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么多年，经常远赴各地讲经弘法，对于三餐饮食，我经常是饱饱饿饿，多一餐、少一餐是常有的事。像我这样不懂得怜惜自己的色身，也难怪糖尿病会找到我的身上来。

　　六

　　在宜兰弘法期间，我也经常到台北编辑杂志。从《人生》杂志、《今日佛教》到《觉世旬刊》，前后有数十年的时间。每次从宜兰出发，要经过二十一个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车乘坐下来，鼻孔里经常都是黑黑的炭灰。有心的信徒也体谅我，便结合全省信徒的力量，在台北郊区买了一间小型精舍，作为我的栖身之所。

　　由于我经常不住在精舍，有一位赵老太太和一位中年比丘尼达德师，愿意替我看守房舍，平时也在厨房里帮忙烧煮。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达德师突然不停地狂吼喊叫，甚至用脚踢床，因为她病痛难忍。我一见这种情形，也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旁的赵老太太跟我说：“应该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治疗！”

　　于是我急忙将她送到铁路医院。但医院不肯接受，我马上又将她转送到台大医院。这时台大医院的急诊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挂了号，办理好住院手续后，有一位实习医师跟我说：“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开刀，必须等到明天检查过后，才能决定该怎么处理。”接着他说，“你把病人留在急诊室，我们会照顾的，你先回去吧！”

　　这时候回北投，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可以搭乘，于是我就近到三重埔，过去三重文化服务处的办公室，权且住了一晚。临睡时，我感到肚子很饿，而且忽然心跳加速、冒汗、头晕，只得起来找东西吃。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1)

　　由于文化服务处平时无人居住，当然也没有存粮，而那时已是深夜三四点，别说我平时就没有购物的习惯，即使想买，已经是深夜，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得到东西。我只得在橱柜里东翻西找，突然看到一包渔人牌的麦片，赶快把它打开来，用开水冲泡，然后一连喝了好几大碗。

　　奇怪！怎么一直吃都不觉得饱？自己忽然也害怕起来！心想：我的肚子又不是无底深坑，怎么能一下子吃得了那么多麦片，又喝了那么多碗水呢？

　　后来我发现，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即使吃了很多东西，由于养分还没有输送到血液里，无法供给细胞所需，所以仍然会感到饥饿。因为我一直觉得肚子饿，很想吃，但又不敢吃，怕吃出毛病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再冒汗，手脚也不颤抖了，自己就困坐在那里。

　　从极度饥饿到极度疲倦，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人在极度饥饿时，感觉就跟忍受病痛折腾一样，都是痛苦的经验。由于自己曾有这样的体会，因此若问：糖尿病是怎么引起的？以我的经验，饥饿应该是最大的元凶。

　　七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早期由于生活艰难，后来则因弘法忙碌，或因出门在外，饮食不便，因此日子经常是在饥饿、半饥饿中度过的。但最严重的一次饥饿，却成为我创建普门寺的因缘。

　　话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编《人生》杂志时，有一天，发行人东初法师跟我说，希望当月的《人生》杂志能提早出刊。

　　我应允以后，就在印刷厂赶工加班。那时候的印刷厂，对于一些定期刊物，各家的印刷日期早已排定，本来是不容易更改的，但我设定一定要在某一天出刊。一位李姓经理承诺后，我从送稿、校稿，到最后三校当天，一早从善导寺走路到位于万华大理街的印刷厂。那时我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因为即使一块钱也不容易拥有，走路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印刷厂校稿时，中午时分，李经理说：“星云法师，下班吃饭了！”我看他们的员工都在吃便当，心想：自己哪有福气吃便当？即便想要买个面包，也没有钱！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2)

　　好不容易校完稿，一直等到晚间，杂志终于出炉了。我拿了二百本要送给东初法师，从大理街走路到万华，大约半小时。从万华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往新北投，下了火车已将近十点。这时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把长衫脱下来包裹杂志，以免被雨淋湿。

　　我扛着二百本《人生》杂志，从新北投走路到上北投的法藏寺。前面的一段平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钟，然后再爬四百个坡坎。当我到达法藏寺时，已经是晚间十点多钟了。

　　见到东初老法师，我把杂志送给他。他看过之后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很负责！”听了这句鼓励的话，我也很欢喜。这时他跟我说：“你不要走了，今天就住在法藏寺吧！”

　　我想：回台北横竖也没地方住，因此就随缘答应住了下来。他叫寺中的人帮我送单。

　　那时候外省人，特别是像我们年轻的外省人，在台湾居住，尤其在女众寺院，不容易受人尊重、信赖。他送我进入室内，就从外面把门反锁，我也不以为怪。但是隔天天亮之后，七八点了，都不见有人来开门，我也不敢随便叫人。一直到了九点，才有人来把门打开，他连声向我道歉，说是忘记了！

