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元和日本曹洞宗
作者：何燕生
中国佛教自公元六世纪中叶经由朝鲜半岛移植到日本以后，逐渐在日本社会流传开来。隋唐时期，中日两国通过海路开始直接往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和俱舍宗也相继传到了日本，因这些宗派均以国都奈良为传教中心，故史称“奈良六宗”。之后，日本遣唐僧最澄、空海入唐求法，归国后，分别开创了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因这两个宗派均形成于日本平安时代(793～1184)，故史称“平安二宗”。它们分别以比叡山、高野山为弘法据点。在古代日本，佛教被看做是大陆先进文化的复合体，曾被最高统治者当做施政的指导理念而加以提倡。
道元(1200～1254)是在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2)入宋将中国佛教曹洞宗传入日本的僧侣。道元生活的时代，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生了空前巨变，一方面，由贵族阶级支配的政治体制开始走向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以一批代表一般庶民立场的新兴武士阶级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并迁都镰仓；另一方面，继荣西从中国传入临济宗之后，当时的一部份知识僧侣，对中国佛教已由原来的单纯移植、介绍而逐步向主动消化、吸收和重建的高度拓展。这些僧侣从未到过中国，他们通过业已传入日本的中国佛教祖师撰述的经疏论著的吟味、咀嚼，在思想上、信仰上与中国佛教祖师遥相默契，于日本本土分别创立了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和时宗。因这些宗派的开创者在立宗开教的同时，为适应时代的嬗变，对传统佛教的思想内容和修行方法作了某些重大调整与改革，力求赋予佛教以新意而适于日本社会，并使佛教流行于日本民间，故一般称之为“镰仓新佛教”。这些新兴的宗派，是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后经数百年与日本固有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相互碰撞、激荡、冲突、融合，最后成为日本化的产物，是古代中日文化得以在深层领域交融的重要标志。随着这些宗派势力在日本民间的不断增强，当时的统治者对它们实行限制、统制政策；以比叡山为首的传统佛教势力也采取排斥态度，甚至视它们为“异端邪说”。与此同时，由荣西、道元分别传入日本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尽管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传统佛教的排挤，但在统治者的积极支持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曹洞宗由道元传入日本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发生过深远影响。而且道元本人，基于自己对禅的深刻体验，撰写了九十余卷的宏篇巨著《正法眼藏》等，对通过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禅宗独特的修行理论和思维模式进行过不少创造性阐释，并形成了自己的禅学风貌。道元被誉为是日本历史上唯一具有独创思想的哲学巨人，在中日古代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一
道元，又名希玄，京都人，出生于贵族家庭。父亲名久我通亲，为当时内大臣；母亲名伊子，为当时摄政太政大臣松殿基房之女，亦系贵族出身。道元自幼聪颖，相传四岁时读《李峤百咏》，七岁时读《毛诗》、《左传》，九岁时能背诵世亲的《俱舍论》。不幸的是，道元三岁时丧父，八岁时丧母，使他在幼小时就尝尽了人生无常的痛苦，面临坎坷的人生维艰之途。前任摄政关白是道元的舅父，将道元收为养子，寄希望于道元将来能继承松殿家族的荣华富贵。可是，道元于建历二年(1212)，逃到另一舅父良显法眼驻锡的比叡山麓一寺庵，请求赐许出家。经道元再三哀求，遂于翌年依当时天台宗座主公圆僧正正式剃度，法名“佛法房道元”。当时道元十三岁。
此后，道元在比叡山广读佛教经典，对“天台宗风，兼南天(高野山)秘教，大小义理，显密奥义，无不习学”(《三祖行业》)。可是，聪颖的道元不久便对当时比叡山天台宗风靡一时的“本觉思想”发生了怀疑。“本觉思想”源于《涅
