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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提倡义学

　　前面提到孝文帝令朝庭重臣经常与义学沙门讨论佛学，同时他本人对此也兴趣很大。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

　　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恒倚讲沦。”在他的提倡下，北魏的佛学研究风气渐盛，一时名僧辈出，如道顺、惠觉、惠纪、僧意、湛僧、惠度，僧显等人。

　　(6)宣武帝对佛教的护持

　　宣武帝(500—515)，爱好佛理，常在宫中讲解经论，召集名僧研讨义理。有僧记录，为名《内起居》。景明初(500年)，宣武帝命大长秋卿白整理按平城灵岩寺的建筑风格，在洛阳南的伊阙山，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造石窟两所，此为龙门石窟开凿之始。508年下诏说：“缁素即殊、法律亦异。……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巳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这是说，出家沙门，犯杀人以下的罪者，可依律制裁。给予僧团相当大的特权。修建永宁寺及九级佛塔，“其诸费用，不可胜计，……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有关建寺的资料，在《洛阳伽蓝记》记载颇多，可以参考。

　　由于北魏帝王的崇佛，使佛教发展迅速，《释老志》上说：“上即崇之，下弥企尚。"在帝王的提倡下，上至王公妃主下至庶民百姓都争相信佛，加上“北魏末年，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然而也有一些农民为了求得寺院均庇护，摆脱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如“正光巳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徭役，猬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即是有力的证明！

　　三、师贤与昙曜

　　太武帝灭佛，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大打击，文成帝复兴佛法，在朝廷主持复兴佛法的僧人主要是师贤和昙曜，奠定北魏佛教发展基础的也是这两个人。

　　师贤出身于罽宾王族，剃度后东游凉州，凉灭入京。太武帝灭佛时隐藏在民间行医，文成帝复兴佛法，再为沙门。担任道人统，掌管僧尼事务，主持复兴工作。

　　昙曦，和平年间之初，道人统师贤殆后。由昙曜继任道人统，对于北魏佛教贡献巨大。在《继高僧传》卷一有传：幼小入道，戒德冰霜，风采恬静，节操卓然，深得文成帝的器重。武帝废佛，诸多沙门都以医术或其它才能还俗。而昙曜则誓死守持沙门的生活，法器、袈裟不离左右，持成不渝。复兴佛法之际，以平城为中心，展开了乒人的弘化伟业。

　　A、云岗石窟的开凿

　　昙曜的复兴佛叙事业，农观最突出的就是开凿三岗石窟的开凿。在《魏书·释老志》上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窟，开窟五所，铸建佛相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

　　B、僧只户与佛凶户的确立

　　为佛教在北魏的发展，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

　　C、译经

　　昙曜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共同译出新经14部，并请名僧道进等人讲说。

　　四、北魏的寺院经济

　　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469)从宋朝子里夺得青齐地方，徒当地民户于平城，将其中较高的民户“民望”，设“平齐郡”以居之。史称这些民户为“平齐户"。《释老志》载：“昙曜上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皇帝同意此奏。“于是僧只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这里所说“平齐户”及诸民中的“诸民”是指什么了应当指与平齐户地位相等的人众。《魏书·释老志》所载：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尚书令肇奏言中提到：“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476)，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力僧只户。”按规定：“僧只户不得别属一寺”，僧祇户每年向州、郡的僧尼管理机构“僧曹”缴纳六十斛栗，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字，北魏均田制下，农民的租训是“一犬妇帛一匹、粟二斛。农官管辖下的屯民一年缴六十斛栗。而僧只户上交的与屯民

　　相等。僧只户不是缴纳给某个寺院，而是缴给僧曹。主要用来，供给州、郡…—切僧尼的宗教活动使用。昙曜还建议，在灾年要用僧只栗救济饥民，“不限道俗，皆以拯施。”然而，主管僧只粟的僧官在执行

　　当中却出现了另外现象，如宣武帝永平四年(511)诏曰：“僧只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尝利

