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路。早上八点出发，一共开了三个半小时才抵达宜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宜兰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坐落在宜兰北门口的一间小庙，只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里，大大小小供了一百余尊佛道的塑像，旁边几间厢房已有三家军眷居住了。我到达当天，看见佛殿前的丹墀里正挂着春节未吃完的腊肉、咸鱼，同时还晾晒着一些妇女、儿童的衣服。整个雷音寺的外观看起来，应该说比起中国过去的大杂院还不如。

　　我抵达时，并没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边的竹椅上。一直等到一位为信徒消灾诵经的六七十岁的老尼师念完经，她看看我，又去念经。再过了一会儿，她才走向前问我。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但知道她的话意是说“你是来讲经的吗？”因此回答她：“是。”

　　过了十分钟，她端来半杯水给我，没有讲话。不过我知道应该没有走错路，因为她能给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只有等下去。约莫坐了一个钟头以后，时间已是下午两点钟了，她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里吃饭。饭桌是由两块木板临时钉起来的，中间的隙缝至少有五公分宽；筷子、汤匙，也是她们用铅皮自己制作出来的，可见老尼师们的生活非常清苦。

　　吃过饭后，她送我到一间与佛殿并排，用木板隔起来的小房间里安单。里面除一张竹床、一台裁缝机以外，别无他物。由于我从早上直到此刻，还没有上过厕所，四处张望，也没有洗手间。不过我不用跟人说明，就一个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钟，回到紧靠宜兰火车站，也就是刚才下车的公路局车站上过洗手间，然后如释重负般，欢喜悠闲地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床上静待情况发展。

　　由于时近黄昏，房间里的蚊子绵密飞舞，可以说只要伸手就能抓到几只。我心想，过去佛陀为了弘法利生而“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看起来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养蚊子，以此跟它们结缘不可了。

　　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间七点多，总算听到佛殿里有声音问：“法师来了吗？”回答的声音很细小，不过不用讲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经来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钟，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应该有一二十人。终于有人敲我的门：“法师，请你出来跟我们讲话。”

　　正文 八、弘法(3)

　　当时正盼望着有人说话，听到信徒请我，我便离开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里。在佛殿的一角，他们安排了一个小凳子，供做讲者的位置，信徒则坐在木板钉成的拜垫上，听说还是被军眷搬去当枕头，临时再跟他们商议借来当座位。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宜兰第一天的生活。

　　宜兰是一个淳朴的乡村小镇，雷音寺则是“龙华派”遗留下来的一间小庙，平时没有僧人居住，偶尔有游方的僧尼暂住，但是因为实在无法生活，只得又再游走他方。我到的时候，正是一位妙专老尼师被邀请在寺中住持。我在这里讲演二十天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先后经过四位翻译，都无法称职。最后有一位在税捐处服务的张优理小姐，由于她口齿清晰，记忆力强，可以像录音机一样，把我的话原原本本用闽南话翻译出来，是公论最好的翻译。她就是后来出家，一直跟随我翻译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师。

　　我讲完《普门品》后，有老少信徒一百零八人皈依三宝，这也是我第一次为信徒主持皈依。当时我并没有嫌弃雷音寺，但也没有打算长久居住，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居住的条件。于是讲完经之后，我回到台北，和心悟、心忍两位法师，同挤在圆山临济寺的一间小屋子里。他们两位是福州的同乡，学问很好，不嫌弃而接受我成为朋友，总算让我在台北也有一个落脚处。

　　但是就在我回到台北后，宜兰信徒每天络绎不绝地到台北，邀请我再回宜兰。此中尤其是爱姑、免姑两位老太太，她们虔诚的态度最令人感动。由于当时年轻，实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维，我于是允诺再回宜兰。

　　我在宜兰，没有桌子可用，只有将一台破旧的裁缝机，将就权充写作的桌子；没有凳子可坐，于是好几个信徒凑了三十元，到监狱买了一张藤椅给我，坐起来感觉无比舒适。

　　我住的小房间里，没有电灯，但我不以为苦。因为过去我也没有使用过电灯。记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七岁。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华藏寺短期享用过电灯以外，在大陆住过的栖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台湾中坜的圆光寺、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也都没有水电设施。

　　不过，信徒把我请回来，他们也很殷勤，都想为我解决困难，因此把佛前灯的电线加长，拉到我的房门口。尽管加长的电线也只能拉到门口，只得把电灯挂在卧室门口，但是我就这样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读书。虽然不能关门，好在这间小庙，晚间也没有人走动。

　　正文 八、弘法(4)

　　后来，我发现在一个小锅炉的后面有一间小厕所。虽然使用时必须把锅炉搬开，尤其厕所实在太小，连转身都不容易，但总是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个大问题。除此以外，在那段岁月里，我是怎么解决盥洗问题的，现在已经不复记忆了。不过那个时候只要乘坐公路局的车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温泉，但是我从来不曾动过这个念头。