　　我出了房门，准备下山，就去向老法师告假。他说：“今天中午我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吧！”

　　东初法师是我在焦山佛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常住的监院，现在是我的长辈，对他吩咐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再说，请客，帮忙排桌椅、摆碗筷，也是我擅长的工作，是我多年行单工作累积下来的专长。

　　可是哪里知道，台北的客人很难请，一直等到下午一点才姗姗来了十个人左右。我心想：两桌可以坐二十个人，老法师陪一桌，我也可以陪另外一桌的几个人吃饭。

　　我自信满满，自以为想的不会错。但是到了入席时，我让客人先坐，自己等着老法师吩咐。岂知东初法师说：你这个孩子(其实当时我应该有三十岁了)，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

　　我一听，哦！原来请吃饭，我是没有份的，只能到厨房去吃饭！想想，也真窝囊。在大陆，至少我也当过校长、住持；在台湾，也曾编过杂志，担任过教务主任，也是宜兰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现在却只能到厨房去吃饭，真是可怜。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3)

　　当我走到厨房时，里面好热闹，大家正忙着做斋菜。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里面一个人也不认识，要我跟他们说“我要吃饭”，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我就从边门悄悄下山了。

　　印象中，我当天的中饭、早餐都没吃，前一天的晚餐、中饭也是粒米未进，一直都在忙着杂志，忙着要请客。到了此刻，全身已经虚脱无力了，身体摇摇晃晃。下山时踩着四百多个台阶，就像踩在云端里，感觉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山的。不过我生性没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将来我有能力建寺时，我要给人吃饭！

　　现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分、别院道场。其实说来惭愧，最早建设分、别院，我也不是有什么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饭。

　　当初从高雄到台北，从台北回宜兰，车程十几小时，中途肚子饿，要有地方吃饭，因此最初在彰化建福山寺，就是为了中途能有饭吃。后来在台北建普门寺，想到台北吃饭更难，素菜馆也不是人人能到的，所以我建普门寺，意谓“普门大开”，想要吃饭的人，都欢迎大家进来。

　　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诉普门寺的住持、当家，凡是来吃饭的人，不问姓名，只要他肯吃我们的素菜，就是在成就、圆满我们的心愿，我们都应该对他心存感谢。

　　今日佛光山的发展，或许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缘，但是“给人吃饭”，应该是众多因缘中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现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在法藏寺的这一段饥饿往事，应该是我多次饥饿经历中，比较严重的一次。因为当时如果不是三宝加披，只要我不小心一脚踩空，坠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吗？

　　其实，人在世间，都是受着业力的牵引，都是受着因缘的安排。我觉得饥饿是难堪的，但佛祖也不会误人，一切的一切，应该都有佛缘在安排吧！

　　正文 八、弘法(1)

　　八、弘法

　　“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两句话说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应负的责任。只是一般僧侣并不容易达到这种标准，他们大多数只流于寺务照顾，或者游方参学，顶多诵经服务；真正想要做一个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学问、德行，还要有人缘。

　　回想自己的一生，在大陆期间是我成长和学习的时期，在此也就不多赘述。但说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台湾，最初住在桃园县，除了帮助挂单的寺院从事苦工杂务以外，一时只觉前途茫茫，不知道未来希望在哪里。自己既不愿意从事经忏佛事，也无意于当家住持，因此想到，只有写文章投稿到报章杂志，以言论来护卫佛教。

　　记得当时有位京剧名伶，在台北永乐戏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戏剧，我毅然挺身而出，写信公开向她抗议。其实我也知道，她只不过像颗棋子般任人摆布而已，并非故意要毁谤佛教。但是正当我埋首为文护教时，一位老太太走过我的身旁，跟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工作会没有饭吃哦！”

　　当下我惊觉到，写文章弘法，在寺院里并不被认为是正当的工作，甚至他们还认为我是偷懒在看书、写字呢。因此后来陆续在报章杂志上投稿，都不敢公开在饭桌上撰文(当时没有办公桌)，只有找个隐秘的地方偷偷写作。那时候《自由青年》《中华》副刊、《觉生》杂志、《人生》杂志等，都发表过我的文章。

　　当然，弘法并不一定只限于撰文发表，还可以讲经说法。但是当时并没有这种风气，也没有人集众讲演，因此我先是应邀到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于宜兰念佛会马腾居士写信邀请，开启了我前往宜兰弘法的契机。

　　说来惭愧，那个时候我连宜兰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一再延到十二月。正当快要过年时，李决和居士从宜兰到台北，当面邀请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恺悌的中年绅士，一见面我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诚恭敬的态度，很让人感动，因此，当下答应前往宜兰弘法。

　　正文 八、弘法(2)

　　记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过后，我从台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车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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