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教的代不乏人，但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有最多争议的人物而受到批判。总结其因有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后，以儒教为正统思想来统治中国，而佛教被称作“舶来品。和“夷族宗教”自然要受到压制，其二是佛教徒不争名利，染衣出家而游于山水，遁入深林幽谷不入官场争斗，被说成是“不孝”和“消极”，自然要受到批判，其三是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而佛教被判为“唯心主义”范畴之内，同样为唯物主义”者所不齿。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集儒学大家和佛学名流于一身的柳宗元，自古至今受到儒家的卫道士和唯物主义的捍卫者的批判是自然的牢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按照所谓“正统”思想家们的分析，把产生佛教信仰者的原因归纳为四点。
1、佛教的笃者。如道安、慧远，玄奘，慧能等名僧大德。或出身世宦门阀，富贵望族，由于社会不稳，争权夺势不成，互相倾轧败北，而看不到出路，没有迁升的希望，便怨天尤人产生消极遁世思想，误入空门，或者是家道贫寒，生活无着，饱尝人世艰辛，不堪忍受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只得皈依佛门以求得精神；和肉体的解脱。
2、失意的政客和文人学士。或茫茫宦海的角逐中被击落水，升腾无望，空有报国之志和安邦之才而不能展抱负，于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和超尘脱俗，而讲经诵论，与名僧大师交友。即可以发泄失意的愤懑，又可以以此来嘲弄那些在仕官途中的得意者。
3、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张载，王夫之等人。王夫之说自己事佛是为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暇”，因此他批判佛教说：“彼语寂灭者，住而不返，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张载批判佛教曰：“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他们信佛的真正目的在于更圩的。批判和揭露”之。(在我看来此流人物大多少年生活没有着落，并不想凭勤劳谋生训，而佛家慈悲，好善乐施，又有书读。
于是投机取巧进入佛门，一旦翘膀丰满，便可反戈一击。这些人深知经藏，晓达佛理，通熟机关，操戈时更可击中“要害”“革命到底”，使你防不胜防，又可讨得主子们的欢心，最能博得“志同道合”者的喝彩，自然是可以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名利双收的。请看“十年文革”之后，呵佛骂祖最卖力起劲，“最出成绩”，者，大多是此类众生也。)
4、随顺习俗老。所诡随颐习俗，自然是家庭长辈之命，“不得不从”，尔或是亲朋好友们在作“狮子吼、梵呗唱”，为不失朋友情谊，只好跟随着作作门面、装装样子。因此“正统者”们为他以平反叫曲说；“此君之好佛非出真心，乃是被迫”。)
凡此四种原因，所以有人就说柳宗元之信佛，永新革新之前乃是随順世俗。因父亲朋友、岳父、妻子等人都是佛教徒，故此只好“随波逐流”，写一些崇僧颂佛的“好文章”。永新革新被贬永州而住无定所，团重巽和尚的安排，住于寺内。“此时官场失意，痛恨世人为了追逐名利和猎取官职
云互相傾轧啖害，僧徒不爱官，不争能，以山水力乐，以闲静安适为习尚。况且身在永州寺内，不与僧徒支游作文，又能与淮来往呢
”这段语出自世人对柳公永州信佛的评语，意思自然是说柳宗元此时向佛教靠得更紧，乃是受到和尚的“恩惠”，所谓“吃人嘴软”，出于“无可奈何”而写些“非出木心”的文章。
综上所述，柳公之信佛要归类于前而所指原因的第二类“失意政客”和第四类“随顺习俗”，所以自然“不是出自真心”。其实这些说法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否定柳宗元的佛教信仰，来否定古来所有文化名人的佛教信仰，借批评柳宗元好佛，来否定和批判整个佛教。
(二)事佛融合说
柳宗元作为一名儒学大家，又留下闪耀着光辉的不朽文章，后代批判家们当然谁也不敢全盘的否定他，只好抓住他好佛这一点来攻击。柳宗元毕竟是一个大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以在批判他信佛的时候，话语当然要说得委婉一些，于是“融合说”就成为解释柳宗元好佛的最佳变通手法，以免批评得“过了火”。
中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和思想家的交流和争论比较烦繁。如太宗、武则天、玄宗、宪宗、德宗等是支持佛教发展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経常在朝庭进行“儒释道”
三教辩论大会，這必然有利于三教的和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但太宗规定：“儒先，道次，释最后”的宗教政策，对俳教的发展自然不利，而武则天时才有所改善，即为“释在道之先”。
佛教从汉水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至中唐时已经近七百余年。敎团的规模日益扩大，寺院遍及全囯各地，译经日趋完善，高僧倍出，八大宗派相继成立，形成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而且传教弘法的方式也逐步成熟起来，呈观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这就是佛敎发展的顶峰时期。与之相比，儒敎的发展前景则不容乐观。西汉武帝独尊儒学，成爲统治中囯几千年的正统思想。虽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到了中唐，儒学虽然还是被奉为正统思想，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在当時，中央集权制更加完善，士族体制逐步解体，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秩年，这个问题急待解决。而统治者赖以指导社会生活的儒学，许多教条已成为过寸或者是陈旧不堪的东西；在解决观实问题时必然显得不敷应用，儒学灼地位也就显得轻弱无力相岌岌可危。安史之乱过后的盛唐帝国已成为过去，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以及朋党之争使官场更加黑暗。此时佛教的顶峰时期已经到来，而且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大批儒学优秀之土转而信奉佛教。柳宗元正是这时转而信奉佛教，而且越来越向佛教靠拢的，同时也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儒教唯我独尊的地位受到了强大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挑战。如果不从佛教吸取所需要的东西，充实自己，完成本身的自我改造，就可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这样儒释道三教合流势在必行。当然所谓合流并不是合三为一，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而实际上佛教从传入中国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诗歌，韩柳散文以及后来的宋词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严格的说，如果没有佛教约传入就不可能有唐诗和宋词的辉煌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多彩多姿的中同灿烂文化。只不过许多顽固不化的儒学者，就象占了别人的便宜反而说自己吃了亏一样，口头上不愿承认而已。
