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困难，就跟他要求说：“我听说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有数名外省的青年法师，我想前去投靠。现在天色已晚，可否让我在佛殿的大钟下借住一宿？”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6)

　　他说：“只要警察不来驱赶，应该没有关系！”

　　那时虽是春夏之交，但夜里仍透着浓浓的凉意。所幸当时年轻体壮，也不计较这一点屈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摸索着上路，到台北火车站，乘火车到八堵，然后转往基隆，在暖暖站下车时，已是下午一点多。

　　到了灵泉寺，一群年轻的同学见到我非常欢喜，虽然过去彼此并不认识，但总有僧情法爱。他们满口赞叹，说我是佛教僧青年的领袖，很希望我能留在台湾。

　　大家正谈得欢喜之际，传来默如法师的指示，说不能留我们吃饭，更不能居住下来。因为来寺的外省僧侣多，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再增加人数。

　　这些青年朋友一听，深感不平，义气凛然地说，常住不给饭吃不要紧，他们愿自掏腰包，外出买米煮稀饭请我。当我吃着他们煮好的稀饭时，已是下午三点多。回想自己中饭没吃、早餐没吃，昨天的晚饭也没有吃，所以捧碗的手不停地发抖，但是碗里热腾腾的稀饭，吃起来真是美味无比。

　　后来经过商量，他们让我在此暂住三天。由于我的衣物都已随水流走，我就拿出大同法师的妹妹送给我的一件粗麻布料，想做一件衣服替换，因此向灵泉寺借了裁缝车，缝制一件短褂裤，以便替换。

　　由于“此处不留人”，只得“另找留人处”。此时听说原本在观音山筹办佛学院的慈航法师，事实上并不在观音山，而是在中坜圆光寺筹办台湾佛学院的毕业典礼。我心想，如果到圆光寺能见到慈航法师，也许问题能解决，因此就转而前往中坜圆光寺。

　　圆光寺的比丘尼中，有一年轻的智道法师，待人非常热忱。他大概在妙果老和尚面前讲了我许多好话，说我在大陆曾主编过杂志，也曾当过校长，这些经历他们都知道。因此妙果老和尚一见到我，真是一见如故，私下跟我说：“他们明天就要搬到新竹青草湖，你就留在圆光寺吧！”

　　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会(包括桃园、苗栗)的理事长。在当时那样一个好像人人都有间谍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我，也算是特殊的缘分。他要我当他的秘书。我感念老和尚慈悲，每天主动打水、扫地、拉车、采买。这些苦役本来就为我所长，因此做起来并不觉得太吃力，也不以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谢妙果老和尚，由于他的慈悲收留，让我能在寺中安住，总算脱离了逃难途中的“饥饿”窘境。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7)

　　一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初来台湾时，这段挂单无着、三餐不继的日子，我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四

　　在中坜圆光寺安住下来后，为了安全起见，首先要去报户口。虽然我有身份证，但报户口要有入台证。我没有入台证，户口势必报不成。所幸智道法师告诉我，如果能找到吴鸿麟先生，只要他肯出面帮忙，问题就能解决。

　　吴鸿麟先生就是吴伯雄居士的父亲，当时是台湾省“参议员”，也是警民协会会长，更是一位名医。对于这样的社会贤达，我哪里敢到他的家中拜访？幸亏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他，别人告诉我，他就是吴鸿麟先生。

　　我鼓起勇气，勇敢地走向前，对他说：“吴先生，我是在圆光寺挂单的出家人，我有身份证，想要报户口，您能帮助我吗？”

　　他看看我，我想他大概还不知道报户口需要入台证，因此听完他就说：“来！来！”由于隔壁正好就是警察局中坜分局，他带我走了进去。门口的警卫问都没问，里面的警察看到他，赶快起立向他敬礼。他说：“帮助这位法师办户口！”说完便走了出去。警察听后则连连称是！

　　于是我就这样顺利地报了户口。有了户口，我在台湾居住，心里就更踏实了。

　　这件事情过后一个多月，有一天，我拉车外出采购，在街上被警察拦住，莫名其妙地遭到拘禁。由于我不会讲闽南语，语言不通，也没办法问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囚禁。

　　直到第二天，才听说全台所有外省的出家人，有一百人左右，悉数遭到逮捕。其中还包括在台北的慈航法师，以及跟我们同住圆光寺，原为陆军中将的出家的律航法师。

　　原因是，台湾当局听到大陆广播，说他们派了五百位僧侣到台湾当间谍。台湾当局就把我们拘捕了。后来警察把我送到桃园，与律航法师一同拘禁在一所仓库里。

　　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发生的事，当时是陈辞修先生当“省主席”。所谓“白色恐怖”的年代，自从“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台湾人杀外省人，外省人报复台湾人，不时有凶杀案发生。但是不管族群仇视也好、白色恐怖也好、政治迫害也好，我都不太关心。我所关心的是，肚子好饿！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8)