　　我在雷音寺住下来之后，三家军眷跟我互动良好。他们的态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动，还主动表示会尽快搬离寺院。当中一位四川的陈存锋军官夫妇，之前已参加了一百零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后最先迁离，接着他的亲戚马姓等两家人也相继搬迁。数十年后，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荣民总医院，忽然看到那位陈姓军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动不已，后来还寄了五千块钱作为供养。我觉得自己这一生，经常遇到一些奇异的因缘；因为有很多好因好缘，因此感到人生真是无比美好。

　　自从这三户军眷搬走之后，整个寺院顿感清净单纯。看起来已经像个道场了，而且因为寺院空间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阅览室，要大家来看书。另外还多了一间小客厅，可以谈论佛法；也有两间客房，虽然只有四个榻榻米大，有时候也可以挤进三四个人挂单。

　　这时，相继有东初、演培、煮云、南亭法师，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们请到宜兰。这些大德每来宜兰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厨房的碗盘用具，也增加餐厅的桌椅，甚至枕头、棉被等生活用品。因为要接待贵宾，信徒们自然努力捐助，增购接待客人的设备。

　　另外，我还把美国的苏悉地、法国的阿难陀法师，先后请到宜兰弘法，让宜兰人大开眼界，原来不只有年轻的外省和尚，还有外国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比丘，一时整个宜兰小镇为之轰动。看到大家对佛教如此兴味昂扬，我知道宜兰的佛教已经慢慢在起步了。

　　这期间，我每个月必须从宜兰回台北编杂志，然后再从台北回宜兰。每次来去，不管是从雷音寺走到火车站，或者从火车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围观的市民很多。由于从小在丛林里参学，一向注重威仪，所谓“行如风”，我走在马路上都是两眼平视，从来不东张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正文 八、弘法(5)

　　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于言教。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每当我走路经过宜兰电信局，里面值班的话务小姐们不接电话，纷纷放下工作，一起出来看这个外来的年轻和尚。她们从看我走路，也对佛教生起好感。可见佛门里，僧相威仪，甚至连袈裟的一角，都能度众。

　　就在我初到宜兰的一两年中，便陆续成立了青年会、歌咏队、弘法团、儿童班，甚至创办幼儿园，启建讲堂，并向“教育部”立案申办光华文理补习班。“前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常委郑石岩教授，就是当时补习班杰出的青年之一。

　　为了弘法，我把宜兰中学优秀的老师请到补习班教书，还把兰阳女中优秀的师生请来参加弘法队、歌咏队。另外，宜兰农校、头城中学都有师生前来参加团体活动。那时的雷音寺俨然就是宜兰一所不具名的大学。

　　这当中，我最要感谢的是杨勇溥先生，他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连一餐饭都没有请他吃过。现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树》《祈求》《钟声》等，都是他为我谱曲，甚至帮忙教唱。

　　另外，余仁溥也是一个歌唱高手，还有程郁尊、李浩然、钟钧梁，都是宜兰念佛会的成员，也都是讲座中的台柱。当然，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要数李决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们两人分任宜兰念佛会的弘法主任和总务主任，热心而有恒心毅力，很能负托。所以我在宜兰终能把佛教弘扬出一片天空来。

　　我初到宜兰时，有一批优秀的青年跟随我学佛，后来出家入道，这是我在宜兰弘法的另一项成果。例如，佛光山继我之后担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兰人；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师等人，也都是宜兰优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们都是我学生会的学生，后来每周到监狱义务弘法，三十年从未间断。现在林清志是宜兰大学的教授。张肇居士也是学生会的学员，高中教职退休后，现在发心在佛光大学照顾园艺，其夫人张黄素贞在佛光学舍负责典座。

　　正文 八、弘法(6)

　　二　六年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届满三十周年，宜兰歌咏队特地在讲座中高歌一曲，后来又在高雄演出一场。现在这些队员们都已是白发皤皤，年近七十高龄了。想当初他们是一群可爱的青年，跟随我的弘法脚步，真是南征北讨，上山下海，走遍乡村广场，到处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每回到乡村广场布教，由于我们有幻灯机，录音机，有歌声，有讲座，所以内容精彩丰富。每场都受到乡民的热烈欢迎。

　　这许多青年随着我弘法，每次在我讲演开始前，都会拿着锣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传，说明今晚在哪里弘法；或者乘坐三轮车，车上绑个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里广播。

　　当时的广播词：“咱们的佛教来了！”让我听了很受感动。因为在那时，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强而有力的排挤、压迫。所幸当时有慈航法师的肉身不坏，有詹煜斋成立大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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