經活動，譯出了許多大小乘經典。精通阿毘昙學問的安世高譯出《四谛經》、《轉***經》、《八正道經》、《大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等小乘諸經。而支婁迦谶則譯有《道行般若經》、《般舟叁昧經》、《首楞嚴經》等大乘經典。如此一來，奠定了後世中國佛教得以大發展的基礎。

　　以安世高、支婁迦谶的譯經活動爲開端而展開的譯經作業，其後有更驚人輝煌的進展。在叁國時代，以康僧鎧所譯被視爲是淨土宗中心經典的《無量壽經》爲始，之後支謙也譯出了《大阿彌陀經》、《維摩經》、《瑞應本起經》、《大般泥洹經》等一連串的經典，又，康僧會的譯經活動也受到重視。

　　到了西晉時代，譯經作業更活躍了。首先最受注目的是月支出身的昙摩羅刹(Dharmaraksa)，即竺法護，他譯有《光贊般若經》、《正法華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彌勒下生經》等多數經典。在中國的譯經史上，他的譯經活動是在留下無與倫比業績的鸠摩羅什之前，堪稱譯經大家。在這個時代裏，還有優婆塞竺蘭譯出《放光般若經》、《維摩經》、《首楞嚴經》等，另外也可以看到帛法祖、法炬、法立等多位譯經僧的活躍情形。

　　接著的東晉、五胡十六國時期，無異是奠定了中國佛教更廣闊開展基礎的譯經時代。

　　首先是興起于北方中國的姚秦時代，當時也是小乘阿毘昙的學者僧伽跋澄(Samghabhuti)、僧伽提婆(Samghadeva)、昙摩難提(Dharmanandi)、昙摩蜱(Dharmapriya)、昙摩持(Dhar-makh)、僧伽羅叉(Samgharaksa)等來到中國，也是帶進阿含相關的諸經典、毘昙論書的時代。現存的《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是由昙摩難提首譯，後由僧伽羅叉、僧伽提婆等改譯、修訂而成的。《八犍度論》、《阿毘昙心論》、《叁法度論》等諸論書是僧伽提婆所譯，另外《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等戒律書，則由昙摩持所譯。如此一來，小乘阿毘昙的經、律、論的重要典籍被攜入中國，也鞏固了毘昙研究資料的基礎。

　　繼前秦之後的後秦，是中國佛教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時代。其引人注目的最大理由是，與唐玄奘並稱譯經史上二大譯聖，同時精采地譯出許多重要大乘佛教經論的鸠摩羅什(Kumarājīva)來到中國。依傳記所述，鸠摩羅什是龜茲國人，素有神童之稱，且他的名聲很早就傳到漢土。一向心儀鸠摩羅什美譽的前秦苻堅，不惜以攻討龜茲來招聘俘虜鸠摩羅什。奉符堅之意而被派遣去攻討龜茲的呂光，在迎接鸠摩羅什回國的途中得知前秦被滅，遂留在姑臧宣布獨立，建立後涼國。之後鸠摩羅什被留在姑臧長達十五年，直到後秦姚興于弘始叁年(四0一)迎他入長安。姚興十分禮遇鸠摩羅什，並贈西明閣、逍遙園。鸠摩羅什將它們挪做翻譯佛典的譯場，在這個譯場裏譯出了衆多的漢譯佛典。

　　鸠摩羅什的翻譯事業，有別于在此之前以個人爲中心所進行的譯經方式，鸠摩羅什有國家的支援做後盾，在一個規模極大的譯經埸所中進行譯經事業。因此，參與譯經的人非常多，且出自這個譯場的漢譯經典，不管內容或文體都有相當優秀的格局。又，相對于被稱爲「新譯」的玄奘譯而言，鸠摩羅什所譯的諸經論，習慣被稱爲「舊譯」、「古譯」。

　　鸠摩羅什的譯經事業最大的特色是數量達到七十四部叁百八十四卷之多，且譯文極爲流暢正確，同時也譯出了重要的經論。這些經論中，特別舉其重要的有：「大品」「金剛」「仁王」等《般若經》、《妙法蓮華經》、《維摩經》、《阿彌陀經》、《首楞嚴經》、《梵網經》、《遺教經》、《坐禅叁昧經》等諸經典，而在論書方面則有：《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十住毘婆沙論》、《成實論》等。諸經論的各各內容均顯示出是重要的大乘經典。這些經論的譯出，對中國深入理解佛教是一大躍進，不用說，其貢獻更是難以計量。

　　另外，別忘了這個時期也譯出了一些小乘阿毘昙的經論。鸠摩羅什的老師——罽賓的佛陀耶舍(Buddhayasas)譯了《長阿含經》、《四分律》。之後有弗若多羅(Punyatāra)譯出《十誦律》、昙摩耶舍(Dhafmayasas)譯出《舍利弗阿毘昙論》。