　　由于当时被逮捕的人很多，没有牢房，就用大仓库暂做拘留所。被关在里面，虽然每天也总有一餐饭可吃，但是吃过之后，肚子很快就饿了。记得有一天下午，有位警官走到我身旁，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觉得他很和气、善良，就大胆地跟他说：“我肚子饿！”

　　不久，他叫人端了一碗面给我，真是美味无比。我吃过以后，他又来看我。这时候律航法师已因政府知道是一场误会，早就被释放出去了，但是里面仍有二三十个出家人被关着，我也不好意思每天吵着肚子饿，只有忍耐。

　　后来再见到这位警官时，我跟他说：“我们挂单在中坜圆光寺，如果我有被释放回去的一天，欢迎你去看我们！”他听了很欢喜。这位警官就是后来随律航法师出家，并且创建净律寺，在台湾很有名的书法家广元法师。

　　在桃园拘留所关了二十三天，此中的屈辱也难以尽述。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什么也不复记忆，所记得的就是饥饿！每天早上醒来，我就盼望有东西可吃，到了晚上睡觉，也是饥肠辘辘，饿得难以入眠，很希望能有东西可以果腹。我想，所谓“饿鬼”，大概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吧！

　　好在当时因为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惊动了很多护法居士，包括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台湾省主席”吴国祯的父亲吴经熊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以及赵恒惕、钟伯毅居士等人。在各方努力营救下，我们这群出家人才能幸免于难，否则在台湾“三武一宗”的教难，恐怕又将再添一桩！

　　五

　　在中坜生活两年，我就到新竹去了。在新竹也居住了一年多，为台湾省佛教会所办的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虽然没有待遇，但三餐总能吃得饱，感觉温饱就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直到一九五三年，宜兰的居士成立念佛会，邀请我前往宜兰，我应邀而去。到达之后，只见在一个龙华派的小寺院里，有三家军眷各据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间佛殿。他们在佛殿旁边为我设立一个床位，要我留下来讲经，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一开始，我以二十天的时间讲说《观音菩萨普门品》。圆满当天，并有一百零八人皈依。在那个时候的台湾，这已经算是盛况空前了。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9)

　　创办念佛会的会员当中，有慈庄法师的父亲李决和居士，慈惠法师的父亲张辉水居士等人。因为他们创立念佛会，要有很多人参加念佛，才能将法师留住，因此多方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也因此，我在宜兰弘法期间，老、中、小的信徒都有。当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张优理小姐，担任我的台语翻译，后来她出家，就是现在的慈惠法师。

　　因为感于青年的重要，我先后成立学生会、歌咏队、文艺班、弘法队等，青年纷纷加入，一时之间也让我感觉佛教充满了蓬勃朝气。因此尽管寺院破旧、设备简陋，不但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甚至谈话的客堂、座位也没有，但我就在外面的丹墀交代你做什么、他做什么，整个团队里的青年，大家都热心无比，他们帮忙组织群众，参与活动，跟我配合得非常好。

　　当时宜兰中学的音乐老师杨咏谱先生，所教授的歌咏队已经颇有成就。尤其我作词、他谱曲，写下很多佛教歌曲，包括《佛教青年的歌声》《弘法者之歌》《菩提树》《西方》，等等。此时的宜兰念佛会，真可说是梵音缭绕，法音宣流。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从寺院走上社会。因此与台北“中国广播公司”接洽，商借他们的录音室，供给我们录制唱片。

　　我邀请了歌咏队里优秀的歌手十余人，请他们到台北“中国广播公司”录音。这在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在当初，别说路费是一个问题，青年请假，需要家长同意，尤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到过台北。

　　经过一番筹备，终于有一天，我们乘坐五点十二分的早班车，三个半小时后抵达台北。从车站走路到“中国广播公司”，开始进行录音。等录音结束，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由于我们在台北没有地方居住，只有赶最后八点四十分的晚班车回宜兰。

　　在赶火车的时候，我想到大家都还没吃晚餐。因此买完车票，我又急忙买了面包，带到车上分给大家，刚好一人一个。

　　青年们问我：“师父，您呢？”我说：“我刚才吃过了！”事实上，面包就是少了我的一个。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0)

　　在佛教里有“过午不食”，一餐不吃不要紧，不过那是原始佛教，教徒生活单纯，晚上早早就入睡，工作也有限度。但我那时年轻，工作忙碌，每天所消耗的体力很多，晚上不吃饭，事实上是不容易度过的。所以我经常饿得发抖、流汗、心悸，不过忍耐一下，也就过去了。

　　那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回到宜兰，已经午夜十二点。青年们各自回家，我回到雷音寺，寺中几位老人家都已熟睡，我不敢进入厨房，只有非常知趣地在床上打坐。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但是半夜里，我几度因为饥饿醒来，之后又因疲倦而沉沉睡去。

　　我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到宜兰，将近一个甲子的岁月，至今我的户口一直留在宜兰。二　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宜兰县、宜兰市同时颁发给我荣誉县、市民证书，总算我在宜兰五十多年的岁月，没有白住。

　　不过，我在宜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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