柳宗元作为一个儒学大师，从小熟读儒典，饱览史书，很早就涉足官场，又屡遭打击，当然头脑要冷静得多。因此，他的事佛，并不能单单从“援佛入儒”或“佛为儒用”这一融合的观点去看待，而应该包含了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以及佛理如何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个复杂的内容。
佛理的产生来源于现实生活，同样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柳宗元奸佛，学佛不能简单的看成信仰上的随顷时俗，思想上的融合佛而为儒所用，答案就在于此。柳宗元被贬永州，使他脱离纷争叠起的朝庭，在寺内“修身养性”，有安静的环境更多研究佛理，有时间听经阅藏，完成一个儒学大师到佛学大家的转变，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有人说什么柳宗元在永州时因受了和尚的谬沦的影响和生活上所施小恩小惠的“勾引”，出于无奈，才说了一些对和尚有利的好话，写了些为佛教歌功颂德的“不成器。文章，这样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柳宗元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才是真君子，而柳宗元就是一个真君子，不是小人，而且是一个品德高尚历来被世人所拥戴的人。所以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批评柳宗元信仰的问题，而是否定了柳的品德和人格，所以是无半点道理可言，应该坚决推翻的。况且柳宗元身处逆境，气不馁，志不移。学习佛法，与僧侣结支，只能使他对人生和观实社会生活的认识更加清晰，对贫民的疾苦更加了解，对朝庭政治病疾观察得更加透彻。学佛不但没有使他消极怨世，也没有失去救国爱民的思想，更没有丧却作世人师表的优秀品德，反而佛教的大慈大悲的精神使他救世济民之心更加迫切。这种忍辱负重的气量，非平凡之辈所能及，这种志向也正是大乘菩萨用出世佛法入世救民拔苦精神的体现。学佛不但可以使他凄苦的心理得到宽慰，而且可以静下来重新对现实进行思考，且被重新委以重任叶，能更好的造福人民大众。他在永州时考察民间生活情况，以实地观察，耳闻目睹的材料，写出了《捕蛇者说》等大量权威性文章，发出了“苟政猛于虎也。这震人心肺的呐喊，这实际上就是对儒学所谓“仁政”和“仁爱”思想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转而信奉佛教。如果从这一点上看，柳宗元的事佛不仅是融合的问题，而是对儒学“圣人道”产生怀疑和动摇之后的信仰转变。
柳宗元常说：“为吏者，人役也。”这同样是大乘菩萨悲心救苦的体现。他在柳州度过生命的最后四年，也是实践他“心乎生民而已”的诺言的最后机会。
他一到柳州就解放奴婢。在《唐律疏》卷六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而柳宗元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解放奴婢
与良平等。这不仅是对朝庭法律的蔑视，也是對儒学“尊卑有序”等级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从反面来说，不仅是保障下层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获得，而且也是佛陀“众生平等”思想的体现。在柳州时他推广柑桔种植，提倡开荒凿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仁政”，留下“柳柳川”的名号和佳话。这政绩，如果不是一个佛教徒，具有爱民拔苦，菩萨济世的思想，都是难以做到的。
刘柳碑元的研究历来以永贞革新为主展开争论，而他的佛学文章和佛教信仰，大多数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他的佛学文章，特别是“文革”之中被贬为《柳河东集》中的糟粕来加以批判。柳宗元为什么信佛这个问题，古来能够给予客观的分析、冷静的对待、公正的评价的自然也是寥寥无几，开展柳宗元佛学思想研究工作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为此我认为肘柳宗元的佛学著作籼思想大有加强研究和探讨之必要，因为他毕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儒学大家和文学巨匠之中信仰和推崇佛教的杰出代表之一。
有人说：柳宗元“中佛毒当然很深”。这自然是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儒学家和唯物主义学者们尊儒排佛的“坏习惯”和治学态度的“不中道”以及心胸的狭窄和思想的偏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佛毒当然很深”也正是承认了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深邃和佛教信仰的牢固。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我认为他一生中做了三件值得人们纪念的事情；其一是他所写的大量优秀文章和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后人所膜拜和称道，其二是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人领导的“新政”
为后人留下赞扬和批判的口实与材料；其三是他的妤佛使历代名流褒贬不一。本人作为一名佛教徒，对于柳宗元的不朽文章自然是推崇备至，而永贞革新的功过是非，也应由历史学者们去评说，我是不敢饶舌费心的。至于柳宗元好佛的历史事实，虽然名家和风骚客们大都摆出一副副不很友善的面孔教训之，而愚下却不但要大大的给予肯定，而且也很有必要费些笔墨研究研究，并说上几句，就算是为柳公鸣不平也罢，以便使更多的人们知道柳河东事佛兴法的好风尚。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持念)》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