　　在北方五胡十六國中的最後一國——北涼的時代，昙無谶(Dharmaksema)譯出重要的大乘經典——《涅槃經》。昙無谶譯的《涅槃經》有四十卷，通常被稱爲「北本」，另外此經傳到南方後，由慧觀、慧嚴、謝靈運等比較法顯譯的六卷《涅槃經》，成爲叁十六卷的校譯本。爲有別于昙無谶的譯本，稱此校譯本爲「南本涅槃經」。另外，昙無谶還譯有《金光明經》、《悲華經》、《佛所行贊》等多數的經典。又，在此時代裏，西域人浮陀跋摩(Buddhavarman)譯出的《阿毘達摩毘婆沙論》也是不能遺漏的。

　　另一方面，在南方的東晉也譯出爲數頗多的經典。應當時佛教界的領導人物——廬山慧遠的邀請，佛陀跋陀羅(覺賢，Buddhabhadra)譯《達摩多羅禅經》。佛陀跋陀羅告辭了廬山後，來到首都建康，並專心于《華嚴經》的翻譯。爲別于唐朝實叉難陀譯的《華嚴經》八十卷本，佛陀跋陀羅譯的六十卷本，一般慣稱爲舊譯《華嚴經》，或《六十卷華嚴經》。《華嚴經》的譯出與《法華經》、《涅槃經》的譯出一樣，帶給後世的影響非常的大。此外，他還和到西域求法而留下有名的《法顯傳》(《佛國記》)的作者法顯共譯了《大般泥洹經》(《六卷涅槃經》)。

　　南北朝時代

　　南 朝

　　即使到了南北朝時代，仍可看到譯經僧頻繁地來到中國，所以大量的經典被帶來中國。首先南朝宋佛陀什(Buddhajīva)抵中國，譯《五分律》。前面提到弗若多羅譯《十誦律》、佛陀耶舍譯《四分律》、佛陀跋陀羅譯《摩诃僧祇律》，加上這個時代《五分律》的譯出，律藏幾乎全被介紹到漢土了。另外，畺良耶舍(Kālayasas)譯出《觀無量壽經》、求那跋摩(Gu－navarman)譯出《菩薩善戒經》、《四分比丘尼羯摩法》等，也是這個時代的譯經成果。其次，求那跋陀羅(Gunabhadra)的譯經事迹也是不可忽略的。他以《雜阿含經》、《勝鬘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爲始，共譯了五十二部一百叁十四卷的經典。由于《雜阿含經》的譯出，漢譯四阿含終于全數問世。

　　齊代來到中土的是昙摩伽陀耶舍(Dharmagāthayasas)、僧伽跋陀羅(Samghabhadra)、求那毘地(Cunavrdhi)等，他們分別譯出《無量義經》、《善見律毘婆沙》、《百喻經》等典籍。

　　從漢譯經典對佛教教學影響之大來說，堪稱南北朝譯經第一人的粱代波羅末陀(真谛，Paramārtha)，攜帶大量的經典來到中土。在中國譯經史上，真谛與鸠摩羅什、玄奘、不空並稱爲四大翻譯家。真谛譯出的四十九部經典中，特別重要的是《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金光明經》、《佛性論》、《唯識論》、《中邊分別論》、《阿毘達摩俱舍釋論》，再加上備受爭議，被懷疑是中國人撰述的《大乘起信論》。這些論典的譯出打開了唯識學、俱舍研究之門，同時也提供中國佛教一個更多元發展的基礎。

　　北 朝

　　首先在北魏最引人注目的是菩提流支(Bodhiruci)、勒那摩提(Ratnamati)、佛陀扇多(Buddhasānta)等共譯的《十地經論》。此經是地論宗所據根本典籍。另外，菩提流支還譯有《金剛般若經》、《入楞伽經》、《無量壽經論》，勒那摩提譯《寶性論》，佛陀扇多譯出《撮大乘論》。這些論典從內容上來看都是重要典籍，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影響甚大。之後北魏分裂爲東、西魏，北齊滅東魏、北周取代西魏，然後是北周吞並了北齊。在北魏分裂以後至隋統一南北朝爲止的五十年間，並沒有重要典籍被帶到中國來，也沒有新的譯經問世。

　　以上，以時間爲主軸，約略檢討了經典譯出的梗概。直到南北朝時代的末期爲止，重要的佛教經典幾乎都已經傳到中國，且被譯了出來。以阿含爲首的原始諸經，小乘部派佛教的諸論書，甚至是《般若》、《法華》、《涅槃》、《華嚴》等大乘經典，《中論》以後的大乘諸論書等等，這些關乎佛教教學的核心思想所必要的直接資料，在中國人的手上出齊了。天臺大師智顗的教學思想、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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