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持念
闽南佛学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祖籍山西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故人称“柳河东”。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登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九岁任京兆府蓝田尉。三十一,岁升为监察御史行，次年升为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领导的“永贞革新”。九月被贬邵州刺史，十一月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到柳州任刺史四年，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四十七岁时死于任上，故又有“柳柳州”之称。
柳宗元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故有“韩柳文章李杜诗”的评价。他在逝世之前将文章寄给刘禹锡保存，200多年后的宋穆修收集整理柳文100余篇，后又得刘禹锡的45卷柳集，编成《唐柳先生集》。
在《柳河东集》中，与佛教有关的文章主要有诗词、序文和碑记。他的佛学文章是在长安，永州和柳州三个时期所作。在长安为佛学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他此时的佛学作品有碑文篇，碑塔铭和序各3篇，书1篇和诗2首，其中永州时期佛学作品最多，是佛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时有碑文2篇，碑塔铭2篇，赞2篇，杂题1篇，序6篇，记庙3篇，诗2l首之多，柳州四年是他佛学思想的最高峰，其中留下来的作品有碑1序，记庙工篇，在此时也可能写过一些禅诗，但没能保存下来，而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即是作于柳州。
柳宗元受其母影响，从小就深得佛教的熏陶，故自幼就好佛。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召序》(柳公绰)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从中我们就可知道他十多岁时就开始修习佛法。所以他又说道：“余知释氏之道日久。”他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曾对如海法师执弟子礼。而梁肃、权德舆与其父友好：都以佛教为归依处。在长安为官时，京城事佛空气正浓。德宗李适崇信佛教，在朝堂上开展“三教讲论”，对佛教的发展推波助澜。“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谪居永州“南荒"的古庙尤兴寺内，受到湛然再传弟子重巽的礼待，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写《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兄赠酬之以诗》，《巽公院五咏》等作品。由此可以看出重巽内外学素养甚好，以及他们的密切关系。移居法华寺，以西亭为居室，写《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赠给觉照和尚。这里还有--些僧侣往来，如游方僧文信，就曾与之“联栋而居"。后来再任柳州刺史时，重修大云寺，以供养僧侣，并写《柳州复大云寺记》。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主要是在永州时逐渐形成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台思想
柳宗元因与重巽和尚的密切关系，在永州时听重巽讲经說法，所以对天台宗的“三谛圆融”中道思想有很深的研究，故而后未有人把他说成是天台宗的信徒。
柳宗元受到“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影响，故而反对“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伙，则泥而皆存”。是不同意执着于空。有任何一边的，他称赞无性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对安海法师“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索，威黜其导，以蹈乎中”，“推一而适万，则率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推而未尝推，故无适，混而未尝混，故无归。”的中道观万分推崇，并把天台的“中道”思想与儒家的“中庸”结合起来，提出了“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的主张。他說：“当也者，人中之道也。”而佛教“凡化人，立中道教之权”。因此柳宗元认为儒家的“中庸”就是佛教“中道”的“无过天不及”的思想。同时把中道看成是佛教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且把这个范畴看成是客观世界的最后归依所在。
二、净土思想
重巽和尚与他共同探讨佛理，为此他写了《巽公院五首》，其中《净土堂》说：“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樊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皆。”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表示自己已领悟别了三空，即我空、法空、空空的真实不虚。龙兴寺净土堂由于年久失修“廉隅毁两顿，图像坠，”后重巽主持重修，刺史冯叙捐资了大门，柳宗元助资了回廊，并在墙上画了智凯和慧远的法像，于是写《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他说：“中州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净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言欺也。。。。。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此一段即说明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其言无言欺”；又说明了只要“有能诚心大愿归心净土者。。。。则往生彼国”的真实性；同时还说明了只要“苟念力具足”就能去三恶八难，十缠九恼，即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念佛解脱胎换骨的方法及净土法门之殊胜。
