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学社团的奖学金，以及曾任孙中山先生军需处处长的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湾印经处；乃至李炳南、许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办有莲社及编辑佛教杂志等，总算让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间。
尤其，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和国民党元老李子宽居士，以旧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买下善导寺，作为台北市佛教会的中心。台湾佛教于是有了些许的活动。后来“中国佛教会”与“内政部”交涉，每年轮流在一间寺院传授三坛大戒，佛教就这样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开来。再加上我们宜兰佛教的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到台北录影，灌制唱片，或在电台制作广播节目，乃至随喜随缘地在乡村弘法布教等。佛教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会。
我最初在台湾弘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挫折不断。记得当年宜兰青年郑秀雄先生在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读书，要我前去主持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是当天郑秀雄跑到车站，跟我说：“师父，对不起，讲座的海报贴出以后，学校下令取消了。”
由于这次事件，引发之后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学校讲演。但是尽管如此，我仍想办法解决困难。我邀请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大师，到台湾各大学讲演，甚至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大学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日本的东洋和尚，总该可以了吧！
正文 八、弘法
在我弘法的过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应该要算与警察捉迷藏了。举个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龙潭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听我讲说，忽然身边有个声音传来：“下来，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讲演正在进行中，台下那么多听众，我怎么能下去呢？但是警察执行公务，也不能违抗。于是我请慈容法师上台带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讲话。
我下去之后，问他：“你要我下来做什么？”
他说：“立刻解散，停止讲演。”
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正在僵持时，我说：“你让我上去讲，只要我讲完，自然就会解散，不会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当我讲完之后，大家当然也就自然解散，总算相安无事，圆满结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莲弘法。事前三轮车出去广播，说明今晚七点半，某人在某某广场弘法……
警察得到讯息后，即刻到处找我。我也知道没有办法躲避，只有单枪匹马走进警察局。警察见了我，质问道：“谁叫你宣传，要在花莲集众弘法的？”
我当即说：“我在台北每天都集众弘法，花莲又不是什么化外之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他听我说是“台北来的”，那个时候所谓“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从台北来，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会无端生事，或者得罪什么人物，因此自己制造台阶下，就说：“你要把秩序维持好！”
我只有诺诺应命，当然也就得以顺利在花莲弘法了。
还有一次，我在宜兰念佛会的讲堂播放日本幻灯影片。这件事在当局看来，也是大逆不道。于是有个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关闭我的讲堂。我知道他是吓唬我的，只要跟他说几句好话，也就没事了。但是过了没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来跟我借讲堂，当做考试的考场。我拒不出借。之后警察局局长亲自登门商借，我满口答应，并且告诉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为你们有一位警察，一再干扰道场集会。
正文 八、弘法
第二天，这位警察就被调到太平山去了。后来，他回来见到我，说我太厉害了。我想想也是的，为了弘法，需要如此与公务人员为难。不过在我初到宜兰时，他经常在旁边监视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报告，应该也是为数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创建寿山寺，五层楼的寺院才刚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筑超高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时军令如山，一般民间都不敢申诉反驳，即使“市政府”也没有办法抵挡。因为军事第一，凡是军事需要的，民间都得让步。
乍听刚建好的寿山寺，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这固然是法运不济，自己也太没有福德因缘，太没有面子了。
正当信徒们焦急、求助无门时，我拿了身份证，直闯要塞司令部。我在门口登记后，进到里面就问：“是谁下令要拆除寿山寺的？”
一位上校军官站了起来，说：“是我！”
我当时很冷静地跟他说：“你要拆除寿山寺，我是一个出家人，这个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别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要知道，寿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于拆他们的房子。不但会引发民怨，尤其万一事情喧腾开来，被记者照一张相片登在报纸上，只怕国际舆论会认为台湾对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说，前不久越南“总统”吴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于他烧毁佛教教旗，导致民怨沸腾。我不忍见到那种后果，所以来给你表示意见。”
上校一听，十分惊慌，马上问我：“那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只要发个公文给“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没事了吗？”
他即刻回答：“我照办！”
漫天的风云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正文 八、弘法
其实，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温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讲演，他们把神明都抬出来迎接，甚至连“肃静”、“回避”的牌子也出动了。我到溪州弘法，当时台糖总公司设在溪州，台糖的高级专员特地用火车，专车把我从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莲富里弘法时，当地是一个小乡村，过去从来没有人到此传播佛法，但当地人们很热情，特地装了一个大喇叭，到火车站前唱着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叶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们以我作词的歌曲来迎接我，让我不禁深受感动。
那时候我到处弘法，有时坐牛车，有时坐矿场的“轻便车”，有时坐台糖的小火车。甚至“国防部”曾经邀请我到三军官校弘法，承蒙他们礼遇，让我搭乘各种军车、军机、军舰等交通工具。当然，在中国香港、泰国、美国，也都坐过直升机、汽艇、渡轮等。
近二十年来，我在岛内外弘法，可以说都非常顺利，尤其许多大学纷纷邀请我前去讲演。例如，我在台湾的“清华”、“中央大学”作过演说，在台湾大学主持过“世界青年论坛”，除了在成功、中兴等公、私立大学讲演以外，甚至应聘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所长，并在东海大学哲学系做过六年的客座教授。
岛外大学部分，如美国柏克莱、西雅图、加州、康奈尔、哈佛、耶鲁大学等，都曾留下弘法记录。乃至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澳洲的邦德大学，中国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甚至欧洲的瑞典、瑞士、英国等多所大学，都曾前往结缘。不过，近年来由于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我感觉时间实在不够用，所以在各地学校乃至监狱的弘法，也就慢慢减少了。
说到弘法，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从寺院带入到“国家会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国立艺术馆”弘法，之后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每年举办大型讲座三天，持续到二 六年，整整三十个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三天，每天都有数万人听讲，到二 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岁时，曾经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与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例行大型讲座，因为年纪老迈，行动不便，所以到二 六年为止，今后不再举办。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再接触信徒，今后一些小型的讲演、活动，我仍然乐意随喜和大家结缘。
正文 八、弘法
例如，二 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场讲演，承凤凰卫视实况录像转播。二 七年我在南京大学，受到校长、院长、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场讲话。过去我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也作过演说，其中影响深远的，要算长沙岳麓书院讲说“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建于北宋开宝九年，为潭州(长沙)太守朱洞先生，继承智睿法师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众的基础而创立。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先生曾在这里讲学，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蔡锷、谭嗣同、毛泽东等人，也都曾在此受业。
二 六年三月十九日我应邀到此讲演时，适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学生都在雨中聆听，最是让我感动。当天，吴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现场为我助讲，称得上是盛事一桩。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从台湾有电视台开播以来，我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第一个打破惯例，游走在台视、“中视”、华视等三台，为他们讲说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讲的“星云法语”、“星云说喻”、“星云说偈”等，达数千条之多。
其实说到弘法，一个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办好，能够领众有方，也就算是尽到弘法责任了。但是我的志趣并不在此，我希望从事佛教教育，只是碍于自己并没有受过完整的社会教育，同时也没有佛教的教育事业愿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时走不通，那么就来从事慈善事业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没有支持我的因缘。想想，只有走上“说法度众”一途了。因为讲经说法不需要什么人帮助，只要自己随意在街头巷尾站下来，就可以和民众讲话；即使借用神庙的广场弘法，只要花个十二块钱，向电力公司申请一盏电灯，也就可以集众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换另一个地方弘法。于是就在这样的信念，以及感谢各种因缘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终有个信念，就是要弘扬“人间佛教”。这固然是因为自己的性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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