　　过本，或翻改券契

　　侵谷贪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以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只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山入

　　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来收，上台录记。如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见《释老志》。)

　　这里是说僧祗粟的主管者，把僧祗粟作为赚取高额利息的本钱，所获利率多达百分之百以上(偿利过本)，甚至还通过擅改券契的办法；来丰厚收入。结果“缅民嗟毒”，这种“岁月滋深”的种种行经，固然违背了慈悲济世的宗旨。使帝主对维那、都尉等人失去了信任，由刺史，尚书共同参与管理僧只粟。诏书中还特地强调对贫穷百姓，改变借贷方法。甚至以“依法治罪”来威胁，但效果依然不好，尚书今肇高上奏，说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僧只户，受到都维那僧暹，僧频等人的逼迫，致使他们“弃子伤生，自溢溺死五十余人”。结果僧暹等人交付昭玄曹依僧律处治。

　　佛图户也称寺户，来自罪犯及官奴，除负责清扫寺院外，还“岁兼营输粟。”

　　他们与僧只户属于整个僧团不同，而是分属于个别寺院钓劳动者。自由很少，拥有自己的家室。

　　五、北魏教团的庞大

　　拓跋魏接触佛教的时间比西域，中原和江南较迟，但是佛教一经传入魏地，发展速度异常迅猛，寺院、僧尼数字和造像的数量规模而言。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南方诸朝。据《释老志》载：“孝文帝太和元年(477)，京城内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此后境内的寺院，僧尼数量猛增，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寺数较太和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徒沿逾众”。到了神龟元年(518)，根据王元澄的一份奏章“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逾五百，自迁都巳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这时京城洛阳的寺院比太和初的帝都平城增长四倍多，僧尼之众也容易想见的。《释老志》提供的北魏寺、僧的最后数字是正光(520——524)以后的。“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与之时任相近的南方梁(502——557)朝，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左右。南北两方的寺，僧数目悬殊。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紧承北魏的北齐、北周两朝外，没有哪个朝代的僧尼人数达到百万以上，可以说北魏的教团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教团。

　　六、拓跋魏的僧官制度

　　《释老志}上说：“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摄僧徒。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弥加崇敬，永兴中(409——413年)，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常亲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舆辇，更广大之。年八十余，泰常中(416——422年)卒。未殡，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法果在皇始中被征到京师后任道人统，法界本身备受崇奉，但未有副职、厉员，未有僧务机构。道人统法界所领导的教团完全是依付王权，其人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僧官带头跪拜君王，与东晋南朝僧侣为争沙门不应尽敬时君的斗争，成了鲜明的对照。

　　稍后不久，又设立了专门的僧务机构监福曹。《释老志》上载：“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监福曹是巾央一级的僧务机构，道人统是它的主官。在《释老忘》和《高僧传》中可以考见的北魏初期的道人统除法果以外，尚有法达、师贤，昙曜时积沙门统。无论是道人统还是沙门统，在资料里都没有提到道人统手下还有副职或属员。这与北魏初期僧务不多有关。

　　至于监福普之改名为昭玄寺，不是单纯的易名问题，它含有适应僧团扩大，僧务趋繁的形势，充字机构，加强僧官职权的内容有关。

　　七、余说

　　《魏书·释老志》是中国纪传本正史中唯一的一篇记述佛教、道教、历史的“志”。魏收本人长于文学，又长年担任史官，能够接触和利用大量官方文献。所以他的《释老志》在内容上比较充实可靠，在叔述上能充分发挥“志”这种休裁的长处，从总体上对佛、道进行综合介绍，重点论述北魏时期的佛教概况。对佛教的评论公允，不偏不倚，调合儒佛，在取材论事方面也能做到重点突出。对研究佛敎与政治关系、佛道关系、僧官制度、寺院经济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略析《魏书·释老志》——简论北魏时期的佛教概况(圣瑞)》全文阅读结束。