三、禅宗思想
柳宗元在《巽公院五首》的《禪堂》中写道：“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官然喧巾寂。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达了“心体二空，万缘俱寂”的禅学思想和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禅学境界。故而·借诗话禅，说明佛性本自清净，“照空不待析”如同“鸟飞无遗迹”。
柳宗元在永州—时为禅宗宗帅和诸大德们写了许多禅碑记序性质的文章，在他的佛学著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最重要的禅学著作《曹溪禅师碑》作于柳州。在碑文中赞叹慧能人师之禅说：“今布天下，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他在碑文中弘扬慧能的佛学思想，突出有两点：一是“始而性善，终而性善”，二是“不假耕耘，本自静矣”。
慧能大师禅学思想的中心足佛性说，而其重要的内容是“人人皆有佛性”。慧能大师认为人可分南北，而佛性无南北之分，人可分少数民族籼华夏民族，而佛性不论地区和民族，人人都无差别的本自具足。由于人人皆有佛性，当然皆可成佛。柳宗元不仅接受了六祖慧能的佛性思想，而且把儒教的“人人皆可为尧舜”与之结合统一起来，用来教育世人。由此可见他已把佛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且提高到新的境界和高度，这就是他在《碑文》中所说的：“始而性善，终而性善。”
慧能人师佛性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性本自清净”。佛性每一个人都具有，而且人人乱有成佛的智慧，只因被“妄念”所蒙蔽，所以不能认识自己的佛性一“本源清净心。但只要一旦觉悟，犹如“拨开云雾見青天”，明心見性而成佛。柳宗元所说的“不假耕耘，本自静也”，也即是六沮所說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木自具足、本不生灭、本不动摇、能生万法”的境界。只要向自心去证悟，一旦认识本心，即可成佛作祖，而向心外求法即是心上生心，走上歧途。
柳宗元清楚的认识到慧能禅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去繁锁，适合“秦人好简”的性格，并大力加以弘扬，这爲六祖禅凤很快风靡全国，传向世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他还肯定了南祥所包含的高深人生哲理与中国文化及哲学思想勾通的地方甚多，也是中国化佛教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走向。
四、律学与儒家礼仪的关系
柳宗元非常重视佛教的戒律，对戒律所起整肃僧团的作用也加以肯定。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这无疑是说必须有严格的僧伽戒律，并使每一个僧侣都严格的加以执行，才能有整肃的僧团。佛教也只有高素质的僧侣，才能“传其言”。
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柳宗元批评戒律荡然者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连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例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平人。又有能言体而刁；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因为在当時有许多以禅师自居者，极端的毁弃经教，不礼佛，不坐禅，不看经，不守律仪。曲解禅的含义，以为什么都不要即是禅的境界，即是方便法门，其结果是“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以爲背了几句禅的语录，记了几首禅的偈诵和詩词，就成了禅师而飘飘然起来，行为放荡不羁，无视戒律的存在，自以为是，自然要造成“世之大患”的结果。追其原因，在于口头禅脱离于用，只在言表，语言和所作所为不相应。禅虽不拘形式，但也不能失坏佛制戒律而成“颠倒”。因此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司与言佛。”他义说：“言禅最病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涎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昌于嚣皆，放于淫荒。”从以上可以看出柳宗元“戒定生慧”的观点。
柳宗元认为佛教戒律与儒教礼仪相同之处有三点：第一是讲性善。他说“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第二是讲孝道。他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 “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非常崇敬元皓和尚对其父母的孝敬之心，所以他称赞元皓和尚说：；“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第三是“诚。与“静”的修养方法。在给南岳弥陀和尚写的碑文中说；“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教诚其中。“孔子无大位，后以余言持世，更扬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圣浮屠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
柳宗元认为儒之“礼”和佛之“律”是可以互为增补，相辅相承的。因此他又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五、柳宗元好佛所遭受的批判
(一)信仰随顺说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杰出文坛代表和政治家信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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