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语。此语原意是：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然而，到日本天台宗却发展为“众生本来觉悟，不须再修行”。对此，道元发出质问说：“宗家之大宗，法门之大纲，本来本法性，天然自然身，显密两宗，不出此理。大有疑滞。若本法身法性者，诸佛(为)什么更发心修行？”为解决此“疑团”，道元于建保二年(1214)下离比叡山，投当时京都园城寺座主公胤僧正门下，乞求示教。“公胤示曰：“吾宗之至极，今汝疑处也，为传教(最澄)、慈觉(圆仁)累代口诀所传来者也，皆不解此疑(团)。遥闻西天达摩大师来东土，正传持佛印。其宗风今流行于天下，名曰禅宗。若欲抉择此事，汝须入建仁寺荣西僧正之室，寻其故实，遥访道于异朝””(《传光录》)。于是，依照公胤的指点，道元于建保三年(1215)叩开了荣西驻锡的京都建仁寺大门。
荣西(1141～1215)为日本临济宗始祖，曾两次渡宋。绍熙二年(1191)第二次渡宋时，再度师事天童山虚庵怀敞(生卒年不详)，相依四载。后蒙赐临济宗黄龙派法脉而回国创建仁寺。荣西不仅将中国临济禅，而且还将中国茶文化传到了日本，并撰有《喫茶养生记》行世。据《建撕记》载，道元“入建仁寺开山千光禅师(荣西)之室，始闻临济之宗风”。但同书又载“荣西七十五岁而寂”，故从年代推算，多数学者怀疑道元曾见到过荣西，而认为道元实际谒见并师事的则是荣西的高足明全。明全(1184～1225)是荣西第二次入宋回国后投荣西门下的。道元师事明全先后约十载，广学台、密、禅、律。其后，二人订立入宋求法计划。二人于贞应二年(1223)离开京都到达博多，遂乘坐商船，于同年四月抵达中国宁波。当时是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
二人抵达宁波后，明全因带有戒牒，很快办完了上陆手续。而道元因未携带戒牒，南宋政府拒绝其上岸，只许在船上逗留。道元乘坐的商船上载有日本土特产。相传，一天，一位来自阿育王山的老典座到道元乘坐的船上买蘑菇，道元问老典座：“座尊年，不坐禅办道，看古人话头，烦充当典座，只管作务，有甚好事？”典座回答说：“外国好人未了得办道不在文字。”道元又问：“如何是文字，如何是办道？”典座遂回答说：“若蹉过问处，岂非其人也。”在当时道元看来，佛道修行，是看经、参禅，而炊事之类的日常作务则与佛道修行无关。后来道元撰《典座教训》，力说日常作务之重要，并强调自己通过与阿育王山老典座邂逅，“始知文字、办道之真谛”(《典座教训》)。
道元在船上逗留三个月后，终于获准上陆。先登礼天童山的住持为临济宗大慧宗杲法孙无际了派禅师。道元在此修行一年，其间蒙阅览龙门佛眼派嗣书和云门系嗣书。道元后来撰《嗣书》一卷，记述此段因缘。之后，因了派示寂，道元离开天童山，前往江浙各寺寻访“正师”，终不得如愿。当时道元绝望之际，正欲归国，忽闻如净新任天童山住持，于是以一线希望再登天童山，师事如净。时为宋宝庆元年(1225)五月一日。
如净(1162～1227)，又名长翁或净长，越州(今浙江)人。如净生来“岐嶷，非常童”，性格“欣然豪爽”(《枯崖和尚漫录》)。十九岁出家，师事足庵(雪窦)智鉴(1105 ～1192)而了悟人生大事。其后，历任建康(今南京)清凉寺、浙江台州黄岩县瑞岩净土寺、杭州净慈寺、明州庆元定海开业寺住持。嘉定十七年(1224，一说宝庆元年)，蒙勅晋住天童山，成为曹洞宗第五十世传人。如净与其后辈虚堂智愚、无门慧开，被称为南宋末期弘扬“古风禅”的复古革新派人物。他否定当时盛行的三教一致说，试图以禅为基石确立“全一佛法”。这在当时带有贵族化、官僚化倾向的大慧派全盛的宋朝禅林，可谓别具一格(《枯崖和尚漫录》、《正法眼藏》“行持”卷、《如净和尚语录》序)。
道元在拜谒如净之前，曾撰有一篇请愿文，叙述自己发心修行以来的经过以及入宋求法的目的。全文是：
道元，幼年发菩提心，在本国访道于诸师，仅识因果之所由。虽然如是，未明佛、法、僧之实旨，徒滞名相之怀标。后入千光禅师(按：荣西)之室，初闻临济之宗风，今随全法师(按：明全)而入炎宋。航海万里，任幻身于波涛，遂达大宋。得投和尚之法席，盖是宿福之庆幸也。和尚大慈大悲，外国远方人所愿者，不拘时候，不具威仪，频频上方丈，欲拜问愚怀。无常迅速，生死事大，时不待人，去圣必悔。本师堂上和尚大禅师，大慈大悲，哀愍许听道元问法。伏翼慈照。小师道元百拜叩头上覆(道元《宝庆记》)。如净展阅此文，为道元热心求法之志所感动，遂复书说：“元子参问，不拘昼夜时候，著衣袒衣，而来方丈问道无妨。老僧一如亲父，许无礼也”(《宝庆记》)。如净如此优遇道元，许其随时上方丈参问，一方面说明了如净的慈悲护爱之心，同时也表达了二人以心传心的禅机巧合。后来道元回忆这段因缘时说：
大宋宝庆元年(1225)己酉五月一日，初在妙高台烧香礼拜先师天童古佛(如净)；而先师古佛亦始见道元。其时，指示面授道元曰：佛佛祖祖，面授法门乃现成也。是即灵山之拈华，嵩山之得髓也。只吾屋裹，而余人梦也未有见闻也。(道元《正法眼藏》“面授”卷)。如净将自己与道元的见面，喻为释迦与迦叶、达摩与惠可之师资邂逅，高度评价了道元的器量。道元在其《正法眼藏·行持》中也说：“面对先师，适逢其人也”。表达了与如净相见的喜悦之情。自此以后，道元师事如净前后约两载。其间，据《宝庆记》载，道元得以向如净参问禅者一切“疑团”，如教、禅之区别，佛性是否超越善、恶、无记三性，禅院、教院、律院以及徒弟院的区别和其规则如何，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道元自己在比叡山修行时提出的修证“疑团”。
据《宝庆记》载，一天，如净入堂，见一禅徒未坐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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